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

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

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最动人的遗忘

鲁小莫

    圣约翰先生是一位退休教师，62岁那年，他被原先的学校聘回去，主要做一些内务管理工作。

    许多人对学校的做法有些疑虑：身强力壮的教师多的是，何必用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呢？但很快，人们的疑虑就打消了。圣约翰先生工作起来不比任何人差，他思维敏捷、口才极佳，书桌上总是有条不紊。经他保管的物品，打了标签，然后在记录本上做好标注。他常常提醒那些年轻人：“嗨，小伙子，上次借的书该还了。”他的记忆力也不错。

    圣约翰先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水，然后从公文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把药，送进嘴里，仰起脖，用水送下。以前的老同事，都熟知他的这一习惯。可现在大家发现，他走进办公室后，常常先喝口水，然后给妻子打电话：“露娜，我的药忘在家里了，请帮我送过来。”

    半小时后，露娜出现在办公室。她的表情有些愤怒，很不友好地把药递给他。他倒是不在意，看着妻子的脸，呵呵笑着说：“谢谢”。露娜的面色有些蜡黄，头发也很干枯。看着他吃完药，露娜转身走了，也不跟其他同事打招呼。于是有人打趣他：“下次可别忘了带药哦。”

    还有一次，圣约翰给露娜打电话时还阳光明媚，可刚放下电话不到10分钟，天空就乌云密布，片刻，“哗哗”下起雨来。圣约翰慌乱地看着窗外，不停地给家里打电话，却已无人接听。他慌忙打开壁柜取出一把伞，正要出门时，门却开了，露娜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浑身湿透。圣约翰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满脸羞愧地迎上去。露娜将药递给他的同时，几乎咆哮着说：“你这健忘鬼！”尽管露娜浑身湿透，但她仍像往常一样，看圣约翰把药吃下去之后才走。

    露娜走后，圣约翰在窗前静静地站了很久。同事们都以为，他是在懊恼自己的健忘，心想下一次他一定不会再忘记带药。可是下一次，圣约翰先生依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大家慢慢都习惯了：上班后半小时，露娜出现在办公室。有人嘀咕，圣约翰真是老了。也有人说，露娜愤怒也是应该的，谁让他总是那么健忘。还有人说，圣约翰的健忘其实是露娜惯出来的毛病，她完全可以不来送药，因为他工作起来并不健忘嘛！

    两年后，圣约翰先生辞职，那时候，他的健忘症似乎好了很多，露娜很少出现在办公室，偶尔出现，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怒气冲冲，而是笑眯眯的，温和地跟大家打招呼。圣约翰先生拍着大家的肩膀，说着辞别的话，大家也嘱咐他：保重，别忘了按时吃药。他笑了，道出了“健忘”的原因。

    原来，露娜在两年前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暴躁、易怒、自闭、厌世，甚至还自杀过两次。任凭他怎样精心照料、带她求医问药，都不见好转。无奈之下，他想出一个办法。他找到校长，要求校长给他一份工作，打扫卫生或者做门卫都可以。鉴于他以前的表现，校长就让他做了一份内务管理工作。这样，他可以每天在离家以外的地方吃药。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年轻时发作过几回，幸好有露娜的用心照顾才有惊无险。这么多年了，虽然他的病未再犯过，可一直是露娜的心事。他通过忘记带药的方式，让露娜走出家门，走在阳光下，利用她的爱，重新唤起她的责任心和对生命的热情。如今，露娜已经康复，他该回家和她一起安享晚年了。

    圣约翰先生的话让大家一愣，继而他们紧紧握住他的手，那是一双多么苍老的手啊！

    如今，大家还常常看到，圣约翰先生和妻子一起在学校附近的小路上散步。那对相互搀扶、不离不弃的身影，多么像两片老到深秋的枫叶，周身都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五个饽饽①（有删节）

