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藏中，传统节日有着其他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值得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传统节日最根本、最重要的主题；中古以后，传统节日促进人际和谐的内容才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节日大都是岁时节日。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移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节日数量很多，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形成、发展、兴盛、衰弱以至消失的过程。

    节日就是时间历程的重要节点，它的形成当然是有了基本的时间观念之后的事。古人最早产生的时间观念是日出日落、寒来暑往。由此，开始分为寒暑两季，接着有了四季的划分和最早的节气。先秦古籍《逸周书·时训》记载了二十四节气。流传至今的节气名称全部是以简洁朴素的词汇感性地描述天象气候物候的变化。古人认识到这些日子是天象气候转变的关键节点，以为这些划分都是神灵的意志使然，便在这些日子施行巫术、占卜，祭拜日月星辰、五谷诸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健康平安等。每年如此，便形成了在特定时日周期性重复的民俗活动，形成了最初的节日。月亮的晦朔圆缺之日也让古人感到神秘并加以崇拜，也会产生萌芽状态的节日。这些早期的节日产生于古人以其感性、原始的方式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源于古人在特定时日用以解释、控制自然进程的超自然力崇拜。所以说，岁时节日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的结果。确定节气之后，又有了年月日的划分，便形成了历法。

    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有浓厚的人情味，几千年来已经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故传统节日的保护，有利于保持和有效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一些较大的传统节日，已不仅仅是汉族的节日，也成为许多少数民族的节日。如春节已成为我国境内四十多个民族的共同节日。同时，少数民族的节日数量众多，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采取切实的保护措施，维护中华文化一体化格局中的各民族文化多样化；其节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可被吸收到汉族的节日传统中来。

    包括节日文化在内的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是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享的文化。在同一个日子过同样的节日，使我们体会到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尤其是在异文化环境，一个族群同样的节日习俗就更成为文化认同的显著标志。文化的认同往往比政治的认同更为牢固、更为持久。这样的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

（节选自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

梨花风起正清明

    我国大部分地区一到清明时节，就告别严冬，迎来四野明净、生机盎然的春天。清明是农耕的重要时机，所以农谚有“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清明也是人们亲近自然的大好时节。古诗云：“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清明踏青、修禊的风俗反映了人们亲近大自然、感受生命和谐的心理需求以及张扬生命活力的愿望。

    为了顺应清明时节阳气上升、万物萌动之理，人们开展了春游健身和插柳植树的活动。

柳树得春气之先机，阳气最盛， 古人以“插柳”避疫驱邪，又赋予其“插柳留春”的文化意蕴。后来，清明插柳之风逐渐发展为植树造林之举，民谚说：“种树造林，莫过清明。”

孙中山先生把植树造林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推动。在他的倡议下，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确定清明节为植树节。1984年北京市将“全民义务植树日”定在清明节前后。2008年清明节被定为法定假日，植树节便自然而然地落户清明。在清明播下的希望种子，经几度春秋， 弥漫成郁郁葱葱的绿意。这时，人们会感到生命之树长青，就像是留住了春天，留住了生命。

    清明节还是体现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最富有生命意识的传统节日。虽然物质生命无法永存，但精神生命却可以永恒。生命之火如何延续?什么样的人生能够留芳千古?古人的回答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史留名”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肯定。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功、立言，而立德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古人把“立德”置于“三不朽”的首位。

    人们也正是通过清明节扫墓等传统仪式，一方面来感受“生死两茫茫”的悲怆，感念先人生我育我的恩泽；一方面停下行色匆匆的人生脚步，面对死亡，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生死的感悟中，让灵魂受到洗礼和净化，获得生死情感的宣泄和道德生命的传承。所以，人们追求以懿行嘉言留名传后，把个体生命置于祖辈代代相传的生命长链之中，作为长链的一环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精神得以安顿。因此，清明节正是家庭文化建设的契机，中华民族的敬祖意识、感恩心理、天人观念，在清明节可以得到充分地表达。

    而今，祭奠亲人、祭祀祖先的活动已发展到缅怀先贤英杰。祭奠他们，能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受到爱国主义和中华文化精神熏陶，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清明。

