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出。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段的基本意思。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规则是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若有风筝被割断，那些孩子就拼命地追逐那个随风飘扬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兼仆人与朋友——是哈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对我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比赛！”爸爸随口一说，却在我脑海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办法！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

    街上新霁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哈桑和我走出大门，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街上，风筝斗士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挤满了看客。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

    突然间我想放弃。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

    “我有点不想放风筝了。”我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桑说。

    我试图让眼光离开我们家的屋顶。哈桑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

    “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哈桑一眼看穿我。

    “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

    不到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一个钟头后，空中已经挂着至少四十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哈桑在我身旁，他的手掌被线割得鲜血淋漓。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像流星那样划过苍天，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

    我偷眼望向爸爸，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

    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的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

    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我的红风筝和那只蓝风筝了。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线。人们纷纷顿足尖叫：“干掉它！干掉它！”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但我所能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

    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干掉它！干掉它！”的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哈桑兴奋得直喘气。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上割开一个创口，接着……

    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赢了！我看到爸爸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

    “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哈桑撒腿就跑。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踢起阵阵雪花，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

    我收回风筝后，寻找每条通道都没有哈桑的踪迹。我正在担心时，天就快黑了。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只见哈桑站在末端，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三个邪恶的大男孩挡住了哈桑的去路。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他们逼近哈桑。

    “把风筝给我！”其中一个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你这个白痴！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们一愣，退后一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哈桑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但我没有，我浑身麻木。

    他们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其中一个的额头。他们一拥而上……

    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眼角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回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斜倚在一家小店铺紧闭的门前。

    十五分钟后，哈桑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节选自《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叮叮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街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价值

刘永飞

    苏国良还没回到村里，却已成为村人的笑柄。

    起初，村人将信将疑，可是待苏培盛回来之后，一切得到证实，原来苏国良还真是个“二百五”。

    苏培盛是腊月二十七的下午回到村子的，当晚已有多家备宴来请。席宴间，主人极尽奉承之能事，说他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说什么“国有邓小平，村有苏培盛”。

    苏培盛听了这句话，噗的一声吐出酒菜，差点笑岔了气儿。他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是一小偷，能和邓小平比吗？

    主人说，“别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邓小平说的么，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难听。你看看这几年村里起了多少高楼，哪一栋不比外村的气派，这都是您的功劳呀，要不然，光凭他们出去打打工能盖起这样的楼？下辈子吧。再说了，这都啥年代了，小偷咋啦，我看比那些贪官污吏高尚多了，还是那句话，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酒肉吃完，好话说尽，主人这才借着酒劲儿说出了自己的小九九。说什么自家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又说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还不如趁早跟你培盛叔出去历练历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苏培盛自然无法拒绝，他吐掉牙签说，行，年后跟我走，只要别学苏国良就成。

    不会的，不会的，酒桌旁一直沉默寡言的后生信誓旦旦地说。

    酒足饭饱，苏培盛打着嗝，在主人一家的簇拥下，歪歪斜斜地走了。

    一年前的这一天，苏培盛也是这样从苏国良的家里走出来的，那时候和现在唯一不同的是，苏培盛眼里噙着泪花，他在门口心情复杂地拍了拍苏国良的肩膀说：“放心跟我走，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平日里并不憨傻的苏国良第一单“买卖”就搞砸了。在这之前，苏培盛在技术和心理上亲自培训他。在培训心理时，苏培盛说，干这行最重要的是不能紧张，要装得跟没事儿人似的。

    他还说，别怕被人抓住，你要谨记，现在已不像早些年，如今管闲事儿的人越来越少了。当然，即使碰到个“愣头青”也没关系，咱们人多，稍微一打掩护就能脱身。

    那是个星期天，一个妇女怀抱着一个哭个不停的婴儿去医院，幸运的是一车人没一个给她让座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做活”的难度。

    更可喜的是，那妇女从口袋里取纸巾时忘了拉拉链，厚厚的皮夹子裸露在外，这可真是无赐良机！可是，就是这闭上眼睛也能十拿九稳的活儿，愣让苏国良搞砸了。

    煮熟的鸭子飞了，飞就飞了吧，尽管小组成员对苏国良不满，苏培盛还是替他说好话，他说，谁没个第一次呢。

    其他成员问苏国良那么容易的事儿为什么不伸手，他说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还说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没了钱孩子的病怎么办？那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乐意了，他们说敢情就你有良心，有良心你还干这行？

