“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的限制，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近百年来，中国为重新“凿通”“丝绸之路”做出了不懈努力。1905年，古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汴洛铁路）开始修建。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都规划了延伸到西北方向的铁路，以便与各国的铁路网衔接。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连接陇海、兰新直达欧洲的铁路动脉全线贯通。

    除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我国更明确提出了相关的战略规划。21世纪以来，中央先后部署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西部地区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丝绸之路复兴的前景日渐光明。2005年，“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召开，两年一度的国际论坛成为我国推进丝绸之路复兴的重要多边舞台。2007年，我国与中亚七国计划共同投入192亿美元建设“现代丝绸之路”。2008年，我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中亚四国联合发起“丝绸之路”区域项目，共有19个国家响应，各国在日内瓦签署意向书，决定再为复兴“丝绸之路”投入430亿美元。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首先，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1／4。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其次，“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再次，“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来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经济发展为基础设施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提高了各国参与合作的意愿。政治合作消除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各种人为障碍。经济发展与政治合作有助于化解安全冲突，消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伴随着政治、经济活动而展开的文化交流，最终将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目标并行不悖，使得“新丝绸之路”构想具有突出的稳定性，不至于被安全冲突打断，反而能抑制安全冲突。

（摘编自《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

    今年是话剧进入中国110周年。话剧初入中国之时，启发民智，旁不可挡。之后的几十年，话剧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百余年来，话剧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艺术家、演出团体以及《雷雨》《北京人》《茶馆》等大批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随着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艺术，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扶持政策，对于当代本土戏剧的发展助力很大，形貌多样的演出剧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种鼓励原创的政策和措施激发了戏剧从业者的创作热情，盘活了演出市场。同时，难免有各种力量争相加入戏剧的运作，只为资助和奖励，而置艺术于不顾。这也是全国上演的剧目数量虽多，但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能够引人思考的佳作依然稀少，在舞台技术和表演、导演技艺大幅提升的同时，很多戏剧作品的精神品质反而下滑的原因之一。

    戏剧常常是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世态人情。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娱乐化的浪潮，近年来，戏剧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化，戏剧乃至艺术的生存环境、审美情趣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放任票房、收视率成为作品效果唯一的衡量标准，功利主义对于制作方、创作者乃至观众的引导作用不可小觑。一些原创剧目舍本逐末，追求外在呈现形式的新奇，却忽视作品的内涵和本质；一些剧目明知文本基础差、有硬伤，却由于种种原因仓促上马；盲目投资、拔苗助长等问题也陆续出现。精美的舞台呈现配上严重缺失舞台剧特质的电视剧化、空洞、平庸的剧本，都阻碍着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戏剧作品若是缺失了精神世界、丧失了思想的光芒，任何所谓的新技术、新方法甚至薪形式都难逃被迅速遗忘和淘汰的命运。在舞台技术性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戏剧返璞归真，加强剧作和演出的精神内涵越发显得迫切。

    艺在于技，更在于心，如果创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戏剧人物的心灵碰撞与选择必然显得虚假。创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敬业和操守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创作者若果仍处于就事论事或者堆积材料的阶段，作品就会在整体上缺少创意和思想的火花，更多的是以戏剧的形式来讲述一段生活、故事，侧重展示现象而忽略对本质的抓取，这就没有深入到塑造独特角色，探索人物心灵轨迹以及体现独特情感色彩的创作轨道上来。

    戏剧水平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只有精益求精，才能破除创作上的僵硬化、同质化和模式化，从而让戏剧作品透过外在形式，深入人物的内心，找到直抵人类心灵之路，焕发出戏剧创作内在的精神力量。当戏剧创作者自觉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诱惑，更多关注作品的内涵及其内在精神提炼的时候，中国话剧的潜力和活力才能真正迸发。

（摘编自201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因时代、政治、身份及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文学“自娱”有不同的理解。原本“自娱”之文，接受者却能看出善和知识，将其视为严肃的作品。自娱的曲子词也能从中发现微言大义，“自娱”的戏曲、小说也可经典化、雅化。原生态的“自娱”之文衍生出其他功能。

    原非“自娱”之文，接受者又从中发现娱乐成分，将经、史、子及正统古文“小品”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以游戏轻佻态度对待庄严典重的经典之作。如晚明陆云龙辑《公穀提奇》，以“奇快可喜”为标准看待和选辑儒学经典，原本用以修身养性、经世致用的高文大典也为我所需，自娱自乐。这是“娱”的“泛化”。

    原本有“自娱”成分的作品，后人见仁见智，有的只重自娱。从接受心理上看，普通读者偏嗜接受“自娱”之文。

    对同一作者的作品，读者也是各取所需。如明末张大复兼擅古文和小品，但世人多欣赏其自娱的小品，只求捧腹解颐，而不喜严肃正经的古文。不同文体对“自娱”有不同的要求。按传统、正统观念，文载道，诗言志。正宗的古文是廊庙文学、载道文学、事功文学，不是用以自娱的。诗言志抒情，可兴、观、群、怨，净化心灵，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也不是单纯的自娱。词、曲小说则以自娱为主。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云：“词曲，金元小技耳。上之不能博功名，次复不能图显利，拾文人唾弃之余，供间谑浪之具，不过无聊之计，假此以磨岁耳，何关世事。”又说词曲作者是“正业之外，游戏为此”。认为词曲是超功利的纯然消遣自娱的文体。弁山樵子《红楼梦发微》也说：“夫小说，一茶余酒后之消闲品耳。”创作小说是消遣自娱，阅读小说也是消遣自娱。