莫言

    除夕日傍黑天时，下了两天的雪终于停了。爷爷嘱咐我把两个陈年的爆竹放了，蜡烛有钱也难买到，通宵挂灯的事只好免了。

    母亲把家里的两盏油灯全点亮了，灯芯剔得很大，屋子里十分明亮。母亲在灶下烧火，干豆秸烧得噼噼啪啪响。火苗映着母亲清癯的脸，映着供桌上的祖先牌位，映着被炊烟熏得黝黑发亮的墙壁，一种酸楚的庄严神圣感攫住了我的心……

    奶奶把一个包袱郑重地递给爷爷，轻轻地说：“供出去吧。”爷爷把包袱接过来，双手捧着，像捧着圣物。我跟着爷爷到了院子里，院子当中已放了一条方凳，爷爷蹲下去，小心翼翼地把饽饽摆好。

    “来吧，孩子，给天地磕头吧！”爷爷跪下去，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磕了头。我这个自称不信鬼神的中学生也跪下，将我的头颅低垂下去，一直触到冰凉的雪。天神地鬼，各路大仙，请你们来享用这五个饽饽吧！……这蒸饽饽的白面是从包饺子的白面里抠出来的，这一年，我们家的钱只够买八斤白面，它寄托着我们一家对来年的美好愿望。不知怎的，我的嗓子发哽、鼻子发酸，要不是过年图吉利，我真想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候，柴门外边的胡同里，响起了响亮的歌声：

    财神爷，站门前/看着你家过新年/大门口，好亮堂/石头狮子蹲两旁……

    我从地上爬起来，愣愣地站在院子里，听着“财神”②的祝福。他都快要把我家说成刘文彩家的大庄院了。“财神”的嗓门宽宽的，与其说是唱，还不如说他念。他就这样温柔而悒郁地半念半唱着，仿佛使天地万物都变了模样。

    多好的精神会餐！我被“财神爷”描绘的美景陶醉了。我端着碗走到胡同里，“财神”急步迎上来，抓起饺子就往嘴里塞。

    “财神，你别嫌少……”我很惭愧地说。他为我们家进行了这样美好的祝福，只换来六个饺子，我感到很对不起他。

    “不少，不少。大侄子，快快回家过年，明年考中状元。”

    “财神”一路唱着向前走了，我端着空碗回家过年。

    “娘。咱家要是真像财神爷说的有一麻袋钱就好了。那样，你不用去喂牛，奶奶不用摸黑纺线，爷爷也不用去割草了。”

    “哪里还用一麻袋。”母亲苦笑着说。

    “会有的，会有的，今年的年过得好，天地里供了饽饽。”——奶奶忽然想起来了，问：“金斗他娘，饽饽收回来了吗？”

    “没有，光听‘财神’穷唱，忘了。”母亲对我说，“去把饽饽收回来吧。”

    我来到院子里，伸手往凳子上一摸，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再一看，凳子上还是空空的。“饽饽没了！”我叫起来。爷爷和母亲跑出来，跟我一起满院里乱摸。“找到了吗？”奶奶下不了炕，脸贴在窗户上焦急地问。

    爷爷找出纸灯笼，把油灯放进去。我擎着灯笼满院里找，灯笼照着积雪，凌乱的脚印，沉默的老杏树，堡垒似的小草垛……

    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灯坐着。奶奶开始唠叨起来，一会儿嫌母亲办事不牢靠，一会儿骂自己老糊涂，她面色灰白，两行泪水流了下来。已是后半夜了，村里静极了。一阵凄凉的声音在村西头响起来，“财神”在进行着最后的工作，他在这一夜里，要把他的祝福送至全村。就在这祝福声中，我家丢失了五个饽饽。

    “弄不好是被‘财神’这个杂种偷去了。”爷爷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沉着脸站起来。

    “爹，您歇着吧，让我和斗子去……”母亲拉住了爷爷。

    “这个杂种，也是可怜……你们去看看吧，有就有，没有就拉倒，到底是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爷爷说。

