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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上海市普陀区2019届高三上学期语文一模考试试卷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①全球化意味着什么?进入2018年,很多人有一种感觉,世界似乎被卷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曾经的人类大同样板工程“欧盟”和“欧元区”陷入了乱局;难民涌入的外部刺激,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计算欧盟崩溃的时间点。难道历史真的要走向一个拐点,重回那民族国家严守各自的堡垒,相互提防甚至对抗的时代?

        ②很多时候,对未来的迷茫和悲观,只是由于你站的位置还不够高,视野还不够广,就如一些人因为局部地区的战火纷飞就感叹人类暴力爆发,而一本数据丰富、逻辑严密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美】斯蒂芬·平克著)就让他们闭嘴。同样,关于人类未来的走向,我们有必要梳理人类发展更漫长的历程,去发掘其中的规律。荣获2018年美国考古研究所霍尔顿图书奖的《第五次开始》作者罗伯特·L·凯利告诉我们,在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后,即将迎来第五次开始。这一次,人类可以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

        ③作者将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技术的开始、文化的开始、农业的开始、国家的开始。这种划分方式,强调动态的“开始”,强调人类历史时间线的“点”,更有代入感。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关键节点,去探索人类历史动态的前进过程。

        ④使用工具,使我们与兽类彻底区分开来;文化,让我们得以交流,结成社群,进而形成共同的记忆和意识;农业诞生,自此人类不再居无定所,得以产生“剩余”产品,进而产生阶层和阶级;终于,我们熟悉的历史阶段来临,国家得以产生,它更高效地组织生产,庇护具有共同文化和记忆的国民,也制造了压迫和国家间更具毁灭性的战争。

        ⑤有趣的是,回看历史,国家往往是一个基本的记忆展开单位。比如中国史,朝代更迭是叙事的主基调,而深入一个朝代,帝王来去又常常是叙事的主线。为何如此?笔者以为,一方面是因为人类记忆最深刻的阶段,正是第四次开始后的阶段,史料更丰富,更有延续性;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如今依然处于第四次开始后的阶段,依然习惯性地以国家为切入点去思考历史。

        ⑥本书作者是考古学家,因而更关注历史本身。我们回看历史,常基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投射历史,从而存在曲解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常常强调要站在当时人的角度看问题的原因。在这方面,凯利这样的考古学家却有着先天“优势”,因为他考察的对象是客观实体,是未经前人“加工”的素材,从而可以科学的方式去考察分析。虽然其中一些对历史逻辑的模拟带有主观性,但总的来说,还原历史的概率大大增加。

        ⑦凯利在本书第二章“考古学家如何思考”中,介绍了其工作和思考方式。这一章看似是个人总结,却是后续介绍人类历史的重要铺垫,增强了后文叙事的力量,因为它描述的就是考古学家剖析历史不一样的力量。比如,他介绍考古学家面对著名的“奥茨”原始人遗体时追根溯源的方式,展示了考古学家的工作过程,这既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⑧考古学家独特的工作和思维方式,使凯利对人类社会有了新的思考。在对未来的展望中,凯利提出了他乐观的预期,那就是“第五次开始”。国家为主体的历史运作方式加快了人类进步的效率,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提升;与此同时,其弊端也不断涌现。

        ⑨我们需要新的开始。在凯利看来,这一次,与此前我们常常被历史进程推着走不同,人类已经有了更多主动改变世界的可能。跨越国家定义的全球化,将在第五次开始中扮演重要力量。互联网提高了信息流转的速度和广度,如今一个中国青年可能和美国人一样听着阿黛尔的新歌,这只是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注解而已,其背后则体现了人类全球化交流和协作的力量。这将推动人类的进化向更好的方向前进。

        ⑩凯利的寄望在今天似乎有些让人难以信服。毕竟,全球范围正在因为贸易产生争端,区域联合的范本欧盟也显得岌岌可危。但是,人类历史的进化从来不是单线的,当年欧洲发起一波全球化贸易过程的时候,伴随的是血腥的殖民化过程。而如今的全球化过程已然理性许多,利益最大化已成为一个可以协商的过程,而非暴力的开始。这体现的正是凯利对人类社会的信心:“人类现在已经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前者让人类具备了沿着进化轨道继续高速发展的可能,后者让我们在伦理和道德上不会偏离轨道太远。

