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锐设计师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设计出一条“夜光自行车道”，路面上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设计师认为，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而应“以一种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的确，技术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亦可以是审美价值的摇篮。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皆因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得益彰。技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更能熏染出高品质的生活。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国内外一些城市，涌现出一种叫做“垂直森林”的新式建筑，层层种下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让绿植充满建筑空间。传统观念里，城市的钢筋水泥风格同绿色自然格格不入，“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却成功地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为“诗意的栖居”创造了无限可能。在南方医科大学人体标本陈列馆，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钟世镇院士创新标本制作方法，让各类人体铸型标本如珊瑚、水晶般精美，令参观者心情放松，不仅摆脱了对“解剖”的莫名恐惧，更对探索人体奥秘充满了兴趣。

    科学同样要有美感，技术创新也能很诗意。如果把科技比作繁茂的大树，效率和性能是其树干，人文要素则近乎于树枝和树叶。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存；剥掉树皮，去除叶子，树干不过是根木头。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而缺少“诗性思维”，否则就难免枯燥无趣。以城市规划来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宽度、公共广场都唯宽大是从，不仅不讲科学，实际上也诗意无存，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技术的诗意”，其实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如同庖丁解牛，始终按照其结构特征用刀，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其中凝聚着“真”——尊重规律、以道驭术；凝聚着“善”——简约利物、惠而不费；凝聚着“美”——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多些“技术的诗意”，实质正是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用“人的尺度”统摄技术，给人更多便利感受和美的体验。

    为什么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这提醒我们，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科学研究都极具专业性，决策者有必要多咨询专业人士意见，防止“政绩冲动”和“商业驱使”误导决策。一切技术创新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生活品质，理应多从人文领域寻求灵感启发和精神支柱，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美是愉悦源泉，美也是巨大竞争力。科技之美，立足于“人的尺度”，内蕴着“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规律。让科技的真、善、美可观可触可感，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

（摘编自刘根生《技术也可以“诗意盎然”》）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宋宁宗就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对此南宋人的解释是显示皇恩浩荡，“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恩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最初官员在谢恩时不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纳直集贤院祖士衡的建议改为在殿庭中间集体跪谢，成为定制。宴会结束后，御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其中又以千叶牡丹最为珍贵，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过，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官员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狈不堪，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南渡以后，由于财政拮据，御花多以普通的罗、绢为主，远不能与“滴粉缕金花”相媲美。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选白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

    德尔斐神庙铭刻着古希腊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警语。正是因为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现代人或蹈入盲区，或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冲突，造成一个又一个悲剧。克服人类各种危机，需从这个根源入手。这方面文学大有可为，因其追问和塑造的恰恰是人的灵魂。

    首先，文学要有自审意识。真正伟大的作家本质上都是思想家。卡夫卡在文学上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荒诞、悖谬等非同寻常的手法，有效地揭去长期掩饰在人们身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生存的真实境况。难怪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承认卡夫卡“属于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家族”。建立自审意识要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现代社会一方面脱离了基本的食物链式生存方式；一方面仍然带有食物链的标记，随时准备弱肉强食。伟大诗人歌德的《浮士德》，在主人公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始终有一个名叫梅菲斯特费勒斯的魔鬼伴随，诱使浮士德犯错甚至犯罪。这个故事隐喻着人类的进步，也隐喻着个人的成长。如何让“人”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审视？剧作家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采用了“精神围攻法”；他让年轻时犯有过失的主人公陷入猝不及防的精神围攻之中。绝望中他开始反省自己，决心用生命赎罪。于是这个人物形象不再猥琐，甚至涅槃出一种“庄严的气派”。

    其次，文学要有危机意识和大生态意识，要以地球为背景建立一种大生命系统，关爱任何一种生命的现状与未来。优秀的作家不仅是思想家，还是预言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德柏林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山岳、海洋与巨人》，预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掠夺带来的后果，这种思考极为深远。与此同时，文学需有大爱意识，应该具有人类良知。原子弹问世后，迪伦马特写出了《物理学家》一剧，追问科学家：你是不顾一切地发明呢，还是以维护人类命运为前提呢？此剧让人不得不深刻反思。还有一种大爱体现于别样的人性关怀：一个在历史学家或法学家笔下的罪人，在文学家笔下，却很可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文学家有义务写出人的思想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这一论断的确立当使经常鼓噪或担心“文学死了”的人们安稳入睡了。

