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孤寂的大法袍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国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相关链接：①东京审判中，一些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甚至有人主张以国家犯罪不应追究个人责任等原因无罪释放25名战犯。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必须处以死刑，并全力争取将几个侵华首恶判决死刑。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罪恶累累的首犯送上绞刑架！②在“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意识形态操纵，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大屠杀。当时梅汝璈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

童庆炳：与书为友的作家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与书为友的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于2015年6月14日下午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80岁。作为文艺理论界的泰斗，童庆炳曾培养过该领域众多知名学者，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名作家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1936年12月27日，童庆炳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乡一个清贫的农家。读小学时，童庆炳常考第一名。1949年夏，童庆炳出乎父亲意料地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跨进了连城一中的校门。

    读完初一后，迫于生计压力，“家中老大”的他被父亲强令辍学回家，走上扛担挑柴之路。可他心有不甘，几次向父亲提出复学的要求，然而父亲毫无妥协之意。1950年的一天，他不顾一切拿起行李和几斤米，还有祖母给的送终钱——四块银元，离开家毅然朝通往县城的路走去，他发誓哪怕是当乞丐也要把书读完，要成为一个大写意的人。

    1952年，童庆炳初中即将毕业时，偷偷报考了邻县的龙岩师范学校，并且顺利考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战战兢兢的他一直等到一次父亲喝酒兴起的时候逼着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写下一张字据后，才得以延续自己的读书生涯。龙岩师范学校的校风、师生关系以及教师们的修养，给童庆炳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他在这里不仅成长为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还爱上了读书和写作。

    1955年，师范毕业的童庆炳通过参加苛刻的保送大学的考试，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遇上了黎锦熙、黄药眠、启功等一大批名师巨匠，这给了他充分深入研读经典的机会。

    1958年7月，童庆炳提前一年毕业，在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1961年开始“疯狂”地研读《红楼梦》。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童庆炳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论文在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刊载于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研究专刊”。这篇论文发表后，童庆炳受到了学界的注意，他也被调回中文系，开始了教学研究之路。

    1963年9月，童庆炳被教育部派到越南国立河内师范大学任教，讲解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课程。教学过程中，他重新注译了屈原的《离骚》，还系统地钻研中国文学史，为学生编写了深入浅出的讲义，此外还编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注释。那段日子是紧张、劳累的，他却视之为一种精神享受。

    1967年9月，他又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告诉他，图书室就在地下室，带一把改锥和一个手电筒就可以进去了。于是，他在午休时间溜进了那个不大的地下室，顺着手电筒的光线，看到了《鲁迅全集》《诗经》《楚辞》《左传》《史记》等书籍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选集，还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作家的经典作品。与这些书籍为友，童庆炳觉得自己空前的“富”。

    1970年夏天，童庆炳回国。回国后，他烧了一年锅炉，“靠边站”①了一年。这又给他创造了一次自学的良机：当时，北师大图书馆已经允许借书，童庆炳基本上每周或每半个月都会借一次书。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摞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读书卡片、笔记本。

    在童庆炳的夫人曾恬看来，如果说在越南教书时，童庆炳所看的书相当于让他读了个硕士的话，那么，在“文革”期间，他等于是读了个博士。

    多年的读书、思考和探究，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丰收季节：1978年童庆炳发表论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1979年发表论文《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童庆炳几乎是以一年一部理论作品的频率出现在文艺界，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出版了30余部著作，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外加两部小说和一部散文随笔集。

    1985年，北师大文艺学开始招博士生和硕士，他竟不辞劳苦地超额带了13个，并且这些“童家军”经过他一丝不苟的调理和引领，如今基本上都成了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教学中，他经常对学生强调，要用生命来投入，才能真正把学问做好。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以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时刻关心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成长。1993年，在《东方丛刊》组织的“诗学大奖赛”中，王一川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获奖金一万元；作为导师的童庆炳，他的论文只得了三等奖，奖金两千元。《东方丛刊》杂志社怕童庆炳不高兴，特意向他表示歉意。童庆炳在回信中说：“哪里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让我高兴的呢？三个奖，我们师生就得了两个！”

注：①“文革”这一特殊历史年代中的习惯用语，它是对当时有“问题”的领导干部采取的一种暂不撤职、免职但停止权力的内部临时性组织处理措施。

杨绛和他的父亲杨荫杭

孙莲莲

    杨绛，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除了作为钱钟书夫人为人所熟知外，她本人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著名学者。李健吾评价她“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而是有着“缄默的智慧”的，有着静默恬退的睿智和微笑达观的态度。她的父亲杨荫杭，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和美国。他表面看起来凝重有威，因而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却从不打骂孩子，如果有人不乖，他只会叫急，喊妻子过来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所以孩子们怕虽怕，却都喜欢和父亲亲近。钱钟书初见他时未免有点害怕，但接触久了，即摸出其“望之俨然，接之也温”的性子。

