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

张抗抗

   小董有一个可爱的三岁女儿。对女儿一向有求必应。他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两小时路程。为了减少往返，他总在周末才回家。每次回家，女儿在晚上临睡前必要让他讲个故事。一年过去了，什么大灰狼小白兔，他肚子瘪瘪塌塌，早已被搜刮干净。女儿却不肯善罢甘休，抱着他的膝不肯上床，连妻也哄她不好。

   他满心焦虑。虽是周末晚上，他还得赶写一篇文章。研究所的头儿亲自点名，让他在一个术会议上发言，他将有机会在同行面前，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才华。

   “爸爸讲故事呀！”女儿纠缠不休。

   讲什么呢？他真没有时间。发言关系到对他实际水平和个人价值的确认，听说很快就要评职称了。

   他突然记起当天报纸上看到的一则趣闻。当时无意瞟了几眼，现在倒可以用来对女儿随意应付一番。

   “从前，在一个海岛上……”他开始尽量耐心委婉对女儿娓娓道出。“那儿的人，家家户户养着一种大海龟。海龟像一张小桌子那么大，有很硬的壳和很粗的爪子。那个海岛上，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小毛驴。一个人要到岛上另一个人家去串门，就骑着海龟去。海龟最爱吃大香蕉。它的主人就坐在海龟背上，用一根细杆子拴上一根绳，香蕉就悬在海龟脑袋上，离它只有几步远。海龟想吃香蕉，就开始往前爬，可它一爬，那背上的人手里的香蕉也往前走了。它怎么也够不着，于是它就拼命往前爬……”

   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睡着了，腮上挂着浅浅的酒窝。

   他连续昼夜伏笔奋战，发言很成功，获得大家的好评，文章将被收入当年的年会专集。有人私下议论，说他虽是助研，实际上相当于副研究员的水平。

   转眼又到星期六了。他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时，才想起这一星期忙得昏头昏脑，竟然忘了给女儿准备故事。出乎他意料，女儿临睡前忽然对他说：“爸爸今天你还讲那个大海龟好不好？”他松了一口气，却纳闷女儿何以对这大海龟如此感兴趣。

    “……就这样骑着海龟的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他敷衍了事地讲完了故事。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同女儿亲近的情绪，他心里实际上还在惦着自己的职称。如果这次能评上副研，他一家三口就有希望分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工资也可增长几十块钱。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昨天，上头又给了他新的任务，他必须在一个月内，译出一部有关w理论的200页的著作，三个月内编出一部新的辞典，六个月内与人合写一部有关w理论的评述……他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做完这些事。

   “那骑海龟的人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怎么样了呢？”女儿竟然破例没有睡着，眨着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他问。

   他说：“骑海龟的人到地方了以后，就把海龟整个儿翻过来。一翻过来它就不能逃跑了，只能乖乖地等它的主人去办完事，再把它翻过，骑它回家。”

   女儿似还要问什么。他不耐烦地拍拍她的后脑勺，把她交给了妻。

   为了不受干扰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上全部任务，真正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他索性把铺盖搬到了研究所，黑夜白天泡在图书馆资料室里。不这样做，就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领导对他的信任。一个几百人的研究所，老的老，小的小，真正能顶用的，还是他这样的中青年骨干。但无论怎么辛苦，他觉得前面总还有个盼头……

   半年后，他疲惫不堪地回家，心里如释重负。女儿见到他，目光转向妈妈，似乎要问：“这人谁呀？”临睡前，女儿破天荒第一回并不缠他讲故事，大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回，终于问：“我想起了上次你讲的大海龟。后来到底有没有给它吃香蕉呢？”

   他一愣，含糊回答，可能是给了。女儿却不满意，又问他，到底给了几个。他说，一大串。女儿又问，是不是每次都给，他茫然……

   星期一上班，得知职称名额已定，他没有希望晋升；工资不动，住房当然暂时也不能动……他感到浑身骨骼疏松……不知怎么，他想起了那只海龟，他如果告诉女儿，人其实并没有把香蕉给海龟吃，对女儿来说未免太残酷了。他不忍心。

（《小小说精选》2010年第10期）

佛教石窟艺术

李泽厚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服务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所以，尽管同样是硕大无朋的佛像身躯，同样是五彩缤纷的壁画图景，它的人世内容却并不相同。如以敦煌壁画为主要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北魏、隋、唐（初、盛、中、晚）、五代、宋这些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神的世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各异。

    无论是云冈、敦煌，还是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洞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要形体。人的现实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的身躯便愈高大。然而，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异常宁静的主人。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它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丰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但它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并不一样。

（选自《美的历程，佛陀世容之悲惨世界》）

童年·供销社

钱红丽

    小时候，隔三差五跟着外公去一个叫作“周冈”的小镇。他在小腰篮底层铺一层稻草，把家里积攒下的鸡蛋一个一个装进去，再在鸡蛋上面盖一块旧布，拎到周冈。一个鸡蛋五分钱，全部卖掉后，买些粗粒盐回来。或许还有余钱，外公就去肉案前，割一刀猪肉。屠夫按照外公的指点，把肉切下，称好，一斤重的样子，迅速在肉上戳一个洞，串起几根稻草，递到外公手上。

    肉，一元二角钱一斤。二十四个鸡蛋，换一斤肉！

    我的印象里，外公买猪脚的时候多些，他并非不喜欢吃肉，而是猪脚便宜得多。或者呢，肉也不买，猪脚也不买，外公只买一条鱼，鲢鱼，非常便宜的鲢鱼，几角钱而已。称完鱼，鱼贩子也是用几根稻草穿过鱼嘴递给外公。一老一小于是拎着一刀肉或者一条鱼，穿过田畈——如若春天，仿佛一万亩油菜田的蜜蜂都追随着我们了。

