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

    有一天与朋友聊天，我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我也没打过人。我还说，我这一辈子，从没打过人……你突然插嘴说：妈妈，你经常打一个人，那就是我……

    那一瞬屋里很静很静。那一天我继续同客人谈了很多的话，但所有的话都心不在焉。孩子，你那固执的一问，仿佛爬山虎无数细小的卷须，攀满我的整个心灵。面对你纯正无瑕的眼睛，我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打过一个人。不是偶然，而是经常，不是轻描淡写，而是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你。

    在你最小最小的时候，我不曾打你。你那么幼嫩，好像一粒包在荚中的青豌豆。我生怕任何一点儿轻微地碰撞，将你稚弱的生命擦伤。我为你无日无夜地操劳，无怨无悔。面对你熟睡中像合欢一样静谧的额头，我向上苍发誓：我要尽一个母亲所有的力量保护你，直到我从这颗星球上离开的那一天。

    你像竹笋一样开始长大。你开始淘气，开始恶作剧……对你摔破的盆碗、拆毁的玩具、遗失的钱币、污脏的衣着……我都不曾打过你。我想这对于一个正常而活泼的儿童，都像走路会跌跤一样应该原谅。

    第一次打你的起因，已经记不清了。人们对于痛苦的记忆，总是趋向于忘记。总而言之那时你已渐渐懂事，初步具备童年人的智慧；它混沌天真又我行我素，它狡黠异常又漏洞百出。你像一匹顽皮的小兽，放任无羁地奔向你向往中的草原，而我则要你接受人类社会公认的法则……为了让你记住并终生遵守它们，在所有的苦口婆心都宣告失效，在所有的夸奖、批评、恐吓以及奖赏都无以建树之后，我被迫拿出最后一件武器——这就是殴打。

    假如你去摸火，火焰灼痛你的手指，这种体验将使你一生不会再去抚摸这种橙红色抖动如绸的精灵。孩子，我希望虚伪、懦弱、残忍、狡诈这些最肮脏的品质，当你初次与它们接触时，就感到切肤的疼痛，从此与它们永远隔绝。

    我知道打人犯法，但这个世界给了为人父母者一项特殊的赦免——打是爱。世人将这一份特权赋于母亲，当我行使它的时候臂系千钧。

    我谨慎地使用殴打，犹如一个穷人使用他最后的金钱。每当打你的时候，我的心都在轻轻颤抖。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是不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不打他我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只有当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孩子，我才会举起我的手……每一次打过你之后，我都要深深地自责。假如惩罚我自身可以使你汲取教训，孩子，我宁愿自罚，那怕它将苛烈10倍。但我知道，责罚不可以替代也无法转让，它如同饥馑中的食品，只有你自己嚼碎了咽下去，才会成为你生命体验中的一部分。这道理可能有些深奥，也许要到你也为人父母时，才会理解。

    打人是个重体力活儿，它使人肩酸腕痛，好像徒手将一千块蜂窝煤搬上五楼。于是人们便发明了打人的工具：戒尺、鞋底、鸡毛掸子……我从不用那些工具。打人的人用了多大的力，便是遭受到同样的反作用力，这是一条力学定律。我愿在打你的同时，我的手指亲自承受力的反弹，遭受与你相等的苦痛。这样我才可以精确地掌握数量，不致于失手将你打得太重。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认为：每打你一次，我感到的痛楚都要比你更为久远而悠长。因为，重要的不是身累，而是心累……

    孩子，听了你的话，我终于决定不再打你了。因为你已经长大，因为你已经懂了很多的道理。毫不懂道理的婴孩和已经很懂道理的成人，我以为都不必打，因为打是没有用的。唯有对半懂不懂、自以为懂其实不甚懂道理的孩童，才可以打，以助他们快快长大。

