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以沫究可哀

林贤治

    女主人太忙了。

    白天，她得外出买办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品，有客人来，便上街买菜，回来还得下厨。此外，还得抄写，校对，甚或派送稿子。如果说有闲，就打毛线衣，剪裁，缝纫。海婴是极顽皮的，又得常常哄他，陪他讲故事。待到鲁迅卧病，她就更忙了。每餐，亲手把小心选好的饭菜端上楼去，按时间给病人吃药，按时间探试体温，试过以后还要在医生发给的表格上填写度数。为了鲁迅能够静养，一般的客人都由她在楼下接待。还有书报信件之类，都要她亲自拆看，必要的时候就告诉鲁迅。家庭的许多琐事，一一要她照管，比如年老的保姆病了，需要请假；海婴脱了牙齿，需要看牙医之类。她简直成了一部每天都在磨损着而又从不停止运转的机器。她陷入大量的事务里了。

    她是一个刚毅的人，承受着沉重的家务，以及各种忧患，却没有一个亲属朋友可以分担。她也不需要分担。她把一切辛苦默默地吞在肚里，没有怨恨，没有倾吐，积蓄多了才化作泪水悄悄溢了出来。

    鲁迅深切地体会到许广平的那一份牺牲。平时，当他觉察到许广平的疲倦，会催促她赶快休息，抱歉于自己的不断工作而没有多聚谈的机会。许广平临睡前，他每每赎罪似的陪坐几分钟。“我陪你抽一支烟好么？”“好的。”于是他便躺在旁边，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文坛情形，直到友朋往来，家中琐事。谈到高兴时，还会说：“我再抽一支烟好么？”同意了就更起劲地谈下去，直到许广平睡熟了，他才轻轻走开，回到写字桌跟前去。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在《芥子园画谱》的扉页上，赠予许广平。全诗是：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

聊借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回首间，流露着内心的深深的感激。但是，两个人也不是没有隔膜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愈到了后来愈见隔膜，这才真正是“可哀”的。年龄的差异，师生的尊卑，生理上的病态与健康，都在无形中造成了一定的距离。作为女人，许广平对鲁迅更多地表达着一种敬爱与同情。此中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当鲁迅病重时，她把纸烟听子从床边拿走，若想吸一根，则由她亲自付给。收电费的打门，她得赶快往楼下跑，生怕多打几下，惊了他的梦。

    她从原来五四新女性，学运领袖的立场，向中国传统女性回归。为了应付家务，她断笔，完完全全成为爱人和孩子的附庸。关心家庭多于社会，关心鲁迅的病体多于关心他的心灵，她倦于跟踪先生思想的发展，她甘于庸常。这在一个不断探索的思想战士看来，太遗憾了。

    这能怪她吗？你自己没有责任？事务的泥沼注定要淹没思想的，难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把一切家务全都搁在她的肩上呢？

    他一面渴求理解，一面又满足于孤独。感激，反抗，无奈，就这样一直纠缠下去。大大小小的冷战，也就相应地循环出现。冷战是可怕的。有时候，只要许广平说了一句在他听来不以为然的话，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连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或者在半夜里大量地喝酒，或者像一匹受伤的羊，躲到草地去舔自己的伤口一样，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有一次夜晚过后，他就睡到黑暗的阳台地上，后来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这时他才爬起身来。

    “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事后，他常常抱歉似的说。

    “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这有时是许广平的答复。他或者会叹息着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

    许广平会回答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这时，他会说：“这我知道。”

    冷战虽不可免，许广平和海婴毕竟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每到灾难降临，他都会立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保护人的身份。他所以不愿意到异地疗养，固然有政治上、创作上的缘由，但也因为放不下家室之累。他说过：“相依为命，离则两伤。”他愿意承受这份负累。他是一个充满赎罪感的哲人，他比谁都更为清楚。

    人类的宿命，他无法超越。

(选自《人间鲁迅》，有删节)

记傅雷

杨绛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有一次，几个客人在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傅雷翻译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本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译著有《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恋爱与牺牲》《人生五大问题》《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3日晨含冤自杀身亡。1979年4月，得以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②（他人对傅雷的评价）朱梅馥：“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傅聪：“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画家黄苗子：“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③“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傅雷家书》）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