    实则，我最喜欢跟着舅舅或者小姨去供销社买日用品。

    供销社里飘拂着一股股奇异的味道，纷繁复杂，景深曲折，至今无与伦比，简直万花筒一样的气味：红糖的味道齁甜齁甜，固本牌肥皂的气味是咸的，芦西酒的味道辛辣芳香……乡下有一个酒鬼，总是偷自家的米换酒喝——他站在巨大的酒缸前等着，售货员用长柄竹勺舀上一勺酒，倾倒于他双手捧着的蓝边碗里。他小心翼翼，像捧着自己的命，默不作声地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去了。等他的婆娘遇见这个醺醺然的挨千刀的偷了米的男人时，她没有什么法子想，许是绝望了，就一屁股坐在门前地上痛哭，一边号啕，一边咒骂，一边把手掌重重拍在地上。

    不出几日，酒鬼仿佛忘记了曾经尊严扫地的难堪，故态复萌。女人每一次的咒骂与痛哭，仿佛初次一样的新鲜，也没见一个家从此破碎，日子还是照常过下去了。

    至今忆起，其人作派，颇有仙风道骨的气质了。酒香让成人世界中颓败的他，多了一丝“仙味”，当然这是隔着岁月的距离，才能被嗅到的。

    实则，我最喜欢闻煤油的味道。煤油装在供销社一只只硕大无朋的圆铁桶里，桶上一角安了一个压力泵的装置。

    不晓得为什么？每次打煤油，都要排很长的队，从供销社里一直排到外面去。买几斤煤油，售货员就压几下，亮汪汪的煤油汩汩而出，倾于煤油壶里。每每如此，小姨等在队伍里，我早早挤到屋子里，死死抓住柜台不撒手，为的是让煤油奇异的味道更多地进到我的鼻腔里——无比羡慕售货员姐姐，她不花一分钱，天天都可以免费闻见那么多煤油的味道，太富裕了。

    彼时，正值煤油灯时代，家家备有好几只灯盏。那个年代的灯盏，可真是艺术品呢。高脚细腰的模样，玻璃印花的质地，圆形底座，袅袅而上，忽然在中间鼓出一块圆肚子，盛满煤油，漂一截灯芯，划一根火柴，黑屋子瞬间亮了，火焰上方配一只玻璃罩，屋子更亮些，煤油的味道追逐着幽光跃动……

    夏天的时候，供销社里还卖海带。海带被搭在铁丝上，晾衣裳一样地齐整，悄悄散发出幽深的气味，或许就是大海的味道了吧。自小，我们与曲折弯曲的河流生活在一起，不晓得大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难道比外婆门前的白荡湖还要宽阔吗？我是活到三十二岁那年，才去到厦门看见大海的，水天相接处白雾茫茫，浩渺无垠，直如童年的夜空那么深邃。默默坐在海边，到底还会忆起被隐秘地珍藏了多年的海带的味道，芬芳里有了辽远的咸腥。

    供销社的一面墙上，挂了各色花布，也挂毯子。后者都是上海牌的，浅粉底子上织绣着一对展翅欲飞的凤凰，凤凰周围开了大朵大朵红牡丹绿牡丹黄牡丹，都是鲜花怒蕊的，逼真得不得了；或者密不透风的红梅丛里蹲了两只翘尾巴的喜鹊，叽叽喳喳的，言犹在耳；也有芙蓉锦鸡图。长大后才明白，原来这样的芙蓉锦鸡，就是宋徽宗勾连了一辈子的画呀，一纹一皱里都是细致工笔，简直可以将一个心如废井笔如枯椿的人的心思荡漾起来的吧。

    上海牌毯子可真结实耐磨啊，拿在手上厚沓沓的，非常有质感，任凭怎样捶洗都不败色，一年一年拿出来，铺在褥子上都是簇崭崭的新。妈妈们素来喜欢以米汤浆被子——入夜，一群骨瘦如柴的小身体滚在毯子上，硬戳戳，痒酥酥的，异乎寻常的舒豁，梦境中总有大米的香甜。

    或许，一个幼童所能领略到的五彩斑斓的世界仅仅止于供销社里那一方小小天地吧。

（有删改）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广西文学》2018年第5期）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遥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里地上铺上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他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那天早上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坐在炕上哭鼻子哩。哭什么哩？那年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这胖干部问我割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叫化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化子，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高五，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熬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就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就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买了几颗洋糖…… 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有学者对古史起源问题的学术史做过梳理与回顾。舒铁指出，“古史起源多元论的三种代表性论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早已为人熟知。经由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研究，人们得以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种族、文化的起源问题”。

傅斯年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说，广大南方地域的政治演进尚无足观，故而略过不论。蒙文通与徐旭生则认为可分河洛、海岱与江汉三集团或华夏、东夷及苗蛮三集团。但对于三集团之间文化演进的先后与对比，二人的认识又有明显差异。徐旭生认为北部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文化要先于南部的苗蛮集团；蒙文通则认为三区的文化各成体系，其文献的传承各有统绪，主要强调其差异，而不是先后或优劣。总的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原中心说”到后来的“满天星斗说”的发展历程。

蒙文通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一文中指出，该书“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它“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颛顼的后代”，后稷“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也被“认为是帝俊所生”，而非中原传统说法谓之为黄帝的后裔，由于该书“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而是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摘编自尹玲玲《“洪水”新解——兼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史梳理》）

材料二；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泛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边缘地带带来了人类的发展与扩散。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人类祖先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暴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擞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与中心群体较多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不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战争，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

总之，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尝试从史前文化边缘发展模式的角度，从理论上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过程。

（改编自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