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二元化”的路线，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其中以唐宋乡官职役化为分界彼此消长，这种独特的乡村治理方式甚至对乡村的近代化过程也产生了诸多影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基层社会已经存在早期自治组织。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被学界概称为“唐宋之变”。在乡村治理上，这种转变就表现为：其一，乡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是民而不是官，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和俸禄，上为士大夫鄙视，受上级盘剥，下又徘徊于是否侵渔乡里之间，这种两难困境在后世乡村管理中变成常态；其二，自治组织在唐宋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国家通过乡绅、信仰、乡约、宗族等各种形式和力量对乡村实行间接控制在唐宋之际渐渐成为现实或者完成了制度准备。

    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传统国家以最小成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自郡县制建立以来，帝国人口不断增加，县级区划的数目却维持了相对稳定。以农业税为收入主体的传统国家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各朝代不得不以最低行政配置来应对扩大的人口，政府效率下降，基层行政职能缩减，县以下交给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与此同时，乡村治理的难度却在增加。中唐以后从两税法开始了征税原则由“税丁”向“税产”的转变，财产的隐匿比起人丁的隐匿更难发现，乡村催征赋税参与管理的乡役人数和工作量大增。地方政府职役人数、工作量的变化，同时其地位愈来愈低，从秦汉时期的有望跻身卿相，到明清时期的被视为“至因至贱”之役。这些问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目的本是以最小成本来控制基层、获取赋税，实际上却令中央王朝取得税收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乡村职役地位低下的同时又权力大、责任大，赋税征收不足时还需要自己赔补，极易为了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或上司、自身的贪污要求而徇私舞弊、危害乡里，宗族、乡绅则往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同时，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族等各类乡村自治组织，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之，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唐代外国人入华，有的在长安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有的留在中国做官，有的回国效命。他们精通汉文,擅长吟诗，在唐期间与中国朋友赠答酬唱，赋诗咏怀。因此这些人的诗歌活动可以分为诗歌创作和唐诗传播两个方面。

    当时入华学习的以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也以他们汉化最深，他们的诗歌创作丰富了长安诗苑。金云卿是新罗最早以宾贡身份中举的，后在唐任兖州司马。《全唐诗逸》卷中录其《秦楼仙》诗残句：“秋月夜间闻案曲，金风吹落玉箫声。”从诗题看当是在长安所作。来长安的日本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取得不小成就。晁衡（一作朝衡），原名阿倍仲麻吕，16岁留学长安,在唐朝历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等职，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为友。其《思归》诗云：“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他一直在长安为官，这首诗作于长安无疑。空海在唐学法期间，有多首题寺和与唐僧赠答之作。如《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同法同门喜遇深，空随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表达了与中国同学依依惜别之情。

    从印度、西域入华的僧人也有从事诗歌创作的。唐志怪小说《东阳夜怪录》刻画了一位生在碛西，来中国的善诗的胡僧智高，正是胡僧善诗在小说中的反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唐代的印度入华诗僧和出身移民后裔的胡僧，都有人从事过诗歌创作，只是由于作品散佚，我们今天只能从散存的吉光片羽和文献记载中来追寻他们的创作情况及成因”。

    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长安输出的不仅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唐诗作为唐人最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也从长安走向域外。在这个过程中，从域外入华的各色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白居易说元稹的诗“自六宫两都至南蛮东夷，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元稹说白居易的诗受到域外的欣赏和珍重，“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鸡林国，唐时朝鲜别称，即今朝鲜,其经商者至唐朝购求白居易的诗携回新罗。岑参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孟郊“诗随过海船”，流传到新罗和日本。白居易的诗浅切易晓，流播域外最广。

    唐朝的强大和繁荣使当时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无数域外人来到中国，而长安是外域人入唐的首选之地和最大聚集之地。外域人及其在长安的活动不仅成为唐诗的重要素材，他们的异域特征和别样风情也是激发诗人诗兴的重要媒介；活跃在长安的诗人才子是外域人喜欢交往的朋友，优美的诗歌成为外域人仰慕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动因之一，他们不仅学习唐诗写作,还把唐诗作品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为世人所共享。唐诗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宝库的组成部分，他们功不可没。

（摘编自石云涛《唐诗中流寓和出入长安之外域人》）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於可训

    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逸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但是，当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现实中遭受挫折、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又无力抗争、不愿屈服时，也有转而以一种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或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态度对待现实者。这固然也被古人视为一种骨气或风骨，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人生态度。虽然历代都有这样的隐士或逸人，但魏晋时代的士人似乎于斯为甚。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骨又有性质上的区分。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侧重于人的主体性，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风骨也指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具体到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来说，风骨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是百折不挠的意志，是一心为公的品格，是光明磊落的胸襟，是清正廉洁的作风。