    我和母亲踩着雪向村西头跑去。积雪在脚下吱吱地响。“财神”还在唱着，他的嗓子已经哑了，听来更加凄凉：

    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快点抢，快点抢/金子银子往家淌……

    我身体冷得发抖，心中却充满怒火。“财神”，你真毒辣，你真贪婪，你真可恶……我像只小狼一样扑到他身边，伸手夺过了他拎着的瓦罐。

    “谁？谁？土匪！动了抢了，我咧着嗓子嚎了一夜，才要了这么几个饺子，手冻木了，脚冻烂了……”“财神”叫着来抢瓦罐。

    “大田，你别吵吵，是我。”母亲平静地说。

    “是大嫂子，你们这是干啥？给我几个饺子后悔了？大侄子，你从罐里拿吧，给了我几个拿回几个吧。”

    瓦罐里只有几十个冻得梆梆硬的饺子，没有饽饽。

    饽饽上不了天，饽饽入不了地，村里人都在过年，就你“财神”到我家门口去过。我坚信爷爷的判断是准确的。我把瓦罐放在雪地上，又扑到“财神”身上，搜遍了他的全身。“财神”一动也不动，任我搜查。

    “我没偷，我没偷……”“财神”喃喃地说着。

    “大田，对不住你，俺孤儿寡妇的，弄点东西也不容易，才……金斗，跪下，给你大叔磕头。”

    “不！”我说。

    “跪下！”母亲严厉地说。

    我跪在“财神”面前，热泪夺眶而出。

    “起来，大侄子，快起来，你折死我了……”“财神”伸手拉起我。

    屈辱之心使我扭头跑回家去，在老人们的叹息声中久久不能入睡。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五个饽饽没有丢，三个在下，两个在上，呈宝塔状摆在方凳上……

【注解】①本文是以1961年春节为背景写的一短篇小说。有删节。②财神：除夕夜里，有乞丐站在门外高声唱些吉利话，人们把煮好的饺子倒在乞丐的瓦罐里；乞丐把一个草纸叠成的小元宝放到空碗里。纸元宝端回家去，供在祖先牌位下。这叫“接财神”。文中“财神”是村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光棍。

快递小哥

程耀东

    我对面站着的这个小伙子，此时，与我有着同样的表情：一脸的怨气和无奈，用沉默甚至愤恨的目光与我对视。然而，我相信在他上楼梯的时候，一定会想着和往常一样：放下货物，拿出圆珠笔或者碳素笔，要求收货者在右下角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撕下中间的那一张，装进一个土黄色的帆布包里，然后转身，去往下一个客户。事实上，他的这个想法在我这里被冻结。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签完字之后，顺手拿了插在办公桌笔筒里面的剪刀，塑料摊开后，是一张发票。就在我下手剪开最后那个纸质包装盒的刹那，这个个子不算高，戴黑框眼镜，胖而略黑的小哥，一把攥住了我的手。哥，你得先付款，再拆封包装盒，他说。他这么一说，刚刚还算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和谦让，被流动的空气一下带到了窗外。如果他不攥我的手，黑色的塑料这时候可能已经被我扔进垃圾筐。

    惊愕或者说惊讶的表情从我的耳朵旋即转向面部，然后停滞。他似乎觉得我没有听到他的话语，又对着我凝固在脸上的表情重复了一遍：先付款，再打开包装，这是公司规定的。

    他依然重复着那句话。

    争吵、解释、对峙……这些词汇在我和他之间不断地被上演。我重新站了起来，然后将包裹递于他：给，你拿走，这东西我不买了。小哥并没有接纳这个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他，更不知道属于谁的包裹。我这样做，只是试探一下小哥的底线，让他柔软一下自己的语言，柔和一下立在两个人之间的僵硬。事实上，我的这个举动并没有缓和此时的冷峻氛围。