        ⑪凯利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他让我们相信,人类将利用自己的技术更好地改造世界。凯利还是人类道德底线乐观主义者,他不相信诸如人工智能的技术,最终会导致大面积失业,成为阶级对抗的“自毁”路径。

        ⑫“第五次开始”,已经开始。我们对人类此前历史积淀的技术和伦理充满信心。这一次,我们将走得更远,走向人类更好的目标。

    (1)对第②段所用论证方法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 用类比论证,证明《第五次开始》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样数据丰富、逻辑严密。 B . 用对比论证,证明那些“因为局部地区的战火就以为人类暴力爆发”的观点必须批评。 C . 用引证,证明整体来看,人性中的善要远大于恶,因此人们对未来应抱有足够的信心。 D . 用例证,证明人们不能仅仅根据个人对局部现象的直观感受就作出对人类的悲观判断。
    【答案】
    (2)分析第⑤段在文中的作用。
    【答案】
    (3)根据文中信息,简要介绍《第五次开始》这本书(80字左右)。
    【答案】
    (4)以下题目中最适合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项是(    )
    A . 我们需要新的开始——以《第五次开始》为例 B . 考古学家如何思考?——以罗伯特·L·凯利为例 C . 全球化意味着什么?——读《第五次开始》 D . 洞察人类历史的力量——评《第五次开始》
    【答案】
    (5)在第⑧—⑪段中,呈现了凯利对未来乐观的预期。请对凯利的这种观点作评析。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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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卷次数:2次 +选题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题目。

        乐府,原来是一个音乐机构,秦代开始设立。汉也设立了“乐府”机构,同样做采集民歌、配置乐曲和训练乐工的工作。这些采集来的民歌,汉人称“歌诗”,魏晋人称“乐府”或“汉乐府”。

        来自社会底层的汉乐府是“忍无可忍才写的诗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代、赵之讴,秦、楚之风”,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的采诗运动,是继《诗经》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采集运动。这些采来的乐府民歌比起《诗经》来,乐府有几个变化:一是乐府民歌中,写女性的题材比例上升。二是口头文学的形式,故事性比《诗经》更强,有的还情节完整,人物性格鲜明,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开创了我国不发达的叙事诗的先河。三是杂言向五言的方向靠拢。这三者结合,就产生了伟大的乐府民歌。被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都创造了中国叙事诗的典范。

        南朝乐府民歌,像是江南女子专情的歌。歌如眉峰聚,诗是眼波横,六朝都城建业及周边地区的“吴歌”和江汉流域的“西曲”,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情”字。今天的江南文化是在南朝乐府民歌里才开始真正奠定成型的。此外,南朝民歌的形式,以五言四句为主,短小的篇幅,含蓄蕴藉的风格,同音双关的运用,假如调一调韵脚或平仄,那就是初唐人的五绝了。

        北朝乐府民歌是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北方各民族的歌唱,是北方英雄横刀高唱的豪迈之歌。风格质朴刚健,粗犷豪放,自然清新。多数是北魏、北齐、北周时的作品,它们传入南朝,被南朝乐府机关翻译、修改、配音,保留下来。今存七十余首,大部分收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横吹曲辞》里。今天的研究者以为,北朝乐府民歌是靠流传到南方才保留下来的。因此,其歌辞多少已经过南方汉人的翻译和润饰。

        从某种风格特征上说,北朝乐府民歌兼具汉乐府的诗歌精神和南朝乐府的情采;既有汉乐府刚健的底色,又有南朝乐府别致的花纹。因为表面上看,北朝乐府刚健豪放,与南朝民歌的艳丽柔弱迥然不同。但其实,能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乐府民歌,总有它们共同的地方。譬如在语言的节奏上,在质朴纯真的风格上,在心灵绽放的美丽上,南北朝乐府民歌内在的美是相同的。