    杨绛的父亲有时也很严肃。那年杨绛16岁，正在振华女中的高中部读书。那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就是拿一条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讲。杨绛也被推选去参加。但她却担心自己的个头小，一着急就涨红了脸。而且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男子又专爱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会被人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不会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听演讲。不过，女学生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许多旧家庭里的大小姐就这样推掉了。她于是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却一口拒绝，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并告诉她，自己从前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一次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个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联名登报表示拥护。他的下属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拥护者的名单，以为名字见了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罢了，但他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拥护。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吗？”杨绛第二天到了学校，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挨了老师狠狠的批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丑，但父亲的做法在杨绛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杨绛的学业，父亲并不多加干涉，而是放手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父亲钻研的音韵学，常常把某字的平仄拿出来考她。杨绛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却也不急着教，只让女儿涵泳体味．还安慰她：“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她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读什么声。女儿考对了，父亲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杨绛只要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她的书桌上，即使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但假如她长期放着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父亲把书收走了，这就等于是父亲的谴责，无言的批评。杨绛喜欢读诗词小说，对父亲枯燥的音韵学“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不感兴趣。父亲也不强迫女儿学他的一套，还为她买来最喜欢的书籍。杨绛上大学分文理科的时候，因为各门功课都平均发展，所以为选专业一事颇费了一番踌躇。老师们推荐她报理科，她回家去问父亲拿主张：“我该学什么呢？”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于是，杨绛终于不顾老师们的惋惜和劝导，选择了她喜欢的文科。父亲有一次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了，说：“我也这样。”杨绛因此感觉到自己似乎已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杨绛是个贴心的女儿，每天早饭后，她总要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她也要给父亲削个水果，或是给父亲剥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中午饭后，她非常懂事地带弟弟妹妹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她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她就陪在父亲旁边看书。父女俩的感情就是这样平淡而深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突然在苏州因中风去世。1983年，杨绛在《当代》双月刊上发表了散文《回忆我的父亲》，记录了和父亲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在那平静恬淡的娓娓道来中寄托了女儿对父亲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怀念。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在李可染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回顾一世纪来艺术的长河，真可谓千帆竞发。可染先生的出现，有他的历史背景，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由于本能的拒绝鄙俗，可染以无待的心境在喧嚣的世态中独立而不倚，自强而不息，谦仁而不傲。当可染先生朝斯夕斯、胸无旁骛地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画作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不是如演说家那样带有着直接的目的性。它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更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先生对大自然潜在密码的破译，直接与他的道德向善的趋向不谋而合，而于此时，李可染的艺术与道德合而为一。当李可染先生叹赏大自然，如此深沉地倾注自己的对祖国大地山河的刻骨铭心的热爱时，他显然站在了民族文化捍卫者的前列。

    可染先生有一种表达超越感观尺度的能力，这就是他内心所具有的崇高感使然的能力，他对大地山河仰之弥高，而这种情怀的恃守，表现为他“大”的艺术。宛若语言的表达，与表达的意义，都有相关的音调，这就是艺术家所独有的风格。或沉雄博大、或清新俊逸……只要是与崇高相连，他们都是美的，虽情态万殊，而其艺术已如自然。

    可染先生大宗师一样“来吾导夫先路”，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都应该，也必然如此。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在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这不是每一个苦学者所可达致的。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作画，在朋友与来客寒暄片刻回到画室时，可染竟已画毕，主人大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我知道了先生所说的“慢”非只指时间，更重要的是用笔的品质。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的刻骨铭心，竟至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显得那样的庄肃和神往。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生之中总会不期而至地遇到这样突兀的心灵感悟，仅这一次，足以改变艺术家一生的道路。研究艺术家的心灵历程，那些遽然蜕变和瞬间重生，有时来得迅猛近乎禅家的顿悟。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的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的、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可染说用笔之际虽所向空无一物，然则胸中应觉艨艟之遇浪遏，冲波逆折而前，当此之时，笔锋必有生涩出焉，必有稚拙出焉。有生涩稚拙矣，然后再求大巧，则大巧即在其中。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三十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五十岁后一扫而空，石破天惊，创旷古无双之结体用笔，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矫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只觉铮铮其骨、磔磔其态，近之则畏，远之则敬。可染先生的字我行我素，决不苟合取容，是颇见他笔下之牛“时亦强犟”的性格的。

    先生的“学而知之”的部分，当然还包含了他对素描的积年锤炼、对光影的敏锐认识。在此先置而不论。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的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守干城，“钝者勉为”。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打进去，致勇也；打出来，夺魂也，这其中数十年苦心孤诣，念兹在兹，朝斯夕斯，方才有了又一次的伟大。诚如可染先生题赐予我的“七十二难，玄奘西天取经不畏七十二难，今以此四字书赠范曾同学”。我们一代代都抱着跣足苦行的宏愿，在艺术征途上踽踽而前，“困”者，“难”也，是深觉万难之下的渺小与决绝。至此，我们可得如下之结论，可染先生的经历包含着谦逊和伟大，正如泰戈尔有言：“当一个人大为谦卑的时候，就是他接近伟大的时候。”

（转载自《新华文摘》，《中国文化》2007年秋季号，有删改）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

    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