    孩子，打与不打都是爱，你可懂得？

水乡戏台

祝勇

    假若绍兴的一切都将在记忆中隐去，我相信最后余下的，定然是一座戏台。

    绍兴旧府八县，可以说村村有戏台，几乎每隔一二里，甚至半华里，就有一座戏台，组成一张戏台的网络。当年的乡土绍兴，弹唱声密集，无论何时，总会有一座戏台在演戏。当大地陷入沉寂，悠扬婉转的唱腔却此起彼伏。所有的戏台同时开演，定如无数朵焰火同时在黑夜里绽放，成为一场无比盛大的感官盛宴。这里把戏台称为“万年台”。那些古老的戏台，依旧是现实的一部分，戏台上的角色，依旧眉目清晰。

    那些临河而建的水上戏台，它们将自然之美与人的智慧结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如春天骤雨后的茶园，有着贴心贴肺的清雅。烟波浩渺的近水远山，那一座戏台就成了近景，在视线里聚焦。它们是真实中的幻景，是真正的“海市蜃楼”。它们有的正面立于水中，仅有一面傍岸，以减轻水流的冲击，也有的跨河而立，完全凌驾在河面上——四根柱子架在河的两岸，柱子间铺上台板供演戏，观众看不见台板，感觉上面人影摇荡，演绎出无限的风流，更像是一场轻梦。鉴湖上有座钟宴庙戏台，至今留存。这座戏台的台基均在水中，仅有左方的古柱靠近岸边。远远地，就能看见它伸展的挑角，如一只蝴蝶，在风中张大了翅膀，让人相信它的轻盈，永远不会在水面上沉没。无论水上，还是岸边，人们都可以同时欣赏同一出戏。

    乌篷船，天下闻名。它既是交通工具，又是打鱼人的家。因此，对于行舟者来说，客栈通常是多余的，但他们需要戏台。唯有那些轻灵俊秀的水上戏台，能够成为它们真正的停泊之地。所有的河道，都将通向戏台。这意味着在绍兴的“地面”上不会有真正的陌生人，因为所有的陌生人，都注定在戏台前聚合，所有人的情感，也都将在戏台前交叉。在弯曲的河道上，戏台有节奏地错落着，与水上生活的节奏相呼应，在行舟者的前方出没，安放在每一个需要它的夜晚。

    在鲁迅所有回忆绍兴的文章中，故乡常成为中国乡土愚昧落后的负面象征，显现出阴冷、灰暗的质感，如一块均质的岩石，无法穿透，唯有戏台却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在风雨如磐的故园，戏台上的灯光，几乎成为他少年记忆里最宝贵的光源，照亮了他的记忆，也照亮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少年记忆。透过鲁迅的目光，无数中国人看见了那座戏台……曲终人散，每个人都转身走进自己的戏。戏台上的风流俊雅，无限缠绵，收束进岸上的楼窗，河中的船影。狭长的石板路、层出不穷的石桥、悠悠荡荡的乌篷船，他们的戏台无处不在。只不过没有人把他们的戏文写下来，我们无从得知而已。戏台上的忠奸争斗、征战杀伐，也慢慢融入了观看者的血脉，变成遗传基因。戏台上下，不仅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更构成一种轮回关系，戏台与看客，戏文与生活，翻覆颠倒。观众和角色可以互换，戏台下的观众一扭身，就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戏台，变成角色，呐喊或者语丝，都是他们的唱词。

    这座城就是一座戏台、一个巨大的发声体，风吹过、雨打过、脚步走过，都会发出奇妙的声响。它收纳了自然的笙箫和历史的烟云，既性感，又立体。作为北方人，我听不懂绍兴话，更无法听懂戏文，但我依旧觉得自己能够“懂”。我想象着越王勾践用古老的绍兴话发出的复仇誓言；想象着西施、范蠡在绍兴话里谈情说爱；“五四”时代的文学热涌中，假如没有了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黄酒般浓郁的绍兴口音，也会变得索然。因为那戏台，就是一部老式录音机，漫长的河道，就是咿咿呀呀反复播放的旧磁带，它们“合作”，呈现出有声音的历史。有了这些声音，书本上出现过的人物就不再遥远，我们会相信自己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水乳交融。