    沉默。四目相对，似有火光燃烧……

小哥用右手食指撑了一下要掉下来的眼镜，然后缓慢地说：哥，那你得付我三块钱的快递费。因为你在包裹上已经签了你的名字，签了名，说明你收到包裹了。你知道吗？我念了四年大学，好不容易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早上四点多起床，骑三轮车，要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快递公司装当天的快递，然后一家一家打电话，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你知道送一件快递多少钱吗？三块钱。再说你的这件包裹，你已经签了字，我要是退回快递公司，不但挣不到你的三块钱，反而是要被罚款的，这一天就白干了。

    在这样的语言里，我刚才还算挺立的身体，开始缓慢下沉。我相信呆滞在我面部的表情此时一定很尴尬、很难堪。①重新坐了下来，故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以缓解被语言击伤的肉体。还能说什么？按照发票上的金额，给了他。然后在尴尬里目送他出门，又有些惭愧，追着他的身影，在电梯口，握住他的手说了几句温暖的话。

    看着两块白色的不锈钢终于合上，我的整个身体才开始显得轻松和释然。走廊不是很长，也不怎么安静。过往的目光不会在意你挂在脸上的是微笑、怨恨、失落、郁闷……他们已经惯常了讨生活的职场和职场里那些随处可见的喜怒哀乐。击倒或者打败你的不是对方强壮的身体，而是隐藏在深处的语言。每个人不管你有多么强大，但你的身体内一定存在着被刺痛的秘密。②秘密一旦被猝不及防的语言触及，支撑强大的即便是标号和硬度很高的水泥钢筋，你也会轰然倒地的。对此，任何人恐怕都无能为力。

    在这个快递小哥几句不经意的语言面前，我是真正地倒塌了，而且倒得毫无颜面。回到桌前，努力地让自己的身体、脸面、听得见的心跳恢复平静。面对这个尚未拆封的包装盒，第一次接触时的激动早已遁逃，且不知所终。细想，事情的焦点也就是三块钱，而并非那些所谓的规定。如果，他最初能够直白地表述，那么，争论不休、面红耳赤……这些语言不会被我摆放在这里。

    似乎有些羞愧，无意识地就回按了他的电话：我说我是刚刚送你下楼的那个人。但接下来要说些什么，一时没有了语言。电话里我只听见一句：哥，都是小事……然后就是嘈杂的汽车声，人声以及风声——在风的耳语里，我只好无奈地将自己的嘴巴关闭。

（《选刊》2018.8，有删改）

比 邻

聂鑫森

    仲夏时节，五点钟的样子，天就露出了鱼肚色。

    七十岁的常惠生，赶忙下床，他的妻子问道：“你到哪里去？”

    “到德山家去看看。”

    “德山被他儿子接到城里治病去了，那座房子空空的，有什么看头？”

    “他临走前把钥匙交给了我，我去开开门，让房子透透气。说不定哪天他就回来了，还来和我们做邻居。”

    常惠生从枕头下摸出钥匙，小心地掂了掂，然后塞到口袋里。这一串钥匙可以打开尹家的大门、卧室门、仓库门……不是情如一家人，不会对他这么信任。他走出卧室，穿过堂屋，再打开自家的大门，跨过高高的门槛，站在台阶上，便望见了几百米开外的尹家老屋。

    常惠生突然觉得眼睛有些润湿，喃喃地说：“德山呀，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他走下台阶，沿着一条被林荫遮蔽的小路，朝尹家老屋走去。

    这个村有三四十户人家，住得很分散，到处是半裸半掩的土石山丘和坡地，稀稀拉拉地只长矮小的杂树、荆棘和野草。常家和尹家住的这一面坡地，原叫秃毛坡，但现在却有了成片的树林，还有了许多自开自谢的野花。常惠生的儿子常凯是个农民企业家，先在城里经营农副产品市场，早几年回到老家创建农业科技园，事业红红火火。他的科技园就在坡下的小河边，呼啦啦沿河排开几百亩地，瓜果蔬菜全是早熟、高产、优质品种。他不喜欢秃毛坡这个名字，遂改名为锦绣坡，单位则称为“湘楚锦绣坡农业科技园”。

