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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6-2017学年重庆市第十八中学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问题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讲课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等,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矛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独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钱穆在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华夏民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①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jǔyuē】规矩法度),时切其响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②钱先生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必须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海大学陈勇《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

A、《先秦诸子系年》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世所罕见,陈寅恪对钱著评价很高,认为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B、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是他在北大上课用的讲义,该书是在近代学者研究汉学与宋学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崭新观点。 C、本文引用杨树达的日记,既内容丰富真实,又体现了钱穆《诸子年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D、为弘扬传统文化,钱穆笔耕不辍,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与温情,不为名利动心,不因毁誉气馁,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堪称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E、钱先生虽然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的同时又认为必须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2)、请简要概括钱穆在国学上获得了哪些成就?

(3)、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其“民族忧患意识”何以见得?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中国现代教育之父----南开中学创办人张伯苓

    ①在我看来,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座山,也是一座人格的丰碑。作为中国现代基础教育的奠基者,他还是一条泱泱大河,濡溉后人,泽被中华。

    ②1904年,张伯苓和严范孙一起创办了南开中学。在后来成为名校的现代新式学校中,南开中学创办最早。在由封建传统教育进入近现代新式教育的转型时期,南开中学的诞生及其以后一系列的办学实践,确实起到了开一代先风的作用。

    ③南开的办学理念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20世纪30年代,在《南开双周》、《南开高中》、《南开校友》、《南开童子军》的创刊号上,张伯苓校长的题词是“以服务为目的”。

    ④张伯苓在南开施行的人生教育和人格教育,就是和我们的许多学校相比,仍然是十分领先的。其中较著名的就是施行“四十字镜箴”。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特意在南开中学校门入口处立了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镌刻着严范孙书的四十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种做法在当时,赢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甚至连来校访问的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都赞叹不绝,回国后四处宣传,“镜箴”及相关照片还上了美国的报刊。

    ⑤亲历过“国帜三易”的张伯苓,一直将爱国热情同教育救国的理念融为一体。这是南开学校“人格教育”中一个极为闪光的特色和亮点。在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及不定期的各种集会上,都要对会场进行一番精心布置,讲台上必定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1916年,张伯苓想起他几年前在美国看到美国学校的学生在校长的带领下向国旗行礼的场面,便决心也在南开仿效实行。于是学校每天都会在黄昏时吹响旗号,三三两两漫步校园或闲谈的学生,只要一听吹号声,都会不约而同地止步立正,面向国旗行注目礼。

    ⑥张伯苓是现代学校体育教育最杰出的先驱者。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体育精神的理解上。中国人向来私念重,缺乏公德意识,而体育可以帮助学生消除这种国民弱性,培养密切合作、集体为重的观念意识。他还认为,体育比赛能培养同学们公平竞争、以技取胜的观念,真正的体育精神乃是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创造最佳成绩,以豁达乐观的情绪和心态来对待失败的态度。南开的体育场地设施,在当时是全国一流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学校千余名学生,共有15个蓝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张伯苓大力提倡普及体育, 他一直强调,每个学生都应该德、智、体、群四者并进,明确宣称:“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

⑦张伯苓作为南开学校的校长,两袖清风,生活十分简朴。几十年中,先生四处奔走,努力募捐,靠“化缘”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但是,他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一分钱。教育无小事,事事育人;教育无小节,处处楷模。张伯苓酷爱听戏,但为了教育学生不浪费学习时间和防止学生沾染不良习气,他从不进天津戏院听戏;他虽然和梅兰芳等名角颇有来往,但当他们在天津表演时,张伯苓决不前去捧场。张伯苓以身作则,行为师表的故事在南开有口皆碑。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谆谆告诫学生不要抽烟,但有一个调皮的学生当场质问校长说:“您不许我们抽烟,您为什么自己还抽烟呢?”张伯苓顿时无话可说。沉思了一下,他便当场明确表态:“这个问提得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说着,他就把随身带的烟杆折断了,在场的全体学生被感动了,报以热烈的掌声。凭着顽强的毅力,成功地戒除了烟瘾。在他人高尚人格的感召下,南开学校形成了铁的纪律和良好风尚。

    ⑧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张伯苓因其名望功业得到社会和高度认可和尊重。他把毕生献给了南开和中国的现代教育。一所中学,出了周恩来、温家宝两位总理,拥有如此一流的时代骄子,在中国现代基础教育史上,很难有第二所中学可以匹敌。

    ⑨一所私立学校,一位平民出身的校长,靠什么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奇迹?还是用张伯苓校长的话说明吧:“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丈化作出重大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1924年,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闰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推。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地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扰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关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二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城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城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州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蔡元培: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五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蔡元培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 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沭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身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①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孙中山先生也从北大改革中受到巨大启发,认识到思想学术带动社会政治变革的内在规律,于是他后来大力改组国民党采取切实举措,为国民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见,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影响到中国社会层面的变化。

(摘自 《我们怎样才能更靠近蔡元培》)

②在北大改革中,祖父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为了扭转北大的学术风气,祖父凭借其渊博的学识,融合中西文化的眼界,以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使北大聚拢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