（选自2014年2月3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丰子恺故居—一钩新月天如水

    桐乡石门镇，缘缘堂。

    一个初冬的上午。我将手肘支在方桌上，将身体舒展成他穿棉袍时的闲适样子，望见了江南初冬依然绿影婆娑的院子，绿影婆娑的时光深处慢慢出现了一些声音和画面——春天里两株开满花的树下，跑过几只小鸡，有燕子呢喃；夏日午后门外传来货郎的叫卖声，傍晚的芭蕉树下，摆起了客人小酌的桌子；花坛边洋瓷面盆里游着一群蝌蚪……他从秋千上抱下老三或老四，说，在面盆里，小蝌蚪永远不会长成青蛙的，来，我们送它们回家！

    这些场景，是缘缘堂的主人——丰子恺先生漫画里的场景，也是他《缘缘堂随笔》里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缘缘堂则是他曾经的现实家园和精神乐园。

    我将目光收回，落到了桌面隐隐发亮的木纹理上，肘关节与桌面接触的一小片肌肤上，有一丝隐隐的温暖。这是错觉，错觉还牵引着我闻到了他略带烟味的呼吸，一个眼神睿智、端庄平和的白发长者立在了我的眼前。寒风中他身穿黑棉长袍，头戴黑棉帽，棉帽上趴着一只黑白色小猫。

    民国大师无数，而丰子恺是难得的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教育家。沿着他一生的脉络探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爱与慈悲里成长的幸运儿。丰子恺出生于一个有染坊、有良田的大户人家。阳光雨露没有宠坏那个叫“丰仁”的孩子，反使他成长为知书达理、谦恭好学的少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正式更名为丰子恺，也遇到了生命里十分重要的两位大先生——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丏尊。他们之间长达一生、直抵灵魂的情缘，给了他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夫妻竟一生恩爱、生死相随，育有七个子女。这一切因缘，造就了他“光风霁月”般的人格。

    在与他同时代挚友们的记忆里，他获得了这样的评价：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丰子恺的画，重于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孩童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洁，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1927年初秋，二十九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叔同让他在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二十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真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夏丏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文革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一团蜷缩的身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护生画集》。

    “我是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呢……弄得像机器人一样。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时光隧道里传来的这一段话，振聋发聩。

都江堰（节选）

余秋雨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驰，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刘备、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覆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投食下的阅读饥饿

鲁敏

    ①投食，一个比拟，像动物园里那样，给笼子里早已不猛的野兽丢些死鸡活鸭……这是个有点调笑的说法。调笑是为了减轻内心的不适感。我老觉得，我们现在的阅读很像是投食模式。投食的主要表现是榜单、书目、名人推荐、月选季选年选等。一到周末或月底的进食时间，流水线一样的资讯平台就开始推送了，详尽的内容简介、写作特色、章节摘要、专家评说，切成很小的碎块、撒好了提神的调料和悦目的花边，排列整齐地进入到我们各自所趴着的笼子里。如果你是一位在某个领域小有名声的人士，出版社还会直接把书给扔进来。这情况多么令人满意，你都不用动半根指头，就可以非常及时地进食到本季最时新的读物。

    ②某天，有个摄制组来家里拍东西，主持人随手拿起茶几上一本书，语调喜悦：“哦，我刚刚在某老师家也看到这一本哎。最近，老是听到人说哎……”我立即知道，我与“某老师”，还有别的一些老师，准是在同一时间被空投了同样的东西，都是刚刚打开包装，热气腾腾地放最靠手的地方，而这本书的下方，稍微带点陈灰的，是一堆同样来源的书。我不知道，我将在何时、或者是否真的会去拿起刀叉张开嘴巴……绝非胃口不好，相反，阅读上，这些年我一直饥饿，这满目琳琅、饱食终日的饿，已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听听，连我自己也要脸红了，多么矫情的令人反感的说法。

    ③我当然知道真正的供给不足是什么样的。从五十年代的前辈们那里，我们都听过许多关于阅读的故事，在那灰蓝色的回忆光圈里，他们到废品回收站找书、到贴有封条的仓库偷书、步行三个小时到一处去借书连夜急读并于次日凌晨交到下一个风尘仆仆的接力者手中。我的一位同行，是六十年代生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多次用一种不可思议地语气提起，他整个青少期的阅读，就是靠各种“意外”与“撞运气”，得以与某书碰上，然后就抱住死啃，啃得连碴子都不吐。他最神奇的是在垃圾堆里捡到过好书，拍拍灰，塞裤子口袋就拿回去读了……每每听之，我总是啧啧不已，并且有种向往的心态，觉得那种匮乏，一方面是残酷的、压迫的，可其中又有种初恋般的纯度与浓度，甚至带有传奇的美感。