    常惠生曾对儿子说：“这面坡是我家和尹家共有的宅基地和自留山，你改名问过他吗？”

    儿子说：“问他做什么？他肯定会同意的。这几十年，你们二老对尹家施惠多多，他报过什么恩？”

    “混账东西！有你这样说话的吗？就算我们帮过人家一点小忙，老想着人家怎么回报，那么原本的动机就歪了。”

    儿子赶忙说：“爹骂得对，我……再不乱说了。”

    常惠生缓缓地走在小路上，不时地见到带露的枝叶横到路中来，他像小孩子一样，用手轻轻拈住枝叶放到嘴边，去舔晶亮的露珠，舌尖似乎有了一点甜味。他和尹德山同年，两家人的上一辈子就是邻居，童年时他们清晨相邀去远处砍柴，见到枝叶上的露珠，也是这样去舔，比谁舔得多舔得快。

    常惠生忍不住哈哈大笑。

    后来，他们都成家了，又都有了孩子。

    尹德山个子瘦小，还有哮喘病，儿子尹忠十岁时得急性阑尾炎，是常惠生催促尹德山，两人连夜轮流背着尹忠赶往几十里路外的镇医院，并代交了医药费，这才保住了尹家的这条根。尹忠读初中、高中、大学时，常惠生不时地资助学费……

    常惠生从不认为邻里之间相互帮个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念念不忘。尹忠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经济宽裕了，一定要归还历年来的欠款，常惠生说：“你爹记的账，我不认，是他记错了。”但这满坡的绿意和清凉，悦目清心，常惠生却不拒绝。

    终于到了尹家老屋前，常惠生掏出钥匙打开大门的牛鼻子铜锁，也不急着进去，在高门槛上坐下来，点着一支烟，慢慢地抽。

    尹德山去城里治病，一眨眼就十天了。临别时，他对常惠生说：“我的心脏病有日子了，怕耽误儿子的工作，又舍不得常大哥你，一直没言语，现在看来是拖不下去了。这串钥匙就交给你了，让老屋不长霉不生虫。我会……回来的……”

    仿佛尹德山真的回来了，也坐在门槛上。他们平日里相互走动时，就喜欢坐在门槛上抽烟、聊天。

    风吹满坡树叶，沙啦啦地响，就像他们高高低低的说话声。

    常惠生抽完了烟，起身进了堂屋，打开卧室门，进去后再打开朝南的窗户，屋里顿时明亮起来。

    ……

    这年夏至后，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骤然而来，下得昏天黑地，一连下了五天五夜。山洪暴发，各处山体滑坡，不少人家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只有秃毛坡因树木多而密且扎根深，居然岿然不动，常家和尹家的房子毫发无伤。特别是坡下的科技园，因排水系统好，安然渡过这一劫。

    常惠生对全家人说：“你们不是说尹家没有回报我们吗？德山几十年栽树、护树，不言不语地护佑我们！”常凯低下了头。

    常惠生马上打手机给尹德山，没有回应。常惠生忍不住大哭起来。

    （有删改）

一个幸运的贼

[法]莫泊桑

那晚，我们三个年轻狂徒在索里尔家聚餐，最后都喝得有几分醉意了。普瓦特文头脑还清醒些，索里尔仰面朝天躺着，讨论什么战争和服装之类的事情，说着说着他突然一跃而起，拉开抽屉，将一套轻骑兵制服穿在身上，又拿出一套掷弹兵的制服给普瓦特文，他说什么也不肯穿，于是我俩硬给他套上，衣服太大，几乎把他包起来。我把自己打扮成甲骑士，然后，索里尔开始操练我们，他大声地说：“当了军人，得喝出个军人的样子。”