材料一：

追溯人类早期秩序建立的过程，“命名”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释名》云：“名，明也，名实事，使分明也。”凡事凡物皆须有名，有了名称方可识别归类，此为秩序的开端。因此，给事物命名在古人看来绝非小事。《尚书·吕刑》谈及远古时期尧初建社会秩序，派诸官分掌各项事务，大禹命名山川即其中重要举措之一。

反映早期先民观念意识的《山海经》对事物命名也很有兴趣。《山海经》叙述山林川泽、飞禽走兽以及异域地产，皆用“名曰xx”或“其名曰xx”句式。如《南山经》的招摇山，“有草焉……其名曰祝余”“有木焉，其名曰迷榖”。在这种“命名识物”的叙述技法下，花木鸟兽、人种国度——被赋予名号，书中荒诞驳杂的内容因此显得秩序井然。不仅如此，《山海经》在为事物命名时也表现出早期文化的一些特点。人类早期对自然声音的辨识力和敏感度极高。《山海经》一书记载虫鱼鸟兽时经常描摹声音，诸如“其音如狗吠”“音如婴儿”等。鸟兽跳跃奔伏，物状难辨，故以音别之，专门通过鸟兽本身的叫声给其命名。在此意义上，命名即为识物。

除了以声音名物之外，还有些物怪依据活动场所来命名，如《庄子·达生》曰：“水有罔象，丘有峷，野有彷徨，山有夔，泽有委蛇。”这种命名物怪的方式通常没有特指某个固定对象，而是类的称呼，条件限定也欠严密。这些名称显示出早期先民“命名识物”思维中较为朴素而直接的状态。即认为“名”与其所指事物差不多对等。名字确定，“物”的性质、界限方才清晰，此即为重视命名、以辨名来识物的认知模式。

《周礼》论及周王朝设官分职状况，其中职官大都有辨析“名物”的职责。从内涵来看，周礼之“名物”既有物类自然属性的区分，亦包含抽象伦理象征意义之建构。如“司服”职掌九种吉服，不同吉服各有相应的使用场合，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𫜁冕”是天子祭祀先公、燕飨射礼时穿戴的，而“毳冕”则为群祭山川湖泊时所用。周礼之所以如此关注“名物”，正因为“名物”有“用事”之目的，此小者关乎地位、财富，大者事关尊卑、等差以及社会秩序，此即周礼之核心目的。

周代乃礼仪大邦，其礼仪制度和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与名物学息息相关。仅《周礼》所涉名物类型就有二十余种，这些名物根据名称范畴、功能属性、职官归属等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名不同则其形制、功能也随之各异，体现出时人清晰的思想逻辑，远远走出了早期先民浑朴的命名状态。后人常以周礼皆为“繁文缛节”，对此多有讥刺，认为其繁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诸多“名物”的区分和配用上。其实，正是借助于“辨析名物”使得相关名物各有所用、各有象征，周代才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名号、名分、名序、名目等格外敏感重视，也正是由此而来。

（摘编自王静、郗文倩《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刻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

材料二：

张定浩《文学与名物》一文讨论了名与物在文学当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文学的基本相对性，在于使人“从观念的重重罗网中挣脱出来，重新透过坚实的万物去观看事件，并被万物和事件所观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①“单是知道这些事物抽象和普遍的名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知道它们在彼时彼刻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将那些被湮没的具体的名和同样被湮没的具体的物相连接，如此它们才可能复活，像密码锁的开启，咯哒一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生活世界，而非我们带着今日眼光所以为的那个现实世界，才得以呈现。”

什么是“抽象和普遍的名字”，什么又是“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呢？唐宋之际，某种芜杂琐碎的名物记录开始悄然渐增，人们热衷于为寻常事物巧制“文呼”，为已有常名之物另取新名；至于在北宋兴起，在南宋自成一类的谱录，乃至热衷于名物记录的小说，则更是风气已开之后的产物了。此类作品对名物的记录，并不以训诂与考证为目的，它们与巧制“文呼”的风气一样，与其说是为了准确指称某物，不如说是出于审美与娱乐之动机。牡丹，有鹤翎红、倒晕檀心、九蕊真珠；砚之形制，有仙桃、玉台、月池；酒，有瑶池、兰芷、千日春……在牡丹、砚、酒等“类名”底下，它们提示的差异微乎其微，难道没有它们，或者说没有这些差异，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与交流会受到影响吗？②然而，正是它们，能够打破“简单固有的符号化认识”。“抽象和普遍的名字”，是牡丹、砚、酒，而有心人在千百年间孜孜不倦地记录下的九蕊真珠、月池、千日春等繁冗琐碎的“无用之名”，才在当时的生活（而非生存）当中具体地被唤起。此外，张定浩还借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来说明，“人的真实的活动与感情，需要一个具体的物的世界来安放，并通过那些物的名字来保存”，而“一切的人类，最终都是生活在沉默却有名字的物的怀抱，而非意见和观念的喧嚣中”。

（摘编自鄢虹《注目于“名”：“名物学”的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