    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从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在冯·卡门指导和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学习与工作。

    冯·卡门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钱学森则以他非凡的勤奋与智慧，以出类拔萃的理论与实验成果，成长为冯·卡门的得意学生和不可缺少的助手。

    钱学森拿出了上交大时练就的苦读工夫，开始废寝忘食地读书，他立志读完全世界现存的所有力学著作。整整三个寒暑，心无旁骛，埋头研读，每天坚持12小时以上，将买来或借来的全部力学书籍读了个遍，还对相关的学科理论进行了醉心的研究。这种“笨办法”为钱学森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钱学森戏称为“三年出货”法。他认为：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积下足够的老本，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后，仅用一年时间，钱学森在航空结构理论研究中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1939年6月，他完成了《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取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由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成了冯·卡门的直接助手。在1940年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宣读了一篇薄壳体稳定性研究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为钱学森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航空工程技术理论领域，进入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行列。

    钱学森的才干在实验研究中发挥得更为出色。从1936年起，钱学森便成了冯·卡门领导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研究生。他对火箭技术兴趣很浓，便与同窗好友马林纳发起成立了火箭研究小组，进行火箭发动机试验，由于点火不良，试验连连失败，爆炸时有发生，他们不顾有毒气体有损健康，坚持进行一系列的再试验，尔后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还完成了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

    次年，他们在阿洛约赛克建立了第一座火箭试验台，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并得到空军的支持。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为教员。

    1943年，由于反法西斯战争需要，美国军方决定研制实战导弹，慎重委托钱学森负责和推动导弹火箭发动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当年11月，钱学森便与马林纳一起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方案，受到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成功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

    1942年2月，美国当局决定委托冯·卡门研究远程火箭。冯·卡门向陆军军械署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组。钱学森从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与燃烧理论入手，研究远程火箭的有关理论问题，钱学森还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从事火箭技术研究，为美国火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新组建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在少将团长冯·卡门的率领下来到德国接管，考察及研究德国的火箭技术，被任命为上校团员的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考察。回美国以后，钱学森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美国军方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为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钱学森被舆论称为“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期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并兼任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美国海军火炮研究所顾问。

    1947年2月，经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时年36岁。

【相关链接】①钱学森，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②1935年，钱学森从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一年后，决定到欧美国家去深造。整整20年，钱学森经历了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灾难……1955年8月，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准予他离开的通知，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启功：九十三年长路 人间一场游戏

    有人给启功写信，上书：“爱新觉罗·启功收”，因为众人皆知启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启功开始只是一笑，不以为意。后来这种写法的信件来得越来越多，启功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还说：“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后来，启功特意在《中华读书报》上写文昭告天下：“我叫启功，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

    启功自小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老哆嗦，描“红字”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对他刺激最大的是，一次他的表舅请他作画，却事先叮嘱再三：画好后千万别在上面题款，他要另找人写。此事促使他立志勤奋练字。

    虽然在少年时期，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但启功依然能够福荫于深厚的家学渊源，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他便逐渐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按启功的说法，是在这些大家的教诲下，启功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

    启功21岁时中学毕业，正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便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了。章宝琛不通文墨，而且是带着可怜的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

    启功曾有回忆曰：“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一次夫人章宝琛对他开玩笑说：“我死后一定有不少人为你介绍对象，你信不信？”启功笑曰：“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又傻又疯这样子做呢？”夫人问：“如果你不信，我俩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笑言：“万一你输了，那赌债怎么能生还？”夫人便说：“我自信必赢。”不料这一戏言果然灵验。当夫人撒手人寰后，启功家中可谓“门庭若市”，不少热心朋友乐呵呵地手拿“红丝线”，进门就往启功的脚脖上系。更有人不经同意便领女方前来“会面”。这可吓坏了启功，于是他先以幽默自嘲谢客，此招不能挡驾，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一张单人床，以此明志，谢绝盈门说客。

    启功曾言，这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在启功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启功的学生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功言：“我是‘拨倒’，一拨就倒，一驳就倒。”

    启功说：这个世界上面对我的字大体有三种人，有一种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生存是无所谓的；另一种人是对我感兴趣并且已经拿到我的字的人，他们盼我赶紧死；第三种人是对我感兴趣但还没拿到我的字的人，所以他们盼望我先别死。

