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这些问题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②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人们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③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④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⑤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此前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⑦许宏说：“迄今为止，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⑧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⑩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⑪人们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⑫还有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⑬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⑭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词之所以微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词在初起的时候，本来就是那些个诗人文士写给美丽的歌女去唱歌的歌词，没有想把我的思想怀抱理想志意都写到词里边去。他最初本来没有这种用心，没有这种想法。写美丽女子的爱情，就是写美丽女子的爱情。可是，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思想文化教养性格的种种不同的背景的，不管你是欣赏诗歌，还是创作诗歌，都无法避免，你就是你，你无论是解说，无论是创作，都带着自己的背景在其中了。微妙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些个诗人文士，当他用游戏笔墨为了娱宾遣兴给歌女写歌词的时候，无法避免地把自己的性格思想，在不知不觉之中，隐意识的，自己完全都不知道的，流露表现在爱情的歌词中去了。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有一句俗话说，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我们要观察一个人，看他揖让进退，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当然，因为那是要给大家看的。可是，当他游戏的时候，因为不用端着架子，不用装腔作态了，所以，不知不觉反而把他更真的自我表现出来了。词就是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就是说他本来没有要写自己理想志意的用心，只是给美丽的歌女，写一些漂亮的爱情的歌词。可是他不知不觉地就把他最深隐的本质，这不是拿腔作调说出来的什么伦理道德，而是他自己真正的感情人格的最基本的本质，无意之中，不注意之间就流露表现出来了。

    词既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因此，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就为词的性质下了这样几句定义，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这种文学体式是“要眇宜修”。“要眇宜修”出于《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写湘水上的一个神灵具有一种要眇宜修的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呢？《楚辞》有王逸的注解《楚辞章句》，说“要眇”是“好貌”，是一种美好的样子。又说：“修，饰也。”修，是说这种美是带着修饰性的一种很精巧的美。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说“要眇宜修”是形容娥皇的“容德之美”。关于湘君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简单的说，洪兴祖以为写的是娥皇，我们知道，娥皇、女英是舜的两个妻子，舜死了，娥皇女英泪滴洒在竹子上，成为斑竹；后来她们死了，成为湘水之神。这究竟是不是可靠，《楚辞》的湘君是不是娥皇，我们今天来不及考证，至少洪兴祖认为，“要眇宜修”所写的美好，是一种女子的魅力，而且是从内在到外在的容德之美。《楚辞·远游》上还有“神要眇以淫放”一句，洪兴祖注解说“要眇”是“精微貌”。把两处“要眇”出现的注解结合起来看，我们知道“要眇宜修”的美，是写一种女性的美，是最精致的最细腻的最纤细幽微的，而且是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就是说词有这样一种美。

（摘编自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

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文化中心形成和转移的原因十分复杂，需要从多方面探讨。

    首先，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经济发达虽然不一定直接带来文化繁荣，但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水平往往比较高。明清两代，江、浙地区，随着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副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和市镇的繁荣，以及新兴市民的壮大。经济的发展与经济中新因素的成长，促成江、浙文化的繁荣，以及文化新气象的出现。

    然而，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一定同步，文化发展除了受经济制约外，还有其自身规律。例如，在清代，晋商特别活跃，金融业发展迅猛，道光末年票号达11家之多，到清朝末年发展到33家，其分号遍及全国多地。但这期间山西文化的发展却相对迟缓，若与唐代的辉煌相比，已大为逊色。又如，北宋时期，关中的经济已经远不如唐代，但张载却在这里教授生徒，传播儒学，使之成为儒学的中心。

    其次，与社会稳定的程度有很大关系。南朝齐梁二代文学本来相当繁荣，分别以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为首的三个文学集团，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齐永明年间周颗发现汉语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竟陵八友”中的沈约等人根据四声以及双声叠韵，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创制了“永明体”，进而为近体诗的建立打下基础。成书于齐代末年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系统的著作。由于萧衍、萧统、萧纲父子召聚文学之士，创作诗歌，研究学术，遂使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可是经过侯景之乱，建康沦陷，士人凋零，江左承平五十年所带来的文化繁荣局面遂亦消失。

    与此类似，还有唐朝末年中原一带的战乱对文化的破坏。首都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是文化中心。到了五代，长安的文化中心地位消失了，而四川因为相对安定，士人们相携入蜀，文化也随之发达起来，俨然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当然，社会变革期往往伴随着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各种思想和主张的激荡，这反而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并形成若干文化的中心。如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是儒家的中心，楚国是道家的中心。

    复次，文化中心的形成与教育水平、藏书状况等有很大关系。书院较多的地区，私人讲学之风兴盛的地区，蒙学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成为文化中心，突出的例子是宋代的江西、湖南。据统计，宋代书院中建在长江流域的占74.76%。江西、湖南的书院在长江流域又是较多的，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这些地方也就成为文化中心。

    文化的发达离不开书籍，书籍印刷和图书收藏较多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文化中心。四川成都是雕版印刷最早流行的地区之一，唐代大中年间已有雕版书籍和书肆。唐末成都印书铺有西川过家、龙池坊卞家等。此后，一直到五代、宋代，成都都是印刷业的中心之一，这对成都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明清两代私家藏书以江浙一带为最盛，诸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阁等都在江浙，这对明清时期江浙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最后，要提到文文化贤哲或学术大师的引领作用。山东曲阜一带，如果没有孔子就难以形成文化中心，这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袁行霈《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只有从具体的事件中，人们才会准确打捞对某一年的公共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往往表现为一年之中的热搜词。我们在热搜词里读懂中国。近日，基于网民搜索大数据而生成的热词榜单正式出炉。这份榜单与我们在2020年的感受若合符契。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复产、全面小康、中国火星探测、直播带货、国内游……年度大事件纷纷上榜，为我们这一年“总结陈词”，也刻画着2020年的真实面貌。

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份榜单中的中国，那就是“韧性”。2020年的中国不容易，但恰是凭着这种“韧性”，中国在困境中进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于危机中育出新机。

在众志成城的抗疫中，国人显露出英勇无比的韧性。我们万众一心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成功阻击本土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疫情被精准控制，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成功阻击疫情，彰显着中华民族性格中长久以来的韧性传统，这是中国先于其他国家走出本土疫情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植根于国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民族性格之一。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与文化上，有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次次危难。在2020年的疫情中，我们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民族性格的韧性，还投射到国民经济的韧性上。在热词盘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复苏能力。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波及，经济发展遭遇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正如“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度热词，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其不会轻易言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条件。

除了积淀雄厚，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困境之中，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畅通内循环。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直播经济、外卖经济、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等创新经济冲上风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增量。如此种种，都描摹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底色。

这份关于2020年的热词榜单，总结了中国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也见证着中国如何在强大的韧性中逆风而行。未来，中国前行之路可能仍将不甚平坦，也会遭遇压力，但有这种韧性在，中国就会不断前行。

当我们度过非同寻常的2020年，回首发现，国与民的力量，都彰显出一种韧性品格。爬坡过坎，迎难而上，我们将穿越荆棘之地，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摘编自韩丹《在热搜词中见证“韧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