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刘颁《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有其渊源。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人类文明的两种知识

钟祥财

    ①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三种。一种是理论知识，又称思辨知识，是指人类为着知识自身而追求的知识，包括物理学、数学和形而上学等；另一种是实践知识，它是人类为着社会行为而追求的知识，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等；还有一种是创制知识，它是人类为着创建和制作而追求的知识，包括各种技术、工艺等。归结起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知识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知识，另一类是非技术性知识；前者是指工匠制造一件器物的确定知识，可教可学，后者是人们思考道德哲学等问题的更为复杂的知识，除了教育和交流，更需要通过体验、积累、感悟逐步掌握。

    ②古希腊人对知识怀有深深的敬畏。他们智力敏锐、生活从容，又如履如临、懂得自律。比如，他们对数学有精到的理解，但不会大胆地把数学作为改变生活方式、满足物质欲望的工具。在他们眼里，数学本身就是理念，是本质，是认识的极致，其他的一切不过是它的外包装。如果把思辨知识降格为创制知识，无异于把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变为工具，人也就失去了知识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世界本身生活在一起，从而使自己也变成工具。不轻易品尝智慧之果 ， 是希腊人最了不起的智慧。

    ③依据技术知识而运行，社会经济可以快速发展，可以有数据证明的增长，但其中掩盖的问题、隐藏的风险，往往超出技术知识所能解决的范围。所以博尔丁警告说：“世界很复杂，如果我们非常欣赏数学模型的简单，认为世界的确像这些模型，真正的危险就会发生。”金融危机是经济学数理崇拜的代价，体制转型是对科学计划的矫正，而所走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④在环境方面，在怎样减少碳排放的问题上，各国的思路还是集中于替代能源和开征新税等，试图依靠技术进步解决人类需求和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通过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减轻地球负担显得不合时宜。在生活方面，转基因技术等正不可阻挡地走上百姓的餐桌，生物学界一再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必要的，但生态学家、伦理学者和普通民众仍心存疑虑，因为经验和理智告诫人们，当一种技术知识满足了人类一部分看得见的需求时，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看不见的，人类很可能得不偿失。

    ⑤100年前，马克思·韦伯在回答什么原因促进了资本主义兴起的问题时，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概念可以与上面划分的两种知识相对应。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是技术性知识，它服务于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而体现价值理性的非技术性知识则不同，它以人类文明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紧密的观念习惯和普适价值为内涵，崇尚智慧、道德和正义，难以用技术性知识加以推理或证明。如果说技术性知识是对人类求利本性的承认和满足，那么非技术性知识则是对人类本性的精神引导和制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人类毕竟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非技术知识体现人的本质、尊严和价值。今天，延续人类文明急迫地需要技术知识和非技术知识发挥协同作用。知识不该仅仅能使人类富裕，而且要能使人类智慧和快乐。

（2011年11月21日《文汇报》，有改动）

    叙事传统主要指相沿成习的故事讲述方式。讲述方式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信息在传播时会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一旦按照某种糢式或套路讲述故事成为习惯，一代又一代的故事讲述人便会自动沿袭这种习惯。这种“路径依赖”后面的机制并不复杂，以故事中主要行动的重复次数为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备三顾茅庐和刘姥姥三进大观园都是“以三为废”，二打或四打白骨精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对国人来说还是“三”打白骨精更符合预期和习惯。

    叙事即叙述事件，而事件又是由行动构成。如果说中国的讲述方式比较强调时间中的行动，那么西方的讲述方式更多关注空间中的行动。中世纪的《十日谈》《堂吉诃德》等离不开四处游侠、上天入地、流浪跋涉；18世纪的鲁滨逊、格列佛等风尘仆仆地到处旅行；19世纪的歌德、雨果等喜欢以闯荡、放逐、游历为主题。讲述方式关乎性格与经历，西方人主要是牧人、猎户、渔夫与海员的后裔，旅途奔波、路上风景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其叙事更多涉及空间的移动。相比之下，农耕生活导致国人较为留恋土地和家园，出门在外必然造成有违人性的骨肉分离，在安土重迁意识的影响下，离乡背井的出游成为了有违家族伦理的负面行为，远方异域的故事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讲述价值。《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名义上出国到了西天，沿途的风景人情却与中华故土大同小异。

    中国的叙事传统根植于农耕时代，蕴藏着大智慧。中国故事关乎“中国”，不独《三国演义》，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故事，只要涉及分合话题，都在讲述“合”是长久“分”为短暂，“合”是正道“分”为歧途，“合”是福祉“分”为祸殃。中华民族用故事把国人紧密地“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的网络之中”。家国团圆是最为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局。而历史上许多民族一度以自己为主导发展成规模极大的群体，后来却因内部噪音太多而走向分裂。

    全球化时代的国人必须学会并追应与更多的陌生人和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根植于农耕时代的叙事传统亟待改变。以标志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历届获奖的长篇小说甚少涉及国门之外的事物，作家们更多描绘的还是国门之内的“这边风景”。这样的生产状况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温饱无虞的国人已开始向往远方和异域。“诗与远方”成了互联网上的高频词，许多人都在谈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在社会变革日益加速的当下，我们的文学不能无视这一现实，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讲述好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一方面要摒弃“外面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的心理，另一方面要更多讲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故事。讲好时代变局中的中国故事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摘编自傅修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在台湾文博会的展馆里，《庄子·逍遥游》中的名句，印制在青灰色的背景板上，烟雨飘渺、草树朦胧，将飞鱼形状的灯饰设计映衬得浑然天成——这款灯饰正是取名为“鲲”。飞鱼的翅膀是灯管，设计师在曲线形的灯轴上加了移动块，滑动时翅膀灯管随之改变方向和弧度，如同展翅一般。