    这次也就算了，关键是接下来的几单活儿全砸了。做贼不偷东西，在团伙里是大忌，你总不至于让别人养吧。

    促使苏培盛让他离开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儿，那次，也是在公交车上，偷窃对象是个老人。苏培盛知道苏国良的毛病，只让他打掩护，可是就当自己人逼近老人时，苏培盛却清晰地看到苏国良趁一个刹车，猛地将老人撞了一个趔趄。老人警惕了，生意又砸了。

    看着小组成员一张张愤怒的脸，苏培盛平静地说，国良，你走吧。可，他是个老人呀，我实在不忍心……好啦，苏培盛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需要的是个能偷东西的贼，而不是个有良心的人！

    这不，苏国良离开的消息传到村里，村人的嘴巴都快笑歪了，他们说：“良心，良心能值几个钱，他们家祖孙三代倒是都讲良心，结果呢，穷得连个婆娘都找不到……”

    新年到了，归来的人都在庆祝一年的收获，唯有苏国良家冷冷清清。去年的今天父亲还在，甚至老父亲求苏培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父亲说自己无能，连给孩子找个媳妇的本事都没有，他希望苏培盛能把苏国良带出去。他知道，父亲说这番话时，内心一定很痛苦。

    野外，爆竹声四起，许多人家都在拜祖。直到夜幕降临，苏国良才买了纸，默默地去了祖坟，他要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

    远远的，他见自家的坟地里有火光跳动。这么晚了，谁会来我家坟地呢？走近了，他看到一个身影堆坐在父亲坟前。火光暗淡下来，眼前一片模糊。

    “二爷，您千万别怨我，不是我不收国良，而是我不忍心看他变成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二爷，我虽不讲良心，可是我知道良心金贵呀。当初要不是您在大灾之年宁可全家饿肚子也要来救济我这个孤儿，怕是我的尸骨早就没了呢。二爷呀，今天这世道坏啦，不是良心不值钱了，是良心太贵重了，一般的人已经拥有不起了……”

    这是苏培盛的声音，苏国良听着听着，再也忍不住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8期）

文本一：

故人的一侧面

——纪念尚仲衣博士

钟敬文[注]

我初次认识尚博士，是在一个新创设的学校的会议席上。

大约是初秋的一个午前。庭前梧桐树的叶子已经有些变黄。西风悄悄地带来了凉意。在一个新布置成功的会议厅的长桌四周，围坐着二三十位从各方面来的、年龄、性别、学养各个不同的工作者。一位负责教导任务的人开始讲话。他的身体比较普通人高了些，两道眉向左右倾斜，脸色带病后的苍白，鼻梁上架着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身上穿的是藏青色的绒西装，衬衫是茶黄的。他用着稍带河南土音的国语讲说着。他一只手插在裤袋子里另一只却在胸前活动着。

“……我们要造成一个有生气的、有生机的教育机关！……”

他说到“有生气的，有生机的”那两个形容词的时候，声调特别响亮。他的话打动了我。我对那在自己本来没有多大信心的民众教育的前途，仿佛看到光辉的希望。同时对那位讲话者也留下了一个不容易磨灭的印象。

那位讲话者就是尚博士——一个新时代的教育者。

尚博士是在清华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他所修习的智识，他所身受的熏陶，大都是属于所谓“上流社会”的。这种教育的结果，已经尽够把他造成一个高蹈的、傲慢的典型绅士。但是，祖国现实的艰苦，世界先进人群改造历史行动的英勇，打动了他的心窗。他不能够长久地关闭在自己狭窄的牢笼里。他大步踏出旷野，闯入街头。他要把教育和带领中国新时代的青年及民众当做自己的责任。

“九一八”深夜里沈阳城外侵略者的炮火，猛烈地惊醒了东方“睡美人”的长梦。那时候，青年学子救祖国求真知的热情像火一样燃烧着。那是使民族更生的圣火！是焚毁人类陈腐历史的圣火！有些人正望着那熊熊的火焰发抖罢？尚博士他不是属于这类的人。他是一个有智慧、有热情而且有气魄的教育者！对于眼前活跃的现实，他理解着，感应着！不，他要站在前面去带领！但是，这绝不是凡庸的社会所能够容许的，更不是野心毒计的敌寇所能够容许的。在杭州，他“不安于其位”地走了。在北平，他又不能够不和少数真正爱国的教授，从“尊严的”学院被放逐出来。