        汉乐府、南朝乐府、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和魅力,延伸在历代的文人模拟乐府中。

        文人的乐府诗创作,汉代就开始了。发展到建安,形成了高潮。就三曹而言,曹操今存诗歌约二十首,全部是乐府诗;曹丕、曹植也大量写作文人乐府。文人乐府题材内容非常广泛。除了为祭祀、宴饮宾客而写的外,大部分涉及行役的苦辛、边塞的遥远、游侠的豪放、人生的慨叹、对生命的忧虑以及男女的相思。诗温以丽,意悲而远,或慷慨,或清绮,风格多样。这些说明,乐府民歌不仅给文人诗歌形式外壳,还遗传了题材、体裁、意象和风格特征。

        在艺术形式上,文人乐府既有传统的四言,也有新兴的五言,更有在民歌中诞生的七言。还有杂言、三言、六言等各种体式。由于宋、齐、梁、陈的统治者提倡,使文人乐府创作蔚然成风,他们继承建安,又有了新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潮。

    摘编自曹旭《读乐府民歌掇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属于艺术之范畴,必须具有艺木的终极属性,即诗性。诗性当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突出特征。小说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而反观当下的小说创作,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性追求,而缺乏或者忽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以至于使作品几近于新闻、纪实等体式,在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为了反衬出“美”,而且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更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还有必要重视小说的语言。语言能力始终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也始终是标示小说水准的首要特征。而当下某些作家,在创作诗歌、散文时,也许还能重视语言的运用与雕琢,但在创作小说时,由于过分注重故事性,则往往忽视或者漠视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作品语言水准的低下,准确性欠佳,冗长、粗鄙、直露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大行其道。语言应该是小说的本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实现、小说诗性的呈现,要借助于语言。语言水平的低下,就是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低下,容易造成诗性的缺失。小说创作者们应该秉持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理念来进行小说创作,重视炼字造句,重视叙述语言风格的选取,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力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无可替代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汉语作为表意语言和非形态语言的特点,警惕过度使用“欧化”句法,而应从古代文言文中汲取营养,在简约和内蕴上下足功夫,方能彰显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有魅力,使语言更具诗意,从而整体提升作品的诗性。唯其如此,方能从语言层面上为诗性的建构增加一枚沉重的砝码。

        最后,要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当然,意象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如果在小说中能营构出鲜活的意象,必然能够增强其诗性魅力,从而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求。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交叉小径的花园”之于博尔赫斯,“边城”之于沈从文,“晚饭花”之于汪曾祺,“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诗意感受和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这昭示出意象的营构对于小说诗性建构的重要性。当代小说创作者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苦心经营意象,因为意象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抽象的统一体,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鲜活的意象,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承载更广阔的思想蕴涵,而且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旨,同时也能够生发出事半功倍的审美效应。

    (摘编自仕永波《小说亟待提升诗性品质》,有删改)

    阅读下文,回答下面问题。

    敬畏伦理与和谐社会

        “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它促使人们“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畏”显示的是一种警示的界限和自省的智慧,它告诫人类应“厚德载物”,有所不为。在中国,“伦”、“理”二字早在《尚书》《诗经》《易经》等经典中已分别出现。大约西汉初年,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伦理”一词,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所谓“敬畏伦理”,是指人类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的对象时所遵循的警示、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

        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内在地包蕴着“畏惧”的内涵,敬畏伦理是在人类特有的敬畏感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敬畏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自发情感,即是说它不是单纯依附在人与动物身上的自发的畏惧或恐惧的感觉,而是在社会中培养的人性情感。它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是一切善恶观念的基础。敬畏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生成性过程之中。敬畏感不是愚昧、猥琐的代名词,而是人类拥有伦理智慧的象征。没有敬畏感的时代是野蛮的时代,没有敬畏伦理规范的社会是无序的社会。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不可抗拒性,使得人类有足够的理由去敬畏它,而不是去冒犯和亵渎它。对必然性的认识、敬重与遵循,有利于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

        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是人性使然,这种追求使得人类必须对自身的言行进行约束和规范。康德对“头上的灿烂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中国哲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对“慎独”“敬其在己者”的崇尚,都凸显了敬畏伦理为人类自身立法的恢弘气象。对神圣事物或力量的敬畏,不仅是人类的伦理义务和责任,而且是人类自身生命情感的内在诉求。