    ④我这心态显然也是不大健康。这所谓的美感，是出于我的主观视角，是对比而生的，对比于当下的食欲僵死。投食而来的那些书单，一拨又一拨，挤挨挨、满当当地进入视线，爱恋的感觉就此稀薄了，似已没了起初的忠贞和虔诚，因它们不是我日思夜盼、苦苦求索而来的，甚至可能是并不需要的、伴有轻微质疑的。常常的，打开一本书，那样讲究的字体与排版，花了大心思的封面，体贴的、连配套的书签都备好了，可是啊，负疚地长叹，不想打开。我害怕会碰到反复碰到的情况，那既不甜也不苦，既不烫也不冰的滋味，都搅动不了齿舌，更何谈心肠与脑袋。当然，是可以看的，足可以翻上大半天，并也会条件反射地发笑与点头称是，直看得圆滚滚的、挺胸凸肚，可随后只消半个黄昏，就没了，就饿了，加倍的饿，空洞到极点的饿，并伴有异常的伤心，为那书，为它那好看的样子，为我对它的无情遗忘。更绝望的是：那不独是那本书的命运，那更是我的、我们的。

    ⑤我饿着。我羞耻于这种饿，像得了道德败坏、见不得人的病。这怨不得别人的，为什么会在大丰大收、供给丰沛到过剩的背景下如此之饿？是我的无能，是我自个儿丧失了觅食和追求的能力，去荆棘、去莽原、去冰雪中捕食的能力，从被抛弃的垃圾堆里、从加锁的门背后、从被打包变卖的废品中，翻找到那些破旧、残缺、没了用处、味淡如水的，但真正适配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吃大路货？为什么要叼起降落到眼跟前的发亮玩意儿，好像新晋小开总要赶上新品发布似的，哼哼唧唧地表示津津有味，以大合唱、团体操的标配方式来阅读、思考、发声？想想看，这真是可怜而贫瘠的局面！

    ⑥大概正是出于这种恐慌的心理，每次看到书单，看到排行榜，看到几乎像课堂作业般整齐的赞美式反馈，我总升腾起一阵迷雾般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能否有勇气立即站起身、跑出去，趁着肢体与脑力尚未完全绵软，离开这无需任何心力的富足之地，跃入旷野，跃入干涸，激活被干扰和驯化过的视觉与嗅觉，恢复那种挑剔但准确的灵敏，重新长出野蛮有力的肌肉……最终，在视线尽头的大地深处，在被忽略被冷落的地方，在依稀可辨的光线中，遭遇到我一直寻找和渴求的那本书。

瓦浪如海

肖复兴

    ①老北京四合院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灰色，一片灰色的瓦，紧挨着一片灰色的瓦，连接着一片浩瀚的灰色，铺铺展展，犹如云雾天里翻涌的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直涌到天边。

    ②这种由鱼鳞瓦组成的灰色，和故宫里那一片碧瓦琉璃，做着色彩鲜明的对比。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满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无语沧桑，力量沉稳。它似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铁锚一样将整座城市稳定在蓝天白云之下。在北京胡同长大的建筑师张永和先生，对这样的鱼鳞瓦太熟悉不过，他说：“我成长于一个拥有低矮地平线的城市中。从空中俯瞰，你只能看到单层砖屋顶上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打破这波浪的是院中洋溢着绿色的树木以及城中辉煌的金色。”而只有向天际展开的灰色瓦浪，才会让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拥有力量；只有在这样一片灰色的瓦浪中，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才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③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天际线很低，不用站在景山上面，就是站在我家的房顶上，从脚下到天边，一览无余，基本上是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顶所勾勒。那时候成片成片的四合院占据了北京城的空间。这一片如海的瓦浪，它所显示出的色彩和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