    不同文体对“自娱”的不同要求也是相对的。写古文同样可以“自娱”，如韩愈写《毛颖传》《送穷文》即是自娱。晚明兴盛的小品实是古文的休闲化。汤显祖《答张梦泽》中将用以“自嬉”的“小文”与“长行文字”“馆阁大记”对举，“小文”只是自娱而已。历代宫体诗、香艳诗、闲适诗也多是自娱。不少小说、戏曲娱乐与教化功能兼而有之，是“寓教于乐”，有些小说、戏曲政治色彩浓厚，则完全脱离了自娱功能。

    正统观念中，某些文体如诗、文、赋地位越高，则越轻视其“自娱”功能；相反，某些文体如戏曲、小说地位越低，则越重视其“自娱”功能。

    任何一种文体于民间初兴时，皆是自娱娱人，文人人偶尔染指，也多是自娱，后来便逐渐被统治者利用，政治化、功利化，原来的自娱功能反遭贬低排斥。但“自娱”功能是一脉不断的。这是一种带有普遍规律的文学现象。

（摘编自欧明俊《古代文论中的“自娱”说》）

诗庄词媚

    诗和词，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来诗词并称。史上有评论家对诗词的风格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诗庄词媚”之说。所谓“诗庄”，取字面意思就是说诗歌大都庄肃严整；“词媚”就是指词相对婉约媚气。这种说法看似简单而概括，实则一语道破诗与词的风格之异。那么“诗庄词媚”之说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近体诗发展以来，人们在写诗时，必须遵从严格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写出来的诗也就带有严格的格式和韵律。词则不然。词是音乐性的歌曲，是当时被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词牌也是多种多样，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如此看来，诗工整，词自由，格式上的差异构成了“诗庄词媚”说法的一部分。

    唐代科举取士需要考诗赋，这也决定了作诗的严肃性。才子文人们需凭一手好的诗作来获取官位，内容上自然也不能放松要求，多是追求功业、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而落榜失意的人写诗，就是为了感慨身世，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了。诗也是人们言志的一种常用手段。《尚书•尧典》中有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词一直被人们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滥郑声”，它一般用于娱乐场所的助兴，依靠风尘女子来传播，多被唱作艳曲。词中的女性形象也占了很大部分，包括符号化的美女、思妇、甚至女强人等等。题材上，词以言情为主，欧阳炯《花间集序》中写：“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可见，“用助妖娆之态”的词自然不能脱离“媚”这一形容词了。有人说，“词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扬声于雕栏玉砌之间，寓形于风花雪月之中”。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也解释了“诗庄词媚”这一观点。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诗歌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从《诗经》开始，人们便强调“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等需严格遵守的戒条，孔子、荀子等儒家巨匠也阐释过“诗言志”这一中心命题。经过几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礼，诗歌始终遵循着“经夫妻，成孝顺，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起着教化作用。相对而言，词并没有历史的规定和局限，一直以通俗文学、娱乐大众的身份存在并流传，正如张炎《词源》云：“簸风弄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

    人们说“诗庄词媚”，这对诗词的风格来讲固然是个大方向，但历史上也存在着诗“媚”词“庄”的现象。诗也有美的一面，也有“媚”的一面，我国的诗也存在着很多男女情爱之作，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名句。此外，诗歌自身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特性，也充分体现出诗歌的美感。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词的题材和体裁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名篇，都体现了庞大的气势和远大的抱负，这又是词“庄”的重要体现。

    “诗庄词媚”，诗重庄肃蕴敛、雅正刚挺，词尚谐婉有致、豁朗纤艳，二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谓“并蒂花开一树香”，它们不仅成为中华文化永远的经典，而且也构成世界叹为观止的永恒遗存。

（摘自于溟跃《也谈“诗庄词媚”》，有删改）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我老觉得，我们现在的阅读很像是投食模式。一到周末或月底的进食时间，流水线一样的资讯平台就开始推送了，详尽的内容简介、写作特色、章节摘要、专家评说，切成很小的碎块、撒好了提神的调料和悦目的花边，排列整齐地进入到我们各自所趴着的笼子里。投食而来的那些书单，挤挨挨地进入视线，爱恋的感觉就此稀薄了，似已没了起初的忠贞和虔诚，因它们不是我日思夜盼、苦苦求索而来的，甚至可能是并不需要的、伴有轻微质疑的。当然，是可以看的，足可以翻上大半天，直看得挺胸凸肚，可随后只消半个黄昏，就饿了，加倍的饿，空洞到极点的饿。我饿着。我羞耻于这种饿。这怨不得别人的，为什么会在大丰大收、供给丰沛到过剩的背景下如此之饿？是我的无能，是我自个儿丧失了觅食和追求的能力，去荆棘、去莽原、去冰雪中捕食的能力，从被抛弃的垃圾堆里、从加锁的门背后、从被打包变卖的废品中，翻找到那些破旧、残缺、没了用处、味淡如水的，但真正适配自己的东西。我只能吃大路货，叼起降落到眼跟前的发亮玩意儿，哼哼唧唧地表示津津有味，以大合唱、团体操的标配方式来阅读、思考、发声。每次看到书单和排行榜，看到几乎像课堂作业般整齐的赞美式反馈，我总升腾起一阵迷雾般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能否有勇气立即站起身、跑出去，趁着肢体与脑力尚未完全绵软，离开这无需任何心力的富足之地，跃入旷野，跃入干涸，激活被干扰和驯化过的视觉与嗅觉，恢复那种挑剔但准确的灵敏，重新长出野蛮有力的肌肉……最终，在视线尽头的大地深处，在被忽略被冷落的地方，在依稀可辨的光线中，遭遇到我一直寻找和渴求的那本书。

（选自南报网《投食下的阅读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