    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启功与几位朋友一起去八宝山为一位故去的友人送别。回到京西宾馆，他就在沙发上躺下了。大伙儿关心地问他怎么啦？他说：“就当我现在去世了，你们来说‘你安息吧’，我立马站起来致答词。”

（节选自《新京报》，有删改）

链接1：启功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是享誉国内外的文化泰斗。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作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链接2：启功说：“我在书画上能取得这点微末的成就，除了我个人的原因，还要感谢那些一直提点我的前辈先生以及在背后一直支持我的家人和学生。他们一样功不可没。”

院子里的杨绛先生

严欣久

一

    初识钱钟书、杨绛先生是在1988年夏。那年，我刚调回北京，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婆婆吴瀚将每种颜色的月季剪下一根，扎了一把，要我送给钱钟书、杨绛夫妇。两位老人非常高兴，笑吟吟地把我迎进了屋。钱先生说：“你送我们礼物，我们也要送礼物给你。”说着取出一本《围城》，用毛笔写上“欣久同志览存钱钟书奉”，杨绛先生送了我一本她的译作《小癞子》，是用圆珠笔签的字。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声道了好几声谢谢。见两位老人如此平易近人，我提出有机会想写写他们。这时，钱先生显得有些严肃起来，郑重地说：“不要，我们是朋友，不要搞这套东西。”我这才知道，他们谢绝一切采访，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

二

    《我们仨》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出于对杨先生的尊重，有几天杨先生家的电话快打爆了，这位92岁的老人感到很疲惫。7月5日，她本要吃完晚饭散步时顺便到我家，看望一下我婆婆，并取一张她要的报纸，可那晚，她没来。阿姨来取报纸时说，杨先生太累了，一天接了太多的电话，又忙着查出班社要的资料，就不出来了。我们都很理解，也并未在意，谁知第二天晚上，杨先生在阿姨的陪同下真的来看望她的老学友了。我们说她客气，她则说，说了的事一定要做到。两位老人手拉着手坐到了一起，我和婆婆称赞《我们仨》写得好，真挚、感人，特别是第二部分最艺术化，非常打动人心。杨先生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欣赏这本书。”

三

    《我们仨》面世前，我在报上看来部分摘登，其中写道1949年，钱扬夫妇应聘于清华，杨先生考虑到爱女钱媛身体羸弱，需要恢复，决定让她休学，自己来教她初中的课程。我感到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杨先生是个文人，数理化也能教得了么？恰好那天看了文章，散步时遇见了杨先生，便问她，“您让钱媛休学，自己给她当老师，您年轻的时候理科一定很好吧？”杨先生笑了，说：“我上学的时候，家里人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学理科的料呢，后来我选择了文科，老师们都感到很遗憾。”“那您为什么要从文呢？”“因为我喜欢文学，喜欢读书，而我父亲主张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先生的父亲杨荫杭就是江南有名的才子，精通音韵学，并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思想民主、激进，家传的博学，培养出杨先生这样的才女。“只要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我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

    杨先生记忆力惊人，对北京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张勋复辟”、“五·四”运动都还有印象，尽管当时她还是个小孩子，由于她的父亲经常在家议论时政，在她幼小的心里也早早地萌发了民主与科学的种子。

四

    杨先生很注意锻炼，只要天气好，她一定会出来走走。院子里的人说她能活130岁，她听了笑笑说：“活那么久太苦。”可见她对生死的豁达。

    杨先生散步时，遇上人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她对小孩子尤为喜爱，见了孩子会停下脚步，与他们玩玩，遇上院子里的绿化员工，她也会提个建议，指出哪些树的布局不够合理，相互遮挡阳光，枝叶枯萎了，应该梳理，体力好的时候，杨先生有时也会走出院子，看休闲的老人放风筝，也要亲手放一放。

    我还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杨先生全力完成了钱先生的遗著遗稿出版善后之事，就捐出毕生积蓄给清华，设立了“好读书”基金，以激励好读书的年轻人，使好读书的精神永远承传下去。这里，我想引用一段杨先生《回忆我的父亲》的文字，以彰显杨先生的读书精神。“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至今，她依然如此。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