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赛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赛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了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部交给了梅赛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赛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庆祝还是应该哭泣。其时，梅赛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20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是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即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家国道义的雄心壮志。（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

徐乾清：清水徐徐洒乾坤

    1月9日上午11点15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水利事业。

    徐乾清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心系水利，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水利工作者。

    徐乾清1925年出生于陕西城固，汉中人。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建于秦汉的众多水利工程和灌区，真实反映了汉中盆地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

    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指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

    当“八五”攻关即将结束之时，徐乾清又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及时设立和成果产出，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了解徐乾清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出席的大小会议无数，但每次话都很少，却句句铿锵有力。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先他都会进行充分的论证。

    “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徐老总结他一生的治水经验，希望能将其精华传授给后人，而这精华，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治水安邦的大业。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徐老开会发言语气十分平和，且都围绕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从不以专家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同事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实”，徐乾清向来没有空话和套话；二是“有收获”，言之有物，从不漫无边际。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

    “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徐乾清在日记里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和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斯人远去，魂系水利。徐乾清走了，而他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留史册。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讲课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等，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矛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独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钱穆在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华夏民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①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jǔyuē】规矩法度），时切其响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②钱先生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必须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海大学陈勇《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

当国民范儿遇上物理达人

明心

    80年前，一个有着浓郁民国范儿的23岁才女，踏进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校门，从此开启了一段非凡的人生之旅。她就是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出身在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仲裔是位有远见卓识的开明士绅。吴健雄“健”字辈，排行第二，父亲以“英雄豪杰”依次命名，故得名健雄。虽为女儿身，父亲希望她不让须眉，胸怀男儿志，积健为雄。吴仲裔一向重视教育，自然不会错过孩子的启蒙教育。但在吴仲裔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受洋人欺侮，主要原因是科学不发达，因此他时常跑到上海的书店，为孩子们购买一些有关科学知识的图书及报纸杂志。当别的女孩还在为不用裹小脚而庆幸的时候，小健雄已经知道了大气的压力、水的浮力，以及打雷和闪电是怎么回事等自然科学知识，并按照书里看到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开始跟哥哥一起做一些简单有趣的科学实验了。

    等到了上学年纪，在父亲创办的明德女子学校里，十来岁的吴健雄知道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大胸怀，明白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才是最好的学习态度。

    受父亲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吴健雄后来考上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间，她多次到东吴大学听胡适演讲，常使少年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吴健雄曾说，在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她父亲，另一个则是胡适先生。她的研究“不过是根据胡先生平日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科学方法”。

    后来，吴健雄从中央大学数学系转到物理系。老师同学大为不解，都认为她在数学领域肯定能有所建树，却不知她对物理学早已“情有独钟”。

    吴健雄知道，全球物理研究的顶尖机构在美国，她决定赴美深造。1936年，吴健雄来到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求学。然而想进伯克利物理系并不容易，吴健雄需要接受物理系主任柏基的测试。柏基的能力与贡献虽被人称道，但他对外域人和女性存有偏见，吴健雄两者均占。面试时吴健雄一脸的坦然，身着旗袍，举止端庄，有条不紊地介绍了自己在国内的学习和研究情况。柏基破例接受了吴健雄的入学申请。

    虽然当时西方科学界始终充斥着“物理科学实验是男性领域”的性别偏见，但这种偏见在吴健雄严谨的实验精神和无差错的实验结果面前，一次次被打破。健雄的博士论文导师——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劳伦斯，得知吴健雄毕业后苦于美国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拒绝女性作物理教师之时，毫不犹豫地作了她的推荐人，普林斯顿大学破天荒地接纳了第一位物理女教师。

    吴健雄的另一位导师——195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塞格瑞对她更是关照有加。正是塞格瑞引导吴健雄发现了对铀原子核分裂连锁反应有关键影响的惰性气体“氙”，奠定了她在物理界的地位。他评论吴健雄：“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入，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研究，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理论一提出，便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验证。而吴健雄以其非凡的洞察力，认识到此项实验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同年，她便用无懈可击的实验证实了该理论的正确性。这一实验结果，推动了物理学的发展，也把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推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领奖台上唯独缺了这位女物理学家的身影。

    由于性别偏见而与诺奖失之交臂的吴健雄，并没有停下做研究的脚步，她依然穿着自己裁剪的旗袍，在实验室埋头做实验，在她眼里“名利可以无视，实验却不可以停止”。此后，吴健雄先后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以及在β衰变研究的其他贡献，关于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方面的实验等重要成果。