    ④那时候，四合院平房没有如今楼房的阳台或露台，鱼鳞状的灰瓦顶，就是各家的阳台和露台，晒的萝卜干、茄子干或白薯干，都会扔在那上面；五月端午节，艾蒿和蒲剑插在门上之后，也要扔到房顶，图个吉利；谁家刚生小孩子，老人讲究要用葱打小孩子的屁股，取“葱”的谐音，说是打打聪明，打完之后，还要把葱扔到房顶，这到底是什么讲究，我就弄不明白了。

    ⑤那时候对于我们许多孩子而言，鱼鳞瓦的灰色房顶，就是我们的乐园。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淘得要命，动不动就跑到房顶上揭瓦玩儿，那是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鱼鳞瓦，真的很结实，任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就是一点儿也不坏。单个儿看，每片瓦都不厚，一踩会裂，甚至碎，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一面坡的房顶，就那么结实。它们是一片瓦压在一片瓦的上面，中间并没有什么泥粘连，像一只小手和另一只小手握在一起，可以有那么大的力量，也真是怪事，常让那时的我好奇而百思不解。

    ⑥十几年前，听说老院要拆，我特意回去看看，路过长巷上头条，看见那里已经拆光大半条胡同了。一辆外地来的汽车车厢里，装满从房顶上卸下来的鱼鳞瓦。那些鱼鳞瓦，一层层，整整齐齐地码在车上，和铺铺展展在屋顶上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尽管也呈鱼鳞状，却像是案板上待宰的一条条鱼，没有了生气，更没有瓦浪如海，翻涌向天际展开的气势了。

    ⑦我望着这满满一车的鱼鳞瓦，它们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还是那样的结实，那样的好看。又有谁知道，那些鱼鳞瓦上，曾经上演过童年那么多的游戏，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欢乐呢？还曾经上演过比我们的游戏和欢乐更多更沧桑的故事呢？

    ⑧要说带给我们最大快乐的，一是秋天摘枣，一是国庆节看礼花。那时，院子里是三棵清朝就有的枣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房顶攀上枣树的树梢，摘到顶端最红的枣儿吃，也可以站在树梢儿上，拼命地摇树枝，让那枣纷纷如红雨落下，噼噼啪啪砸在房顶的瓦上，溅落在院子里。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大呼小叫，可真的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⑨打完了枣，下一个节目就是迎接国庆。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饭，我们会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由于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高楼，一眼就能看到晚霞中的西山脚下。前门楼子和天安门广场都是看得真真的，仿佛就在眼前，连放礼花的大炮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坐在鱼鳞瓦上，心里充满期待，也有些焦急。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降落伞飘来的那一刻，我们会立刻大叫着，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争先恐后去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有一次，就让我够着了一个，还挺大的个儿，成为我拿到学校显摆的战利品。

    ⑩一直到十几年前，重返我们的老院，又看到童年时爬过的房顶、踩过的鱼鳞瓦，才忽然发现和它们这么久没有相见了，也才发现瓦间长着一簇簇的狗尾巴草，稀疏零落，枯黄枯黄的，像是年纪衰老的鱼鳞瓦长出苍老的胡须，心里不禁一动，有些感喟。其实，这种狗尾巴草一直都是这样长在瓦缝之间，一年又一年，它们的生命力和鱼鳞瓦一样的顽强而持久。

    ⑪去年的秋天，我路过草厂胡同一带，那里的几条胡同已经被打理一新，地面重新铺设青砖，四合院重新改造。有老房子的房顶被改造成露台。顺着山墙新搭建的梯子，爬到房顶，楼房遮挡得远处看不到了，但附近胡同四合院房顶的鱼鳞瓦，还能看得很清楚，尽管已经没有了张永和先生说的“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的景象，却还是让我感到亲切，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候的伙伴。真的，这和看惯各式各样的楼顶，哪怕是青岛那样漂亮的红色楼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灰色的鱼鳞瓦，才能带给我老北京实实在在的感觉，是一种家的感觉。

    ⑫我还看见眼前不远处屋顶上鱼鳞瓦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迎着瑟瑟秋风，摇曳着枯黄的颜色，和鱼鳞瓦的灰色，吟唱着二重唱。

（取材于肖复兴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