    清明还有政治清明的含意。《诗经·大雅·大明》有“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句，《后汉书·班固传》也有“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的话，显然都指政治清明。

    清明的这种人文内涵常常以人物故事为载体而获得广泛传播。介子推与寒食、清明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相传晋文公在火熄后上山看到介子推母子抱树而死，在他们身后的树洞里发现了一首写在衣襟上的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传说中的介子推遗诗，出自谁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短短八句诗三嘱晋文公“清明”，反映了人们渴求“清明之世”的普遍愿望，即追求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是“君圣臣贤”“官清吏廉”的清明之治。

《乐记》曰：“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感自然节律而设，孕人文精神而丰，是对中华传统节日清明的最好写照。

    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了《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美，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中国古来就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关注天人关系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其中说：让德政普及，使得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水虫草木等都为其蒙被，然后才能使得“阴阳调”“风雨时”，维持良好的生态秩序。这种试图以人为因素影响“天”的意志的主张，其实体现了比较开明的生态意识。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上书引述《明堂月令》的内容，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执政者的行为“奉顺阴阳”，则“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五谷丰登。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熟”“风雨时节五谷成”等文句，都表达了同样的社会愿望。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较早成熟，正与农耕生活对自然生态条件的高度依赖有关。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本身就具有科学意义。中国早期的农学和医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发达的。

    在反映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的种种文化遗存中，如果剥去神秘主义的外壳，可以发现其科学思想的内核。《孟子·告子上》说，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牛山曾经草木茂美，但因为位于都市的近郊，人们随意砍伐，还能够茂美吗？当得到雨露的润泽，又会生长新芽嫩枝，然而在这里放牧牛羊，就又变得光秃秃的了。所以说，得到滋养，万物都会生长；失去滋养，万物都会消亡。孟子富有哲理的名言“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包含着生态平衡的思想。古人认为山林可以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如果斩伐林木没有“时禁”的话，是会导致水旱之灾的。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山林植被有涵养水分、提高空气湿度、增加降水的作用。古代护林的礼俗制度还包括定时采伐，以保护山林的再生能力；禁止野焚，以保护山林以及鸟兽昆虫；禁止砍伐幼树，以保护山林的天然更新。

    成书于东汉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自粪”的概念，应与人工施肥不同，是指动植物死亡之后重新返回土壤，为新的生命提供养分。这样的认识，类似今天循环经济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劳动者还创造了充分利用生态条件的经营形式。《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在塘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扫羊粪于塘中，以为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广东新语》《湖雅》等著作也记述了水塘上中下层鱼混养的方式，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对水体的一种立体开发，对自然资源的一种综合利用。

    总之，我们在总结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宝库的贡贡献，不应当遗忘有关生态保护的思想和礼俗构成，因为这些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标志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成就，而且对于增强今天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与借鉴价值。

（节选自王子今《中国古代的生态保护意识》）

当代书法“文化缺失”论的逻辑指向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书法事业的蓬勃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突显，这当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书法文化内涵缺失有所担忧的论调。学者们在文章中不同程度地对当代书家传统文化修养的缺失、当代书作文化价值的弱化、当代书法展览中的文化失语症等现象提出了批评。若具体分析，当代书法“文化缺失”论的指向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作者的文化身份；二是作品的文字内容。

    首先，学者对当代书法缺乏文化内涵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书写者文化身份的不认同。我们知道，传统书法家的构成是以文人为主体的，而时至今日，书法家的构成是比较多元的，既有专业化、职业化的书法工作者，也有在政界、学界、商界从事各类工作的书法创作者，他们与传统文人的知识结构相比较，对古文字的学习与使用，对古文经典的记忆与理解，对古典文学的创作与欣赏，都是令人远逊古人之处。正因如此，众多学者提出书家要多读书，增加古文与古诗词的学习与创作，这自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但也应明确，读书多是不可能直接带来书法境界提高的，否则，当代最有成就的书家应该是著作等身的文史哲专家了。