    对名利，吴健雄看得很淡，她总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中国女性。她钟爱旗袍，每逢出席各种重要场合，她总是为自己准备得体的旗袍，表示对祖国的尊重；她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收藏着许多中国古书及一些瓷器；演讲中，她都会忍不住提到祖国……

    离家37年后，吴健雄终于在1973年踏上了回国之路，彼时双亲都已不在。1984年，吴健雄参加母校明德楼落成典礼，独资捐建了明德学校紫薇楼。4年后，又捐出百万美元巨款设立“吴仲裔奖学金”表达自己的寸草之心。1992年，四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在台北发起成立“吴健雄学术基金会”，要给八十 华诞的吴健雄一个惊喜。她一再婉拒，竟躲了起来。吴健雄说：“我不喜欢出风头，做研究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运气好，成果还不错而已，不要以我的名字成立基金会。”

    1997年，吴健雄去世，享年85岁。除了魂归故里，她仅有的遗愿就是向母校捐款200多万元建一座科技大楼。

（选自《环球人物》2017年第四期，有删改）

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朱光潜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九秩人生横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时期，其六十多年学术旅程也和中国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岁月峥嵘。读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现代美学史，不论沙尘蔽日之际，还是云灿星辉之时，朱光潜任凭风云变幻，坚守美学领地，开疆拓土，深耕细作，从未流于偏激，却处学术先锋，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仿佛屹立万里波涛那个同在腔部生声容的中的航标灯塔，导引中国现代美学巨轮破浪前行。

    朱光潜出生在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的“桐城派”的故乡，童年时期便开始从当私塾先生的父亲那里接受系统的古文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朱光潜顺应时代要求使用白话文写作，发表的白话文章不仅以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广受称誉，而且以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打动许多人的心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已成一边倒的舆论情势下，朱光潜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对文言和白话两者的特点及短长作出独到分析，充分肯定文言文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新文学倡导者所说的“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乃不负责任的偏激之词。因为“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话文都能有；白话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难免”。

    朱光潜1918年起前后在西方人主办的大学里攻读13年，是同辈文人学者中留学时间最长、浸淫西方文化甚为深广者。尽管他的许多著作广泛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所阐述的美学和文艺学问题，绝不只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照搬和介绍，而是处处注意结合中国文艺和审美实际，在两者相互对照比较中探寻美学和文艺学规律。

    譬如他在《诗论》中进行中西诗歌比较时指出：“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为什么中西爱情诗有这种差异？朱先生认为：其一，西方社会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差不多就说尽他的生命史。中国社会侧重国家主义，文人大半生光阴在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朝夕相处的往往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所以中国诗里友朋赠答和君臣恩谊是常见的母题，而这在西方诗中却几无位置。其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气影响，尊敬女子受社会称颂，女子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和男子契合。中国受“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影响，女子最大的任务是传嗣，其次是当家，恩爱只是伦理上的义务，情投意合是比较罕见的事。其三，中西恋爱观也相距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爱情至上”口号。中国人向来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侧重功名事业，至于文人，仿佛只有潦倒无聊者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而他们向来为社会所病诟。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左雾”弥天的社会氛围里，朱光潜的著作一夜间由“香花”变成了“毒草”；北京大学撤销了他西语系主任的职务，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将其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使其受到一系列严厉的甚至侮辱人格的批判。生活待遇也由此一落千丈。

    令人惊异的是，朱光潜先生对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政治上似乎完全幡然悔悟，脱胎换骨，低头认罪，成为一只“死老虎”，但学术上虽有补苴罅漏，却决不愿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大有“困兽犹斗”之气概。他挺身而出，孤军奋战，“有来必往，无批不辩”，秉笔书写数十篇宏论，一面反复申述和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见解，一面对众多美学家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进行严肃批评，为诊治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严重感染的庸俗社会学弊病，起到难能可贵的作用。

综观朱先生学术人生，“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既轰轰烈烈，又静穆隽永，既清澈似水，又凝重如山，是一部浅近而深奥的大书。

（摘编自钱念孙《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相关链接：①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式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唾过来，满世界人都宣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里服不服？（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②“四人帮”垮台以后，天日重明，孟实先生以古稀之年，重又精神抖，从事科研、教学和社会活动。他的生活异常地有规律。每天早晨，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在大图书馆前漫步。在工作方面，他抓得非常紧，他确实达到了壮心不已的程度。（季羡林《悼念朱光潜先生》）

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也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理工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朱自清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