他第二次到广东，正是抗战火把高烧的时候。他毅然和少数同道创设了培养抗战教育干部和试验兼实施抗战教育的机关。为了这，他忘记了家庭，忘记了自己，贪婪地工作着他差不多把自己对祖国和民众的热情、希望全部寄托在这艰难的事业上。可是，结果，他不能够不再度地跳出“尊严的”学院。

但是，挫折永远不能够摇动他的心！逆境在具有伟大心灵的人是一种兴奋剂，是一种滋补品！

他要更广泛地开拓他的教育范围。他立意去启发无数的士兵和无数的群众——唤起他们的敌忾，加强他们的决心，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一句话，他要为国家养成无数的忠勇斗士和优秀公民。在深更里草檄文，在众人前作狮子吼，随时随地随事，他都抱着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自勉精神在劳作着。困难和毀谤，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你可曾经看见过屹立的山峰，会因了暴风骤雨的吹打而崩溃的么？

当他正抱着芳贞的情志和健旺的勇气前进的时候，忽然天夺去了他的生命！不，是夺去了他那伟大的愿望！是夺去了这时代应有的夸耀！

这种意外的死，实在太残酷了！但是，他不是白劳了半生的。他十年来辛苦地播植的教育种子，决不是随他的死去而腐蚀的。他的精神和意志已经融化在今天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中。不管在南方，在北方，不管是战场、游击区或大后方，不是已经有许多亲受过他教导的青年在做着英勇的战斗或牺牲么？不是有无数间接或直接受了他的教化的士兵和民众在对于民族尽最大的忠诚么？只有能够真实地给与人民良好影响的，是永远不死的人。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战士的灵魂，是长久地生活在那全民族或全社会的共同生命里的！

春寒还没有全退，新绿已经满眼。教育者们为着未来的丰收而耕作罢——对于死者，没有比起这更加适宜的敬礼了！

1940年春，作于韶关

注：钟敬文（1903年——2002年），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

文本二：

对于散文写作，在基本上中断了许多年之后，由于生活的变动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我奋然拿起了写作战地文章之笔。我当时写作这些文章，是带着极严肃的态度去构思和挥毫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所制作的是一种战斗的精神武器。它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作为民族成员的自己是否尽到应尽的责任等问题。

今天回头去看那些带着火药味的文章，虽然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种种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重视它。因为作为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军民奋斗情形和人民所受深重灾难事实等的留影，它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何况其中还体现着自己那联系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愤恨和喜悦感情呢？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动人心魄的艺术，必然是充满血色的。

（摘编自钟敬文《我与散文》）

澄河边上

茹志鹃

这是一九四七年的夏天。解放军粉碎了敌人重点进攻的计划后，作战略性转移。敌人乘机前阻后追。大部队迅速转移了，掉在后面的是二十多个伤、病、弱的同志。临时组成的一个小队，由警卫连副连长周玉兆带领，在后面慢慢地走。上级规定，明天傍晚前，小队定要赶到总集合地，与大队会合。

周玉兆是领队，一连两个月的恶性疟疾，加上头部又挂了轻花，人瘦落了形，但样子十分剽悍。他搀扶着文工团里的小余，走在队伍前面。

近黄昏的时候，小队来到了澄河边上。乌云从四面推来，天色越来越昏暗，不一会儿暴雨从天上直泻下来。澄河水在猛涨，已涨到河滩边一排柳树的半腰了。

背后传来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一阵近似一阵。

会议决定，由两个同志出去寻找当地老乡，了解一下哪里有浅滩，并搞些吃的，其余的同志留在河边，用绑腿、用背包带子连接起来，试验拉绳过河。周玉兆带了文工团的小余，就向离河较近的一个村子走去。

忽然，周玉兆停住脚步，他听见有一个声音，便小心地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

两个人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脚跟前是一片瓜地，在瓜地的那头，有一个老人正光着头，弯着腰，在瓜地里走着。

“老大爷。”周玉兆走过去轻轻地叫了一声。这老人年纪相当大了，眉毛很白很长，搭在眼皮上，头发也白了。他满脸泪痕，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说道：

“同志，你们来啦？”