我们拿出大碗，高唱军歌，再次开宴。尽管已喝得酩酊大醉，我还是突然举起一只手说：“静一静，我敢保证隔壁画室有走动的声音。”

“有贼！”索里尔晃晃摇摇地站起来，唱起《马赛进行曲》，“拿起武器，公民们！”然后从墙上摘下几件武器。我得到的是火枪和长剑，普瓦特文拿到一支上刺刀的长枪，索里尔没找到称心武器，抓起一把手枪插到皮带上，手里握着一把大板斧，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画室的门。当我们走到画室中央的时候，索里尔说：“我是将军。”又指着我俩：你，甲胄骑士，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你，掷弹兵，作我的护卫。”

我们足足用了20分钟查看每个角落，没发现任何可疑。普瓦特文认为应该检查碗橱。我端着蜡烛过去查看，可把我吓坏了，一个人，一个活人站在里面看着我，镇定下来后，我忽地一下锁上柜门，然后我们退后几步商量对策。

索里尔想用烟呛，普瓦特文想用饥饿制服，我则想用炸药炸。最后还是采纳了普瓦特文的意见。我拿来酒烟，坐在碗橱前，为俘虏的健康开怀畅饮，普瓦特文还警惕地背着枪；又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索里尔建议把俘虏押出来瞧瞧。

“对！”我大声地附和。我们抓起武器，朝碗橱疯狂地冲去，索里尔端着手枪冲在前面，我俩疯子似的叫嚷着跟在后面打开柜门押出俘虏，那是个白发苍苍、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老头。我们捆上他的手脚，将他放在椅子里，他没有吭声。

“我们审判这个恶棍。”索里尔厉声说。我也认为应该审判这个家伙，普瓦特文被任命为辩护人，我被任命为执行人。最后俘虏被判处死刑。

“现在就枪毙他！”索里尔说，“不过，不能不让他忏悔就死啊。”他又有所顾虑地加了一句。“我们去给他请一个神父来。”

但深夜不便去打扰神职人员，他让我代为行使神父职权，并命令俘虏向我忏悔罪过。老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暴徒，开口讲话了，声音空洞沙哑：

“你们要杀死我吗？”

索里尔逼他跪下，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兰姆酒说：坦白你的罪过吧，不要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救命啊！救命！”那老头在地板上打滚拼命嚎叫，怕他吵醒邻居，我们塞住了他的嘴。

“来，我们把他结果了吧！”索里尔不耐烦地说。他用手枪对准老头勾动了扳机，我也勾了扳机，可惜我俩的枪没有子弹，枪只是空响了两下。在一旁看着的普瓦特文说：“我们真有权力杀死这个人吗？”

“我们不是已经判处他死刑了吗？”索里尔说。

“那倒是，不过我们没有权力枪毙一个公民，我们还是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吧。”

我们同意了。那个老头不能走路，我们把他绑到一块木板上，我和普瓦特文抬着他到了警察局。局长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爱搞恶作剧，他认为我们闹得太过分，笑着不让我们把在押犯抬进去。索里尔非要往里抬，局长沉下脸来，说你们不要再发傻了，赶快回家去清醒一下头脑。无奈我们只好把他再抬回索里尔的家。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我问道。

“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很累了！”普瓦特文怜悯地说。

他看上去已经半死了，我也不禁起了隐之心，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掏了出来。

“喂，你感觉怎么样啊？”我问他。

“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他呻吟着说。

这时索里尔的心也软了下来，给他松了绑，开始像对久别的老友一样款待起来。我们马上斟满了几碗酒，递给我们的俘虏一碗，他连让都没让，端起碗一饮而尽。我们几人觥筹交错痛饮起来。那老人真是海量，比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还能喝。天蒙蒙亮时，他站起来心平气和地说：“我得告辞了”

我们再三挽留，但他坚持不依，我们怀着惋惜的心情送他到门口，索里尔高举着蜡烛说：“你的晚年可要当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