    精心巧思的设计令人油然赞叹，阐释的文字更是在瞬间把设计的深刻意涵勾勒出来：“‘鲲’由上千万颗微曲镜组构成一只大型的飞鱼，鱼身鸟翅突破传统灯具该有的样貌，在工艺与工业间自在悠游。摆动着发光的翅膀，时而向天际翱翔，时而向下俯冲。大海关不住这属于天空的鱼，屋瓦也困不住这悠游自在的心。”

    这个展台可以说浓缩了文创生态链的几个重要环节：深厚的文字素养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将对经典的理解转化为现代设计、精细的工业加工与制作、精美细腻的文字阐释与升华，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元素，懂得欣赏的消费主体——他们对文化诠释、创意呈现能够产生共鸣与理解，最终，体认到的是有质感的文化体验。

    这是前几天参观台湾文博会的有趣经验。一方面令人惊喜的文创新品在展馆里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因几天来在台北街头巷尾的遇见，更深刻地体会到文创的在地日常化。这恰恰说明了台湾文创空间的成熟，以及文创生态链的完整。

    文创在台湾越来越趋近一种生活态度，转角遇到文创，在很多时候是个大概率事件。街边的一盒牛轧糖，不只是简单的糖而已。包装的外壳是复古味道的盒装书设计，内里夹着一页薄纸，用和牛相关的成语和俗语，逗趣地写下这款牛轧糖独一无二的特质，而每一颗糖的透明糖纸上都有一句话，各具意思，让人品着糖味，多了些玩味。

    深究整个流程不难发现，文创产品的起点、制作流程、推广，是社会生产体系中各个方面达成共识、共同参与和完成的：源于出品人对产品的理解与提炼，文案的表达、设计的体现，对细节的坚持，对生产商的要求；源于生产商的知识基础、接收到信息后的对等回馈、耐心磨合；源于推广者的对应配合、创意宣传；源于消费者的深层认同和购买意趣。换言之，这是一条基于理念一致、高协同度的生态链，从起意、生产、销售到消费，其间每个环节都对文创起到配合和提升作用，从而达致令人愉悦的体验。

    这样一种美好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台湾强调文创、重视文创、扶持文创由来已久，整个社会环境展现了对文创的有利面：对文化和文字的坚持、对美感的认知、对工艺的坚守、对小众电影的开放，慢慢积淀为以诚品、紫藤庐、台大罗斯福路咖啡馆、文艺电影等为标杆的文创产品，并逐渐延伸至更多领域。细细打量这些果实，似乎清晰地还原了构建整体文创思维的逻辑：既需要大的空间自由舒展，也需要小的细枝末节的打磨习惯。一本书、一盒点心上的字体、留白、纸的选择，都有人在意，都有具备工匠精神的人来执行和完成。因此，当文创成为一种生产力，当文创造就一种习惯，文创就是质感生活的必需品了。

（节选于2017年4月23日《联合早报》周兆呈先生文章，有删改）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

    建设智慧社会是我国在新时代把握信息化带来的重大机遇、以信息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智慧社会作为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智慧城市等各种智慧系统的总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回顾信息化的发展历程，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三条相辅相成、相融相生的主线.数字化奠定基础，实现数据资源的获取和积累；网络化构造平台，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和汇聚；智能化展现能力，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呈现信息应用的类人智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知复杂事物和解决问题。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信息化新阶段，即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呈现融合发展新态势。信息化新阶段已经开启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信息技术开始从助力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转变，进而催生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重构和智能化升级为前提，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社会活动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环境中的高度智能化，从而形成智慧社会。

    我国前期的信息化建设在各个领域积累了大量数据。当前，新的数据更是呈现指数增长态势。然而，要实现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变，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海量多源异构数据资源的迫切需求，数据的“盘活”和“赋能’’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难题。所谓“盘活”，关键是要解决数据开放、流通、共享的问题。“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不同系统、不同领域的数据实现大范围的流通与融合，才能实现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从而赋予人类观察事物的全方位视角。而“赋能”则是要形成高效分析应用数据的能力。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发展数据融合分析的算法和工具，帮助人们分析数据、萃取价值。另一方面，要重视人们数据思维和技能的养成。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每个人都应形成基于数据建立概念、解决问题、作出决策的思维方式，并且掌握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分析结果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

    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和服务系统，既包括公共建筑、交通运输、能源供给等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包括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发展趋势下，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传统的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需要完成深度信息化。万物数字化、万物互联和“软件定义”将成为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各种感知设备、智能装置要嵌入到物理实体之中，通过无所不在的通信网络与后台具有强大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的云计算平台相连，通过“软件定义”来实现灵活的功能配置和智能化的管理服务。

(摘编自梅宏 《夯实智慧社会的基石》《人民日报》2018.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