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我与地坛^①（节选）

①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②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看见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惟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中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敢。

③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④那时您可以想像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像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⑤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闲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来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云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⑥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旭日。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救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⑦但是，那不是我吗？

⑧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比 邻

聂鑫森

    仲夏时节，五点钟的样子，天就露出了鱼肚色。

    七十岁的常惠生，赶忙下床，他的妻子问道：“你到哪里去？”

    “到德山家去看看。”

    “德山被他儿子接到城里治病去了，那座房子空空的，有什么看头？”

    “他临走前把钥匙交给了我，我去开开门，让房子透透气。说不定哪天他就回来了，还来和我们做邻居。”

    常惠生从枕头下摸出钥匙，小心地掂了掂，然后塞到口袋里。这一串钥匙可以打开尹家的大门、卧室门、仓库门……不是情如一家人，不会对他这么信任。他走出卧室，穿过堂屋，再打开自家的大门，跨过高高的门槛，站在台阶上，便望见了几百米开外的尹家老屋。

    常惠生突然觉得眼睛有些润湿，喃喃地说：“德山呀，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他走下台阶，沿着一条被林荫遮蔽的小路，朝尹家老屋走去。

    这个村有三四十户人家，住得很分散，到处是半裸半掩的土石山丘和坡地，稀稀拉拉地只长矮小的杂树、荆棘和野草。常家和尹家住的这一面坡地，原叫秃毛坡，但现在却有了成片的树林，还有了许多自开自谢的野花。常惠生的儿子常凯是个农民企业家，先在城里经营农副产品市场，早几年回到老家创建农业科技园，事业红红火火。他的科技园就在坡下的小河边，呼啦啦沿河排开几百亩地，瓜果蔬菜全是早熟、高产、优质品种。他不喜欢秃毛坡这个名字，遂改名为锦绣坡，单位则称为“湘楚锦绣坡农业科技园”。

    常惠生曾对儿子说：“这面坡是我家和尹家共有的宅基地和自留山，你改名问过他吗？”

    儿子说：“问他做什么？他肯定会同意的。这几十年，你们二老对尹家施惠多多，他报过什么恩？”

    “混账东西！有你这样说话的吗？就算我们帮过人家一点小忙，老想着人家怎么回报，那么原本的动机就歪了。”

    儿子赶忙说：“爹骂得对，我……再不乱说了。”

    常惠生缓缓地走在小路上，不时地见到带露的枝叶横到路中来，他像小孩子一样，用手轻轻拈住枝叶放到嘴边，去舔晶亮的露珠，舌尖似乎有了一点甜味。他和尹德山同年，两家人的上一辈子就是邻居，童年时他们清晨相邀去远处砍柴，见到枝叶上的露珠，也是这样去舔，比谁舔得多舔得快。

    常惠生忍不住哈哈大笑。

    后来，他们都成家了，又都有了孩子。

    尹德山个子瘦小，还有哮喘病，儿子尹忠十岁时得急性阑尾炎，是常惠生催促尹德山，两人连夜轮流背着尹忠赶往几十里路外的镇医院，并代交了医药费，这才保住了尹家的这条根。尹忠读初中、高中、大学时，常惠生不时地资助学费……

    常惠生从不认为邻里之间相互帮个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念念不忘。尹忠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经济宽裕了，一定要归还历年来的欠款，常惠生说：“你爹记的账，我不认，是他记错了。”但这满坡的绿意和清凉，悦目清心，常惠生却不拒绝。

    终于到了尹家老屋前，常惠生掏出钥匙打开大门的牛鼻子铜锁，也不急着进去，在高门槛上坐下来，点着一支烟，慢慢地抽。

    尹德山去城里治病，一眨眼就十天了。临别时，他对常惠生说：“我的心脏病有日子了，怕耽误儿子的工作，又舍不得常大哥你，一直没言语，现在看来是拖不下去了。这串钥匙就交给你了，让老屋不长霉不生虫。我会……回来的……”

    仿佛尹德山真的回来了，也坐在门槛上。他们平日里相互走动时，就喜欢坐在门槛上抽烟、聊天。

    风吹满坡树叶，沙啦啦地响，就像他们高高低低的说话声。

    常惠生抽完了烟，起身进了堂屋，打开卧室门，进去后再打开朝南的窗户，屋里顿时明亮起来。

    ……

    这年夏至后，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骤然而来，下得昏天黑地，一连下了五天五夜。山洪暴发，各处山体滑坡，不少人家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只有秃毛坡因树木多而密且扎根深，居然岿然不动，常家和尹家的房子毫发无伤。特别是坡下的科技园，因排水系统好，安然渡过这一劫。

    常惠生对全家人说：“你们不是说尹家没有回报我们吗？德山几十年栽树、护树，不言不语地护佑我们！”常凯低下了头。

    常惠生马上打手机给尹德山，没有回应。常惠生忍不住大哭起来。

    （有删改）

老八杂

迟子建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树静风止时，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那些健身器材，谁他妈用啊！”    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我们这里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动迁通知在六月份就张贴出来了，限老八杂的人在七月底以前，必须迁出。但大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