        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敬畏伦理警示着人们的思想,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是人类培养理想人格、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而对自然的合理演化、社会的有序发展、人类的文明进化起着积极的作用。东西方贤哲们大多都表达过他们的“敬畏”之情。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其首畏是“畏天命”,即对不可抗拒之必然性的敬畏;老子则表现出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海德格尔认为:“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正是出于敬畏之心、出于人性中蕴涵的与宇宙万物共生共荣的内在诉求,人们才崇奉被称为敬畏伦理的道德规范,并将拥有这种道德品格的人称为君子、圣贤。

        当今时代,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愈来愈高,改造世界的能力愈来愈强,一些人的敬畏感却愈来愈淡漠,敬畏伦理所具有的神圣性、警示性和规范性也在逐渐弱化。这种趋势的存在,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但也相应地滋生、助长了人类病态的痴狂,增添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公民的人格完善,而公民的人格完善取决于仁爱之心的培育、社会责任感的加强、道德境界的提升和对必然性律令的敬畏。人类应该有所敬畏。对敬畏感的褒扬,并不意味着宣传愚昧与迷信、抹杀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是主张对人的主体性加以适度限制,即对人的狂妄浅薄、妄自尊大、不自量力等予以合理规约。这种限制和规约,使人类不至于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进而才得以拥有自己的自然和精神家园,这有助于人类心灵的净化、人格的完善,特别是在人的主体性已得到极大张扬的今天,尤为必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后,“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古代中国海洋经略同世界上其他涉海大国一样,都遵循着普遍性的历史逻辑。

        国家的海洋需求决定着海洋经略的地位。国家的海洋需求源于其海洋认知,主要关注海洋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价值。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越充分,国家的海洋需求就越理性。古代中国“闭海”就部分根源于认知不充分所导致的海洋需求理性化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海洋经略产生的根源便是国家对海洋具备战略需求,且又拥有相应的能力来予以满足。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互动转化,国家通过海洋经略的谋划探索合理需求,并通过能力限度内的行动予以实现。海洋经略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内现实产生的介入性变量(参见下图)。在不考虑客观环境的理想模式下,国家的海洋需求越强烈,付出的能力也越多,对海洋经略的重视程度相应越高。

    国家海洋需求与能力的互动图(理想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海洋经略的效果取决于海洋需求的满足程度,而需求的完全满足主要有两种调试路径:降低需求以匹配能力或提升能力以匹配需求。前者侧重于“自我限制”,后者则倾向于“自我开拓”。在这个层面上,海洋需求构成了海洋经略的目标上限,而海洋能力则是海洋经略的效用底线。在理想模式下,国家的海洋能力越强,国家的海洋经略规模就越大、周期也越频繁。就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而言,分裂时期沿海邦国对海洋的强烈需求通常要服从于能力的限制;统一王朝前期的海洋需求更为宽泛,同时也能凭借强大的能力得到满足;而统一王朝后期海洋经略的收缩则与国家能力的衰落成正相关态势。

        海洋经略可能实现海洋强国的塑造,却无法阻止海洋强国的衰落。在不考虑客观环境的理想模式下,国家能够自觉实现海洋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可是在现实情境中,国家所处的客观环境(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往往深刻影响着国家对海洋需求的判断以及对海洋能力的使用,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塑造,也可能是消极限制。通常来说,历史趋势具有不可抗的变动性,地缘结构具有可靠的稳定性,秩序进程具有可抗的变动性。而国家的“积极回应”则是通过理性的海洋经略,顺应历史趋势,改善地缘结构,建构秩序进程。只有当积极塑造和回应同时发生,涉海大国才能促进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实现向“海洋强国”转型。由于客观环境的三要素之间通常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因此,海洋经略作为介入性变量就要在平衡需求与能力的同时,兼顾有限协调客观环境产生的矛盾。“海洋强国”必然要面临维系成本的边际递减效应,而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基础的消耗。客观环境的结构性矛盾重新加剧, 海洋能力与需求的匹配回归失衡状态,海洋强国也逐步退转到涉海国家。就古代中国人而言,更多还是结构性的矛盾,海洋经略没有对客观环境进行有效协调,从而使得国家的海洋能力与需求在失衡中同时衰退。

    (摘编自刘笑阳《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历史逻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七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只是无足轻重的动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比水母更大。今天,我们却称霸这个星球。人类是如何把自己从在非洲的一角自生自灭、毫不起眼的人猿,变成地球主宰者的呢?