（摘编自叶廷芳《文学当助人识己》）

中国科幻小说“火”了吗？

    “科幻小说火了。”但是，这种“火了”到底是真实的繁荣，还是某种虚假的幻象？要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横向比较，让我们看看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之所以选美国，是因为它的科幻产业最为发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距。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最近40多年来，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其中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数十位享誉世界的大家。同时，作为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也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仍处于从杂志向畅销书过渡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数量有限，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不足百人，且基本都是业余写作。大学里虽然有不少科幻作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因工作与生活压力在毕业后放弃科幻写作。二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杂志上，长篇科幻单行本的年出版量不足百种，畅销书寥寥无几。影视、动漫、游戏、主题公园虽然都有所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许能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

    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坎坷曲折，历史上也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短暂的高潮（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很多人将那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1983年以后科幻却突然跌入谷底，成为不受人爱的“灰姑娘”，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才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本身对科幻阵地的坚守而改变。那次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科幻“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科幻世界》多年对作者队伍的扶持与培养也在1997年之后显现成效。

    此外，将今天的科幻小说与上世纪80年代初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相比较，作品风貌上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早已不复80年代科幻小说的单纯，往往结构宏大，内容庞杂，包含多重意象和犀利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从传统科幻的领地突入更广阔的空间。

    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的亮色。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今天的作品也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即展现了“人”这一物种在未来科技作用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异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高科技催生出的“超人”所产生的困惑与彷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演到宇宙的末日，其间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而由此产生的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则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

（本文有删改）

    ①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人工智能正在大放异彩。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使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②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③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是形成语言理解、学习与记忆、推理与计划等复杂认知能力的基础。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④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答。

（节选自2019年1月《人民日报》）

诗歌应有对生活现实的深切抵达

    中国诗歌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求诗歌产生一定的现实功用，介入、改变外部现实，一直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了光辉而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使诗歌不断走进人民大众的内心和生活。近年来，诗歌中的现实书写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打工诗歌、乡土诗歌、城市诗歌也是各有其问题。

    “打工诗歌”写作现象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和写作群体呈现到了社会大众面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打工诗歌的写作贴近生活、“接地气”、有真情，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如果深入地、大量地阅读作品，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打工诗歌”作品数量很多，但大同小异，“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在艺术上存在粗糙、直白、重复等问题，文学性不强。从深层次来讲，诗首先是诗，应该用诗的方式说话，评价其成就的最终尺度只能是艺术水准和品质。在打工诗歌的写作中，有一部分是跟风的、人云亦云的写作，所书写的现实是想象的、观念的、概念化的，而与真实、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不搭界。

    乡土诗歌的写作资源是广袤的乡村。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农村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也遭遇着挑战，这对于写作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但就现实之中的乡土诗歌创作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乡土诗歌写作的群体很大，但写得好的、有特色的还不多。很多诗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一味把乡土、乡村写成桃花源、乌托邦。个别这样的写作并无不可，但是如果风靡一时、大行其道，无疑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写作，前人早已写过无数遍了，并无新意，而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早已发生变化，再用那种封闭、单向度的抒情方式来呈现乡村，无异于刻舟求剑甚至是掩耳盗铃。

    城市诗歌的相关话题近年被广泛谈论。关于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诗歌很多，有两种主导性倾向，其一是热情的、浪漫的倾向，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其二是排斥的、无奈的倾向，体现出“后现代性”特征，且以第二种所占比例更大。城市诗歌问题也同样很突出。大多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形式大于内容、姿态大于实质，很大一部分是表面化、观念性的写作，并无真正去发现、介入城市生活，并没有表达出对城市的真情实感。城市更多是作为景观、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客体。当今社会的浮躁之风在诗歌中不无体现，在城市诗歌中更为集中，许多的城市书写被大众文化所同化，成为了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者，而缺乏诗人应有的价值立场和反思精神，消费化、快餐式的写作，沉迷于欲望、好勇斗狠的写作，缺乏底线和标准、过度追求“丧文化”的写作，哗众取宠、口号式的写作……问题不可谓不多。

    所以，就当前诗歌中的现实书写而言，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很多人写的“现实”只是徒具其表，貌似现实的“伪现实”，与复杂而精微的当代人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实基本无涉，而是从先入为主的概念、粗疏的印象、偏狭的趣味、人云亦云的跟风出发，是对现实的生吞活剥。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4月03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