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

    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等祯祥意义。饕餮这种兽面纹，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可能就是巫、尹、史们的幻想杰作。它们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些怪异形象有雄健的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与当时大批杀俘以行祭礼吻合同拍。《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美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被神秘化了的客观历史前进的超人力量。正是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在夸耀威吓恐惧，却徒显其空虚可笑。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青铜饕餮》，有删节）

谈谈“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这里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的思想。

    中华传统美德之中，有一种可贵的思想，叫做循序渐进。这一思想发端于《老子》，《老子》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段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而不是虎头蛇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主张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荀子集诸家之说而加以改造，乃化为己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发展到南宋，再经朱熹的创造性总结，遂成“循序而渐进”的至理名言。

    为而不争，是蕴含于中华传统美德之中的又一可贵思想。若究其渊源，这一思想同样可以追溯至《老子》。《老子》最后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里说的“不争”，以“为”作前提。为而不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所谓的“为”是“为人”“与人”，即有利他人、给予他人；第二层则是该书二十二章所言四个“不自”，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要做好自己，不要因“争”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品性等，这才叫做“为而不争”。孔子也主张“君子无所争”，只是讲法略异于老子，说的是“矜而不争”。也就是说，不争的前提是“矜”。同一个“矜”字，老子作夸饰、尊大用，主张“不自矜”，孔子则作庄敬持己用，虽讲法各异，但皆从严格律己出发。唯其如此，也就有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是弘扬先贤思想，孟子才会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古往今来，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思想有若春雨润物，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先人。然而近些年来，这样的思想被一些人渐渐淡忘了，急功近利、追逐金钱的坏习气蔓延滋长、无孔不入。结果，许多人对无序竞争、损人利己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竟然践踏道德底线，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弄虚作假，伤天害理。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民族道德素质下降。

    凝聚人心、扶正风气，这是中国学人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意识。北宋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执著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成旷世箴言，不胫而走。清代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用整整一卷篇幅集中探讨历代社会的人心风俗问题，发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呐喊。晚近学人据以归纳，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而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中。见贤思齐，亡羊补牢。从当前社会风气的实际出发，学人似有必要多讲讲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道理，多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可贵思想。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努力，定然能使中华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成新风。

（陈祖武《人民日报》有改动）

机器人医生的未来

    2014年6月7日，5名参赛者参加了在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一次测试，其中一名名为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tsman）的计算机软件通过了图灵试验（一种测试机器是否具备人类智能的方法）。大多数测试者相信，它是一个13岁的乌克兰男孩。

    尤金在测试中的表现“骗过”人们的判断，这足以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基本代替正常成人的工作了。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温斯顿所称：“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脑力工作。”

    相应地，用机器人医生看病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人们生活的选择，而且，这样的方式已经初露端倪。

    2011年2月，IBM公司研发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美国益智类电视节目《风险》中战胜了人脑，即《风险》节目历史上最优秀的两位人类选手肯•詹宁斯和布拉德•拉特。此后，沃森又被宣布可以作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参与诊疗疾病。

    与此类似，中国也有人开始依靠“百度大脑”来看病，谁有了病或需要用药，都会上百度上搜一搜。不过，最近披露的一个消息却让人对“百度大脑”这样的人工智能心存疑虑，甚至担忧。

    作家六六发现尿色变深，便从香港赶回上海看病。尿常规检查显示：红细胞增多，医生建议做彩超排查。六六开始了她的“百度求医”历程。搜索结果使她怀疑自己可能患了膀胱癌。最后，经过CT检查，确诊为肾结石。

    为何“百度大脑”会误诊？原来，即便“百度大脑”拥有大数据库和较高的综合分析与预测能力，但其智力与尤金相比，还是差了许多——只不过相当于2～3岁幼儿的智力。把健康和生命的判断交给“百度大脑”显然有点不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有多少人知道，“百度大脑”只有3岁的智力，而尤金的智力可达到13岁的水平，以及它们与正常人思维和智力的差异。当无法认识这种差异时，人们就有可能真的把命运交给“百度大脑”而非一位普通医生。

    当然，以“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确实代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它们有可能改变未来人类的生活。