    通常,我们会在个体水平上寻找我们与其它所有动物的差异。我们想要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之处——我的身体、我的大脑,让我比狗、猪,或是黑猩猩更高等。但事实却是令人难堪的: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和黑猩猩很相似。并且如果把我们中的任何一员和一头黑猩猩放在孤岛上,黑猩猩绝对会比我们生活得更好。真正使人类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特质,不是在个体层面上,而是在群体层面上。人类能称霸这个星球是因为他们是唯一可以灵活大规模合作的动物。有些社会性昆虫,如蜜蜂、蚂蚁等,它们也可以大规模地合作,但没有像我们这么灵活。它们的合作方式十分死板。蜂巢总是用同一种方式运转,即使出现了新的机遇或危险,蜜蜂也无法很快改造他们的社会系统。其他群居的哺乳类动物,如大象、黑猩猩等,它们可以更灵活地合作,但只能是小规模的,因为黑猩猩合作的基础是相互之间的熟悉。唯一能将这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能灵活地大规模合作的动物,是我们——智人。一对一,甚至十对十,黑猩猩也许都比我们强。但是,如果你让1000个人类对抗1000个黑猩猩,人类将轻易获胜。原因很简单,一千只黑猩猩根本无法合作。如果你尝试把十万头黑猩猩放进天安门广场,那儿绝对会陷入极度的混乱。可经常会有几万人聚集在那里,非但没有产生混乱,反而形成了极其复杂和有效的合作网络。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巨大成就,无论是建造金字塔还是飞向月球,都不仅仅是基于个体能力,而是基于大规模灵活合作的能力。尽管不认识彼此,我们却可以通过共同合作来实现全球的思想交流,这是黑猩猩所做不到的。但合作并不总是好的。历史上人们做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也是基于大规模合作。

    可为什么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动物中,只有我们能以这种方式合作呢?答案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之所以可以和无数陌生人一起合作,因为在这星球上的所有动物中,只有我们能创造并相信虚构的故事。只要大家都相信同样的虚构故事,每个人便会遵守同样的准则,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其他所有动物都只使用他们的交流系统来描述事实。黑猩猩可能说:“看!有一颗香蕉树!咱们去摘香蕉吧!”而人类不仅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现实,而且还使用他们的语言来创造新的现实,虚构的现实。人类可以说:“看,上帝在云霄之上!如果你不听从命令,死后上帝就会惩罚你下地狱。”如果人们都相信这个被创造的故事,那么大家将遵守同样的准则,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人们便可以合作。这件事只有人类能做到。你永远无法说服一只黑猩猩交出香蕉,就算你承诺它:“死后,你可以到黑猩猩天堂。到时候你的善行,会为你赢得无数的香蕉。现在,快把香蕉给我。”没有一只黑猩猩会相信这种故事。只有人类会相信这种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霸世界,而黑猩猩则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

    现在或许你可以理解,人类通过相信相同的虚构故事来合作。数百万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建造大教堂,又或者在圣战中浴血奋战,因为他们都相信相同的关于上帝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宗教领域,正是这相同的机制,支持着人类所有其他形式的大规模合作。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法律,都以人权为基础。但人权是什么?人权,就像神和天堂,都是我们发明的故事。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和民族。但什么是国家和民族?它们不是客观现实。一座山是客观现实,你可以看到它,触摸它。但一个国家,只是我们创造并极其依赖的一个故事。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当今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大大小小的公司和企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们是由我们称之为律师的强大巫师创造和维护的故事。企业整天都在做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努力赚钱。而钱是什么呢?同样,钱也不是客观现实,它没有客观价值。你不能吃它,不能喝它,也不能穿它。但后来这些讲故事的大师来了,大银行家、财政部长、首相,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看到这张绿色的纸了吗?它实际上值10根香蕉。”如果我相信它,你相信它,每个人都相信它,它便真的有效。我可以拿着这张毫无价值的纸,去超市,把它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换来我可以吃的真正的香蕉。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你永远不能和黑猩猩做这件事。黑猩猩当然也会交易,你给我一个椰子,我就给你一根香蕉。这行得通。但是,你给我一张没有价值的纸,就期望我给你一根香蕉?没门!你觉得我是什么,人类吗?

    尤瓦尔·赫拉利《为什么人类会崛起》(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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