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社会发展之迅猛令我们应接不暇。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学习文言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而且这一问题在今天越加凸显出来。很多人并不否认学习文言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但认为只要培养少数专业人员，让他们去整理、翻译、介绍文言典籍就可以了，在任何事情都要讲“效益”“速成”的今天，学习文言得不偿失。

    其实，文言不是已经“死亡”了的语言，而是从台前隐退到了幕后，或者说它是改头换面，戴了现代面具而隐身其后；或者说它是体匿而性存。而且文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语言的更新发展是无法脱离母体、阻断泉源的。“总而言之”“闻过则喜”“反之”“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等，这些文言的词汇、语法、典故、成语还活在我们的现代汉语中。

    中国近三千年的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的。在这些典籍的滋养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审美习惯得以形成，我们的面颊上深深刻印上了“中国”的印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文明一直延续没有断绝的就是中华文明，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言功不可没。文言跨越时间、空间，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凝固性，使地域辽阔、方言差异巨大、民族众多的中华大家庭薪火相传，代代不绝。文言以它无尽的表达手段和方式，让古人贴切入微地表达了他们希望表达的一切，几乎达到了无不尽意的地步。它的短小、凝练、意博、理奥、趣深，都是白话文望尘莫及的。文言是现代汉语的府库。一个人拥有深厚的文言修养就可以使他的现代白话凝练、纯熟。毛泽东、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等一批大家的白话文成就就是最好的说明。没有文言，现代汉语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信息时代，我们所缺失的不是科学知识、专业技能，而是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文言的学习恰是医治现代社会人文精神、传统文化缺失症的良药。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记忆的黄金时期，借鉴我国古代熟读精思之方法，大量积累，二百篇经典文言烂熟于心，由易到难，由少而多，循序渐进，不仅能得到民族文化的滋养，得到审美的陶冶，奠定人文精神的底色，而且可以提升现代汉语的表达水平，获得文言阅读的能力。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看似耗时多，效率低，实则事半功倍！而错过了诵读记忆的最佳时期，就将事倍功半，到那时文言的学习就真的会“时不我待”了！

①通过电脑屏幕阅读一页页的网络文章，看似与阅读一页页的印刷文章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研究表明，所有的阅读都是涉及多种感觉的活动，书面作品的物质性感觉—运动经验和文本内容的认知处理过程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从纸面转到屏幕，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它还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和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更令人不安的是，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专家以及网站设计员进行了大量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当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鼓励粗略阅读、三心二意、肤浅学习的环境。

②2008年，以色列一家名为“点击报告”的公司收集汇总了全球一百万名网站访问者的行为数据，分析发现在大部分国家，人们阅读当前网页的平均时间在十九至二十七秒，其中包括网页内容载入的时间。在网上，不存在气定神闲地从容浏览这回事，我们只是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搜集信息。同年，一项针对二万七千五百名年龄介于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成年人的国际性上网时间调查显示，人们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闲暇时间用于上网，其中，中国人上网时间占业余闲暇时间的百分之四十四，居世界第一。一方面是长时间的上网，另一方面是每张网页的短暂停留，这恰恰说明了人们在网上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一张网页跳转到另一张。网站上的内容犹如碎布拼成的床单，我们的大脑在神经通路重新排布后，已经完全适应此种安排，而传媒企业针对这一特点所设计的网页更是将之不断地“正强化”，即越简短、越细碎越受欢迎，一种恶性循环产生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一针见血的评论：“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③互联网空前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却又空前地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这或许是互联网对我们思维产生长远影响的最大悖论了。大部分时候，人们就是在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状态中匆匆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浅浏览，既没有深度阅读的可能，也没有深度思考的空间，创造性思考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互联网的兴盛宣告了浅浏览时代的全面到来。

④科学研究表明，智力深度养成的关键在于形成长期记忆，而长期记忆得以巩固和内化的关键在于专注（精力集中）。以往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基于书本媒介的深度阅读，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作者的文字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与新的领悟，长期的深度阅读甚至可以使人与书本、纸张间产生情感升华。很不幸的是，如今的互联网所鼓励的却是持续不断的精力分散，它以远超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强迫性，让我们在精力投注与精力转移之间疲于奔命，在“忙者生存”的脑细胞大战中，支持深度思考、批判性思考的大脑功能彻底失败了。

（节选自《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原载《书屋》2012年9期）

材料一：

人工智能“阿法狗”出自谷歌旗下深度思维（DeepMind）公司。最早在2016年1月，《自然》杂志以封面位置报道该程序在和所有其他围棋程序的对抗中获得了99.8%的胜率，并且以5比0的成绩打败了欧洲围棋冠军。随后同年3月，“阿法狗”挑战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经五局鏖战，人类1：4不敌人工智能，引发巨大轰动。但“阿法狗”仍在积攒实力。2017年1月，一个神秘账号Master公布自己正是“阿法狗”新版。该账号在知名围棋平台上先后挑战柯洁、朴廷桓和井山裕太等顶级高手，豪取胜利，随后战赢“棋圣”聂卫平，直至60盘时自曝身份，决胜收官。

    英国《自然》杂志19日最新论文中，英国伦敦深度思维公司“阿法狗”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报告了新版“阿法狗”软件——“阿法元”。“阿法元”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无师自通的本领，在每次自我对弈中进步。通过3天的训练——包括近500万局自我对弈——阿法元以其100比0的不败战绩，狠狠打击了曾书写历史的前任“阿法狗”。