    例如，过去对计算机医生沃森的测试证明，它比一般医生具有更精准的诊断疾病的能力，原因在于沃森拥有大数据。沃森贮存了很多百科全书、词典、图书、新闻和电影剧本，还拥有大量的医学工具书、临床诊断手册和医学杂志。沃森还可以与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医院建立和维护的医疗电子文档记录进行链接，以查阅病历和诊治记录。同时，它还可以获取个人在微博客和其他互联网平台上对自己疾病的咨询和查询，并借助这些信息来帮助诊治疾病，这些因素都是大数据的优势。

    但是，人工智能同样有许多弱点和不足。例如，机器缺少逻辑推理和情感体验能力，也难以理解自然语言。如何让机器人理解人类的语言，即自然语言，是最复杂和最关键的技术。自然语言通常是指一种自然地随人类文化演化的语言，如英语、汉语、法语等都是自然语言，世界语则被视为人造语言，因为这是一种由人特意为某些特定目的而创造的语言。尽管沃森战胜了人类，但是，沃森不仅对于自然语言难以理解，而且对自然语言的从属关系更难理解。例如，竞赛的一个问题是：一种语言的方言包括吴语、粤语和客家话，这种语言是什么？正确的答案应当是——中文。但是，机器人沃森答错了，而詹宁斯答对了。

    因此，如何让只有3岁智商的“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来完成正常成年人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尤其是为人类诊疗疾病，还需要人工智能未来的长足发展。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有删改）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古今一脉的。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相关记载在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慤而好佐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爇草为灰……”这正可与《荀子》的记载相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

（选自刘钊《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魏晋时期，“手帖”是文人之间往来的书信，最初并没有一定具备作为书法范本的功能。因为王羲之手帖书信里字体的漂亮，在他去世后三百年间，这些简短随意的手帖逐渐被保存珍藏，装裱成册页卷轴，转变成练习书写、欣赏书法的范本，“帖”的内涵才从“书信”扩大为习字的书法范本。

    特别是到了唐太宗时代，因为对王羲之书帖的爱好收藏，以中央皇室的力量，搜求南朝文人手帖，把原来散乱各自独立的手帖编辑在一起，刻石摹拓，广为流传，使王羲之和许多南朝手帖，因此成为广大民众学习书写的汉字美学典范，产生《十七帖》一类官方敕定的手帖总集版本，也促使“帖”这一个词汇有了确定书法楷模的意义。

    因为“手帖”意义的改变，原来南朝文人书信的特质消失了。唐代的名帖，像欧阳询的《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都已经不是书信性质的文体，连字体也更倾向端正谨严的楷书，魏晋文人行草书法手帖的烂漫洒脱自在都已不复再见。

    欧阳询的书法大家熟悉的多是他的碑拓本，像《九成宫》、《化度寺碑》，已经成为汉字文化圈习字的基础范本，也都是楷书。欧阳询名作，收藏在北京故宫的《张翰帖》、《卜商帖》和辽宁博物馆的《梦奠帖》，其中或有双勾填墨的摹本，但年代都非常早，不会晚过宋代，摹拓很精。《张翰帖》近年北京故宫展出过，卷尾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体的题跋

    王羲之字体的行草风格与他书写的内容有关，因为是写给朋友的段柬、便条，所以率性随意，“行”“草”说的是字体，其实也是说一种书信体的自由。《张翰帖》不是书信，是从《晋书·文苑传》的张翰传记中抄录的文字，是严肃性的史传，因此欧阳询的用笔端正严格到有些拘谨，《张翰帖》一开始介绍张翰“善属文，纵任不拘”，文学好，为人任性不受拘束。下面就是与顾荣的对话，结尾两行是最美的句子“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一向端正严肃的欧阳询，似乎写到这样的句子，也禁不住笔法飞动飘逸了起来。

    宋微宗曾经评论《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高宗也曾经评判过欧阳询的书法“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猛锐长驱”、“四面削成”、“险劲”、“刚劲”都可以从《张翰帖》的用笔看出。

（摘编自《听蒋勛讲最令他迷恋的历史》）

    “药食同源”是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个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食物治病很早就有，《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因此，平时用于填饱肚子吃的粳米，就是食物；但补养脾胃时食用的粳米，成了药物。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这里除了当归，其他也都是药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道：华佗曾在路上见到有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人用车载着欲前往就医，华佗听到了呻吟声，看了一番，对家人说，刚才路旁有家卖面食的，你到那去取他家的蒜泥萍醋（一种用浮萍制作的很酸的醋），喝它三升，病就好了。病人喝了，果真吐出了一条虫来，病也痊愈了。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有人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为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