    老八杂的人，但凡遇见难事，都爱凑到丢丢那儿请她拿个主意，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却是老八杂人的主心骨。

    丢丢四十出头，长脖子，瓜子脸，细眯的小眼睛，喜欢戴耳环和梳发髻。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孩，大都有着高挑的身材，丢丢便是。她有一米七，双腿修长。她的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丢丢有着男人一样的剑眉，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凌厉和豪爽；她又有着敦厚的嘴唇，让人能感觉到她为人的厚道。    老八杂那些暗淡破旧的房子，据说是旧哈尔滨的“马市”。那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市”也就兴起了。“马市”在，就有养马人。有了养马人，就要有娱乐。老八杂现存的半座米黄色的小楼，过去就是舞场，是一个俄国商人开的。它位于老八杂的腹地，主人就是丢丢。

    (节选自中篇小说《起舞》)

自行车

周波

    东沙决定去买自行车。老婆如晶嚷开了：公家的小车不坐，买什么自行车嘛，真是浪费。东沙说：来乡镇工作第一天就有过买车的冲动，只是忙得脱不开身。东沙还说：我是县里的自行车环岛赛冠军，不练岂不废了好身骨。东沙又说：干吗非要乘公家小车子呢？那才是浪费。老婆如晶说：你现在是镇长呢。镇长怎么了？镇长就不能骑自行车？东沙说。

    来乡镇前东沙是县局的副局长，副局长都有专车接送。像很多领导一样，东沙去办公事时得钻小车。其实，东沙最喜欢骑自行车，小车是风光了些，可没有自行车来得轻松自在。在县城上班时，东沙习惯早练。到了乡镇，他经常晚间有应酬，早上闹钟响时还处在迷糊中。现在东沙很少有早练的时间了。

    东沙曾经有过好几款自行车，读中学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即使后来参加工作了，也一直骑。东沙不骑自行车是当了副局长之后的事，照他的说法，自己是被迫去钻小车的。之前，东沙一直不想扔掉那辆骑惯了的自行车，他天天把它擦得锃亮。现在，那辆自行车不知丢哪儿去了。

    东沙骑着新自行车去上班了。头几天，没见什么动静。时间一久，人们就议论开了：镇长怎么骑自行车呀？稀奇！东沙笑着说：骑自行车既锻练身体，又给单位省车油费。因为东沙是镇长，人们不敢当面多开玩笑。

    不久，惹事了。因为大家发现，东沙除了上下班骑自行车，连下乡工作去也骑着那辆自行车。有人曾偷偷地把自行车藏了起来，可是，一次次被东沙找了出来了。为这事，他专门在机关大会上批评了下属，东沙说：镇里是不是治安不好呀，连一辆自行车都管不住。办公室主任显然受了委屈，找机会解释说：不是……治安的问题。东沙不开心了，问：那是什么问题呀？有一回，在班子学习会上，东沙特意叫人播放干部先进事迹电视片，东沙指着电视里的画面说：他们也骑自行车。

    那天，东沙又骑着自行车准备去下乡检查工作，办公室主任支支吾吾地想说啥，却始终讲不清楚。东沙显然对这位主任不满意，吼道：怎么变得像娘们似的。主任说：镇长，乘小车去吧。东沙说：又怎么了？难道我骑自行车会出交通事故吗？主任终于鼓足勇气说：驾驶员咋办？正在气头上的东沙眼一瞪说：最好让他们都下岗回家。

    下乡去的东沙后来果真遇到了些事，当然还是有关自行车的。东沙听见有人说他是个喜欢玩虚的镇长。东沙心里一惊，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呢？东沙还看见有人跺着脚叹息：怎么可以骑自行车呢？再穷也不能穷了咱镇长，他可是咱们的脸面呢！当然，东沙也听到了表扬话，有位老农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焦裕禄又回来了！东沙想：那位老农实在是太抬举自己了，我只想骑骑自行车健身嘛。

    接到县领导电话是后来的事．东沙吃惊地发现，县领导开口就和他说自行车的事。以前，县领导可不是这样的。领导说：听说你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东沙猜不透领导的话，直截了当地说：是的。领导说：你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带回来了！明儿我们也骑自行车去。东沙听着觉得不是滋味，他感觉领导好像话里有话。

    东沙无精打采地回到家。如晶问：咋了？东沙不语。如晶又问：不会是自行车惹事了吧。东沙瞧着老婆，像瞧西洋镜似地看，她怎么还在关心自行车的事呢？

    东沙后来把那辆新买的自行车搁到了自家的车库里，他不想骑自行车了，当然这是后话。

    如晶有一天笑着说：我早就说你买自行车是浪费，到头来新买的自行车还会找不到的。东沙说：你赢了！

    其实，东沙有自己的体会，他发现，只要骑着自行车去单位，工作就没有一天安稳过，他面对的眼神都充满着异样，这让他有点惶恐不安。他把原来乘的那辆专车卖了，换成了新轿车。