    “文化缺失”批评对当代书法的文化价值提出质疑的另一个方向集中于书写的文字内容方面。当代书法文字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缺失主要体现在展览书法中的文字硬伤与内容抄录现象。有专家指出，包括“国展”、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获奖提名和获奖作品都难逃作品硬伤和扣分的厄运，在57位获奖提名的作者中有41位因作品有硬伤被扣分。而在文化考试中找枪手作诗，或作诗平仄押韵不能合律的又不在少数。

    文字硬伤包括错别字的出现、繁简体的混乱、多音多义字的误用等方面，无论历史原因如何，在书法展览中出现都是不应被容忍的。而关于书法抄写古诗词还是自作诗词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当代书坛。早期的被我们现代人当作书法作品的书迹则基本是用以记录、传播文字内容的实用书写。宋元之际，文人遣兴的书写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书家在作品中抄录前人名篇或自作诗词的现象才日益普遍，“诗书一体”的理念才逐渐为人所接受。即便如此，是否书写自作诗词，并不能成为一件书法作品是否成功的必然依据。有能力的作者当然可以写自作诗。如果技法水平高，自作诗词则是锦上添花；如果创作能力低，即便内容是自作的，也不过是抄录记载的普通书写。

    脱离了实际使用功能的毛笔书写对应着丧失了语言环境的文言诗词，当代书法“写什么”的确是个很费思量的问题。有鉴于此，书坛出现了“情境书法”“阅读书法”“居室书法”等倡导，其目的就是用以规避展厅书法带来的审美疲劳，凸显书法的实用和欣赏的群众基础，回归书斋式可赏可读的书法创作模式。

（摘编自王晓亮《“文化缺失”批评语境下当代书法高效教育的担当》）

    笺纸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固有的艺术形式和交流载体。表面看来，它的作用就是诗文唱和、书札往来。但是，由于它一产生就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因此就带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从古代的竹简、木牍到缣帛、纸张，中国的先人们一直在寻找便捷而低廉的文化载体。最后，纸张成了传播信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最为理想的媒介。因此，人们对纸张情有独钟。爱美是人的天性。由于素纸不能满足人们审美的需求，便有了染色、砑花、描绘花纹图案等完全出于审美追求的举措。之后，便以雕版、饾版、拱花的形式赋予笺纸更多的艺术含量。可以说，笺纸的发展史不仅是印刷技术的发展史，更是历代知识分子对美的自觉追求史。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因此，各种类型的笺纸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厚重的根基。比如，博古题材的笺纸向人们展示了古代文明的遗迹，大凡钟鼎、器物、钱币，都是秩序、权威、社会交往的象征；再比如，大量的佛像笺、罗汉笺的印行，无疑是在向人们传播、普及佛教精神；再比如，将山水林泉、高人隐逸作为笺画的题材，也正是在传递一种遗世独立、洁身自好、不随流俗、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气度；再比如，大量蔬果笺、花卉笺的流行，也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再比如，鱼藻笺、花鸟笺、生肖笺的出现，也在向人们传递大自然的美妙信息，引导人们热爱自然、珍惜自然、顺应自然，等等。

    笺纸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古代，许多作家的作品通过个人题壁、歌女吟唱的形式传播四方。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图书、报刊、音像、影视等形式进行传播，而且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用具进行传播。作为文房清玩的笺纸，由于它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扮演了传承传统文化的角色。如前所述，笺纸中不仅有图画，而且有书法、篆刻、诗词、掌故，通过笺纸，人们可以重温诗、词、歌、赋的名句，可以品味传统文化的精神。比如，林纾的宋词意笺，陈师曾的杜甫诗意笺，都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唐诗宋词。应该说，在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笺纸功德无量。

    中国的笺纸内涵丰富，琳琅满目，给人以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感。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将笺纸印制成一种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赋予其如此多的文化内涵，使其承载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的使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关注笺纸的人愈来愈少。随着电脑的普及，微信、短信、邮件的常态化，除了极少数人，已经很少有人再写信了，更遑论用毛笔在笺纸上书写信件和诗文了。如何把笺纸及其文化传承下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摘编自刘运峰《中国笺纸：微型国画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