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和自然

木心

    ①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有着相互参透的关系，中国的自然滋养了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亲近着中国的自然。

    ②《诗经》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才能开诚咏言。楚辞通体苍翠郁，却过于避世独居；汉赋则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土边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虫鱼鸟兽的谱第，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而宋词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哀婉，梳剔精致，吹气若兰。

    ③中国的人和自然紧密相联，无处不在。中国的“人”中有“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好事者从“烹饪术”上作出不少印证，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文艺武功、易卜星相……也许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自然”内有“人”——谁种的花服谁，谁卜居的丘壑有谁的风神，谁的衣裳具备谁的性情……街头巷尾，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名城宿迹，堆叠如山，令人无法喘息。幸亏自然清明而殷勤，亘古如斯地眷顾着人。家家户户便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

    ④另外，人有时不免苦闷，苦闷逼使人有所寄托，因而将目光投向自然，但也有与自然过于亲昵的，至少可先举两则趣例：金鱼、菊花。不知花了多少代人的宝贵光阴，才培育出婀娜多姿的金鱼，化畸形病态为固定遗传，其品种令人叹为观止而源源不止。野菊本是单调的，也被嫁接盆栽，作纷繁的形色变幻。金鱼和菊花，是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是人对自然行使了催眠术。自然在金鱼、菊花这类小节上任人摆布；在阡陌交错的大节上，如果用“白发三千丈”的作诗方式来对待庄稼，就洽谈室以颗粒无收告终。

    ⑤中国的山水花草之所以令人心醉神驰，那是真在于自然的钟灵毓秀。池水井水、盆花圃花、犬马鱼鸟都会恋人，与人共休戚，或盈或涸，或茂或凋。如果说这些是体小者，那么体大者如崇岳莽原、广川密林、大江巨泊，在历史中与人曲折离奇地同褒贬，共荣辱。

（有删改）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生；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抗生素类药物曾是人类对抗诸多疾病的一个“秘密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系列抗生素的出现，人类寿命得以大大延长。但还不到一百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抗生素也逐渐走下了“神坛”，甚至成为未来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抗生素的效力正在普遍下降，其原因是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正在迅速扩散。具有耐药能力的细菌未被某种抗生素杀死，之后便不再受制约，甚至将其耐药性传给其他种类细菌。欧盟一位官员表示，由于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一些常见的病原体正在变成所谓的“超级细菌”。一旦抗生素失效，我们的生活就将充满危险，轻微的耳部感染可能就会引起耳聋，轻微的擦伤都有可能带来死亡。

    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到2050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每年会导致1000万人丧生，其危害将超过癌症。同时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危害性正逐年攀升。比如治疗大肠杆菌，一般使用普通抗生素即可见效，但近几年多个国家报告部分患者即使使用最强效的抗生素也无济于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各种耐药菌感染，23万新生儿因此夭折。

    但目前针对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而进行的新药研发很难跟上耐药性产生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新抗生素的研发严重不足，难以应对日益增强的抗生素耐药性威胁。报告警告说，全球抗生素正濒临枯竭。这份报告认为，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已严重危害现代医学的进展，目前急需加大对抗生素耐药感染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否则世界将被迫回到因常见感染而致人死亡的年代。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制药公司和研究人员必须立即关注能治疗某些可在几天内导致患者死亡的严重感染的新抗生素。目前进入临床阶段的大多数药物对现有抗生素类型进行的修复，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而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会构成最大健康威胁的抗生素耐药感染，包括每年导致约25万人死亡的耐药性结核病，潜在的有效治疗方案则很少。70多年来，只有两种治疗耐药性结核病的新抗生素进入市场。如果要终结结核病，每年全球急需投入8亿多美元来研究新的抗结核药物。

    此外，对抗生素的滥用也是造成抗生素耐药性加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5年全球范围抗生素消费量增长了65%。尽管抗生素是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药，但过度依赖抗生素治疗只能适得其反。相比新抗生素的研发和投资，公众应该尽快学会科学谨慎地使用各类抗生素药物，否则未来我们将有可能死于一次普通的感染，而不是今天人们所恐惧的癌症、艾滋病等恶性疾病。

（摘编自李曾骏《抗生素耐药性与“超级细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