    他对驾驶员说，原来小车的空间实在太小，每次钻进去腿脚伸展不开来，一点也不自由。

    东沙不骑自行车了，单位里重归风平浪静。那天，东沙最后一次听到有关自行车的话题。有人说：这年头，谁会真的去骑自行车。瞧，我们的镇长果真换好车了。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2018年8期）

马兰花

李德霞

    大清早，马兰花从蔬菜批发市场接了满满一车菜回来，车子还没扎稳，邻摊卖水果的三孬就凑过来说：“兰花姐，卖咸菜的麻婶出事了。”

    马兰花一惊：“出啥事啦？”

    三孬说：“前天晚上，麻婶收摊回家后，突发脑溢血，幸亏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里，听说现在还在抢救呢。”

    马兰花想起来了，难怪昨天就没看见麻婶摆摊卖咸菜。三孬又说：“前天上午麻婶接咸菜钱不够，不是借了你六百块钱吗？听说麻婶的女儿从上海赶过来了，你最好还是抽空跟她说说去。”

整整一个上午，马兰花都提不起请神来，不时地瞅着菜摊旁边的那块空地发呆。以前，麻婶就在那里摆摊卖咸菜，不忙的时候，就和马兰花说说话，聊聊天。有时买菜的人多，马兰花忙不过来，不用招呼，麻婶就会主动过来帮个忙……

    中午，跑出租车的男人进了菜摊。马兰花就把麻婶的事跟她男人说了。男人说：“我开车陪你去趟医院吧。一来看看麻婶，二来把麻婶借钱的事跟她女儿说说，免得日后有麻烦”。

    马兰花就从三孬的水果摊上买了一大兜水果，坐着男人的车去了医院。

    麻婶已转入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门口的长椅上，麻婶的女儿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马兰花安慰了一番，放下水果就出了医院。男人撵上来，不满地对马兰花说：“我碰你好几次，你咋不提麻婶借钱的事？”

    马兰花说：“你也不看看，那是提钱的时候吗？”

    男人急了：“你现在不提，万一麻婶救不过来，你找谁要去？”

    马兰花火了：“你咋尽往坏处想啊？你就肯定麻婶救不过来？你就肯定人家会赖咱那六百块钱？啥人啊？”

    男人铁青了脸，怒气冲冲地上了车。一路上，男人把车开得飞快。

    第三天，有消息传来，麻婶没能救过来，昨天她女儿火化了麻婶，带着骨灰连夜飞回了上海。

    男人知道后，特意赶过来，冲着马兰花吼：“钱呢？麻婶的女儿还你了吗？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出门时，一脚踢翻一只菜篓子，红艳艳的西红柿滚了一地。

    马兰花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从此，男人耿耿于怀，有事没事就把六百块钱的事挂在嘴边。马兰花只当没听见。一天，正吃着饭，男人又拿六百块钱说事了。男人说：“咱都进城好几年了，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你倒好，拿六百块钱打了水漂儿。”

    马兰花终于憋不住了，眼里含着泪说：“你有完没完？不就六百块钱吗？是个命！就当麻婶是我干妈，我孝敬了干妈，成了吧？”

    男人一擦碗，拂袖而去，把屋门摔得山响。

    日子水一样流淌。转眼，一个月过去。

    这天，马兰花卖完菜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男人系着因裙，做了香喷喷的一桌饭菜。马兰花呆了，诧异地说：“日头从西边出来啦？”

    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嘴快，说：“妈妈，是有位阿姨给你寄来了钱和信，爸爸高兴，说是要犒劳你的。”

    马兰花看着男人说：“到底咋回事？”

    男人挠挠头，嘿嘿一笑说：“是麻婶的女儿从上海寄来的。”

    “信里都说了些啥?”

    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嘛。”

    马兰花接过信，就着灯光看起来。信中写道：“兰花姐，实在是对不起了。母亲去世后，我没来得及整理她的东西，就大包小包地运回上海了。前几天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她借你六百块钱的事，还有借钱的日期。根据时间推断，我敢肯定，母亲没有还过这笔钱。本来母亲在医院时，你还送了一兜水果过来，可你就是没提母亲借钱的事，还好，我曾经和母亲到你家串过门，记着地址，不然，麻烦可就大了。汇去一千元，多出来的四百块算是对大姐的一点心意吧。还有一事，我听母亲说过，大姐一家住的那房子还是租来的。母亲走了，房子我用不上，一时半会儿也卖不了，大姐如果不嫌弃，就搬过去住吧，就当帮我看房子了。钥匙我随后寄去。”

    马兰花读着信，读出满眼的泪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