材料二：

AI和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来自英国，英国可谓是AI的发源地，多年来对AI的研发投入已经形成一套独有机制。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委员会（EPSRC）已经对143个科学项目进行研发拨款，目的是研发出智能技术和系统，其跨学科研究体系有助于AI工具和技术满足伦理和应用需求。估计，在2035年之前，AI将为英国经济带来8140亿美元的产值，其年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5%增加到3.9%。

    2015年，EPSRC联合剑桥、爱丁堡、牛津、华威与伦敦大学学院这5所英国名校，出资4200万美元成立了阿兰·图灵研究所，研究AI在国防安全、健康、计算技术、数据中心工程，以及金融和智能城市等领域的应用，并帮助培训新一代数据科学家。此外，英国还建立了阿兰数据研究集团、开放数据研究所、国家数据创新中心和皇家统计协会数据科学分部等，在AI的一些关键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材料三：

    近日，意大利巴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出一种新算法，可以在阿尔兹海默症状出现前10年，发现由疾病引起的大脑微小的结构变化，以达到尽早检测出阿尔兹海默症的目的。

    研究小组通过对67个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来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其中有38个来自老年痴呆症患者，29个来自健康人。研究人员将扫描结果分成小区域，并让他们的人工智能分析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训练完成后，他们通过对148个实验对象进行脑部扫描来测试这种算法。在这些测试之外，还有48次对患有此症的病人进行扫描，48次对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人进行扫描，最终，人工智能得以全面地检测阿尔兹海默症。

材料一：

    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绩、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向苗族的盛装刺绣，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8根或12根同色丝线纳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鸟爸”）的盛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先在绣布上绘或贴上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

    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材料三：

    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具有强烈的“时差性”，有些作家的作品一写出来就立即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特别是知名度高的作家，其作品基本上能及时传播，如宋代苏轼、黄庭筠等人的诗文一落笔，即为人传诵。而有些作家的作品就很难及时传播，常常是生前藏之名山，身后才得以传之后世。宋人的文集，有一些是在作者本人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由其子孙亲友刊印流传的。文学传播的“时差性”必然会造成作家影响的延后性，即作品传播滞后的作家，不可能对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产生影响，而只有当他的作品传播之后才会产生影响。一般说来，作家知名度的高低与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成正比。

    作品传播的速度与广度，除与作家的知名度有关之外，又与作品本身的审美趣味有关，如北宋柳永的词作，符合当时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故传播及时而广泛，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背可歌柳词”。而北宋中后期的黄裳，是神宗朝的状元，在社会上的名气不算小，因为他写词，不注重娱乐性，不考虑听众的审美趣味，只是按自己的志趣写风雅之词，“以清淡为正，悦人之听者鲜”，所以无人传唱，也无人欣赏，只好孤芳自赏。

    作品传播的历程，常常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曲线型的，有沉寂期也有盛行期，有低谷也有高峰。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具有连续性。在当时及后世都盛传不衰，如宋代欧阳修、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问世后历来都为人传诵，基本不断。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则呈现出间歇性的特点。盛行一时后，就湮没无闻，沉寂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崛起。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在南宋盛极一时，当时刊行的李清照作品集有《李易安集》十二卷本，《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本》等多种版本。到了明代，李清照的作品集又全部失传，以致于像杨慎那样博学的学者，也未见过李清照的调集，而近代以来，随着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不断攀升，她的作品又得到了重新整理，并广泛传播。

    作品的传播，又有突起的现象。当时流传不广，在后代某个时期，因为某种特别的机缘而大受关注，广为流传，之后又复式微。如宋末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的唱和词集《乐府补题》，在当时传本极少，元明两代一度失传，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偶然发现，让人在北京镂板刊行后，即大受追捧，广为传播，词坛上一时形成学习模仿《乐府补题》的热朝，京城的词风为之一变。此后，《乐府补题》虽然并未绝版，但传播有限。

    一个时期，不仅是传播当代的作品，还要传播前代的作品，一种作品，不仅是在当代传播，还要在后代传播，所以考察一个时期文学的传播，不仅要考察其同时代作家作品的传播，还要考察前代作家作品在该时代的传播。如研究宋代文学传播，就不仅要关注宋一代先后传播了多少宋人的作品和文集，还要注意当时传播了多少唐人及唐以前的文学作品集，前代哪些人的作品在宋代最具影响力。

——（摘编自王兆朋《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的文本性质就由史学转向了经学。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以《春秋》存在着微言大义为前提，同时也以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目的。文本性质转换以后，《春秋》其文、共事在诠释者看来就只是寄寓大义的载体、探询大义的线索而已。如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叙述了宋宣公不遵循传位于子的正逆而传位于弟，最终导致宋国祸乱的故事，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居正”说。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线索，那显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传》看来就不对历史真相负责，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记述，都是为背后隐藏的大义服务的。《公羊传》虽然也经常补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时还提供一些记载翔实的独家史料，但总体来说《公羊传》对史实不是那么关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职志而展开对《春秋》的诠释，有时候它必须随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实来成全义理的传达。

（摘编自郑任钊《〈公羊传》的诠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