“是，老大爷。我们……，前面部队过去多少时候了？”

老人向他们打量了一下。“你们要过河是不是？”

周玉兆点点头，把大致的情况说了一遍。

老人听后，沉吟了一会，便说：“不怕，河水再大，一定叫你们今晚过河。”

留在河边的同志拉绳过河没有试成功。这时老人急忙地把他们叫了来，又不知从哪里挖了一篮地瓜，点起火，要大家烤衣服、煮地瓜吃，安排完这一切，老人便不见了。

忽然，河堤那边传来一种古怪的声音，周玉兆凝神听了一会，便和小余加快脚步向河边走去。一会儿，他们望见那位老人站在河堤上，高高地举起锄头，在地上掘着什么东西。周玉兆走近一看，见堤上堆了一堆土，一条刚掘出来的小沟，已从堤的里边快通到河边。周玉兆愣了一愣，猛然明白过来，就一步抢过去夺下锄头，喘吁吁地说道：“大爷，你……”

老人一见他，也不奇怪，平静地说道：“你来得正好，快回去叫同志们来，准备过河。”“大爷，我们就是死，也不能祸害老百姓。”周玉兆激动得浑身打颤。

老人不言语，只是把锄头又夺过去，缓和地解释道：“澄河不太深，主要是下暴雨，水来得太急，开一点口子，水一有了出处，流头就缓了，人在河里淌水走也能过去了。”

“不行。”周玉兆不等他说完，就坚决地说道，口气很硬，毫无商量的余地，而且把锄头又夺过来，把土推进沟里。

老人一看他动手填沟，便暴跳起来，大声吼道：“给我放手。”

周玉兆一听，便回身抱住了老人，含泪说道：“大爷，我们是人民的部队，活着是为了老百姓，死了也是为了老百姓。”

老人不等他说完一挥手说道，你们坐下来听我说：“这澄河向来就是水猛流急，有一年夏天，雨水多，也象今年这样，我下到水里，被河水冲着，命已去了半条。正在这紧要关头，我忽然想起河堤上横生着一棵老树。我一想到这棵树，心里顿时有了指望，一有了指望，人也不慌了，心也定了，力气也生出来了，就拼命坚持，淌到那棵大树跟前，抱住了那根树枝。你们看，‘指望’这东西，看不见，抓不着，可是有多大的力量。一个人过日子，要是没个指望，那是活不下去的，活着也没有趣。现在，你们就是老百姓的指望。这个道理，你们懂了吧！”

“懂了，老大爷。”周玉兆激动地对着繁星点点的天空，对着澄河，对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暗暗地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他就要向前，就要和部队一起打回来。周玉兆站起身，拿起锄头，更用力地去填那条沟。他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把一条沟填得结结实实。

枪炮声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这也许是个不好的征兆。堤下面，澄河不平静地奔流着，满河闪动波光，河滩边露出一排半截的杨柳树，柳丝浸在水里。

老人坐在那里，不说话，他皱起眉，看着黑沉沉的河水，凛然不动。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道：“我去看一看。你们在这里等着。”说完，就大步流星地走了。

一度沉寂的枪声，又响了起来，而且很近很激烈。

河水没有退，而且还在涨，高地上的水，都在汇流入河。两顿饭的工夫，老人就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后面还跟来了两个中年老乡，每人肩上都扛了五六根肩担。

“好了，好了，我捉了两条‘水鳗’来了。”老人忽然变得又风趣又活泼，长眉毛一耸一耸的，高兴非凡。那两位被叫做“水鳗”的老乡，笑嘻嘻地跟大家打了招呼，也没多说话，就和老人动手绑扎扁担。

东方蒙蒙发白，天快亮了。老人和那两位老乡也把扁担绑扎好了。他们把扁担扎成两个棋盘式的空心筏子，两个老乡一人扛着一只走到水边。

老人送到水边，刚才那副高兴样子，忽然又不见了，神态又变得冷静、严峻。他嘴唇动了一阵，决断地说道：“同志们一路平安，我老了，不能送你们过河去。记住我们的澄河，明年我老头子还是种瓜，等同志们来吃……”

周玉兆站在水里，仰面望了望河堤上的老人，在这一刹那间，他忽然感到自己不是在撤退，而是在向前挺进。

小队渐走渐远了，他们带着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走远了。河边仍然站着那个人影，佝偻了身子，一动不动……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