(摘自蔡磊砢《我是祖父的追随者》)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世人一提起先生,第一反应多是“译界泰斗”“复旦教授”,但陆谷孙引以为豪的却是“父亲的儿子”。正是父亲陆达成带领幼小的陆谷孙迈进法国文学的殿堂,陆谷孙幼时习字,父亲认为字若歪斜,必定是心有邪念,实是在其练书法的同时灌输正直豁达的人生态度。父亲在生活上的作风也深刻地影响着陆谷孙,先生始终谨记父亲“小富可,大富不敢”的教诲,一生清贫,不图虚名,自得其乐地过着知识分子的“草根生活”。

    1965年,陆谷孙从复旦大学外文系硕士毕业并留校,在紧接着的“文革”浪潮中,他被打成“逍遥派”。生性乐观的陆谷孙后来回忆说,自己不会闹革命,被划到该派别后就是看书。“托‘四人帮’的福”,陆谷孙读了不少的外文书籍和文章。1970年他被分配进入由工宣队领导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那个年代,编写词典也必须纳入既定的“革命”流程。这样的硬性要求使得陆谷孙内心挣扎,为了保留心中的学术底线,陆谷孙设法把实用生动的英文条目塞入“红色语录”的庞大队伍中。后来,《新英汉词典》累计共售出1000万册以上,堪称中国辞书史上的销售奇迹。

    1976年,周恩来总理决定亲自筹划《英汉大词典》的编纂,陆谷孙再次被调配进入新的编写小组。后来小组内很多人奔向了条件更为优越的地方,编写组不断萎缩,资金匮乏,工作难以为继。陆谷孙憋着一口气,主动揽下主编的活儿,并立下铿锵誓言:词典编完之前不出国、不写书、不兼课。直至1991年,长途跋涉了15年的《英汉大词典》终于出版,该词典收录词条达20万,俨然一部英汉百科全书。后来此书成为联合国的必用工具书之一,享誉国内外。

    陆谷孙一生痴迷莎士比亚,常喜欢引用他的一句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直至其已过花甲之年,仍不愿停歇。2001年,本该颐养天年的陆谷孙再一次决定出面主持《英汉大词典》的修订工作。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陆谷孙便萌生编汉英词典的想法,直至2015年8月,这本耗去陆谷孙15年光阴和心力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终于出版,陆谷孙也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项事业。陆谷孙在词典编纂的路上一走就是30多年,两本词典几近倾注了他所有的青春年华,但他从未后悔,从未抱怨。支撑他一路走下来的并不是聚光灯下的闪亮光环,而是作为一名文化人,自觉背负中英文化沟通使命的责任感和对祖国深沉的爱。

    世人给陆谷孙送去鲜花和掌声,但他不需要,只想和宁静为伴。他对《英汉大词典》的频频获奖感到惭愧:“凭一本书到处揽奖,只能说明学术浅薄。”除了编纂词典外,陆谷孙还是另一领域的匠人:教书。除了因身体原因无法上课,陆谷孙从不愿欠学术一堂课,严寒酷暑,始终如一,他讲课幽默风趣,常使学生哄堂大笑,陆谷孙生活简朴,但对于学生,却是无条件的慷慨。有学生生病住院,他二话不说就拿出1000元送到系里……除了上课,陆谷孙几乎不愿走出自己的“洞穴”——这是他对自己简陋而陈旧的住所的戏称,只想安静低待在家里做学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某位编辑就给陆谷孙取了个“老神仙”的外号。

(摘编自林金堂《陆谷称: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相关连接:①“我是真心不希望抛头露面,我希望躲在我的‘洞’里,你们也不烦我,我也不烦你们。Leave me alone(让我一个人待着)是我的哲学。”陆老在2012年的一次讲座上这样述说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在精神上王国里享受着孤独,并将之化作灵感的催化剂。(曹刚、刘建芳《陆谷孙:低调的“老神仙”》)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谢显琳先生

钱永兴

    十八连山原名雨汪,位于滇黔两省三县(富源、罗平、兴义)的结合部。十八连山山连山,过了一山又一山。130年前,曲靖一中的创始人、云南著名的教育家谢显琳先生就诞生于十八连山镇纸厂村委会下慕乐村。

    谢显琳生于书香门第,字琅书,号困学,少年时读私塾,1903年考入云南曲靖府中学堂,1906年以优良成绩选送云南省立优级师范。1909年毕业于博物学系,因德才超群,留任该校附中教员。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云南百废待兴。都督蔡锷认为建设需才,决定在曲靖成立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1月,教育司司长周钟岳慧眼独具,委任谢显琳出任三师校长。这一年,谢显琳还只是一介26岁的书生,而周钟岳也只有36岁,其63岁时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谢显琳校长一面在省会中学上课,一面开始选址规划,积极筹备三师。选定校址于寥廓山下、潇湘河畔,位于东门街的清代迤东道台衙门。旧道署约40余亩,有平房50间,楼房10余栋,但年久失修。谢显琳身负重任,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倾者扶之,腐者易之,缺者补之,位置不当者移之”,仅仅四个月,便完成筹建。1913年3月22日,举行了三师落成仪式,这一天也就是曲靖一中的校庆日。

    从1913年到1958年,从26岁到71岁,先生担任校长长达45年,可能是空前绝后。他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桃李颇丰。20世纪40年代,云南省政府曾先后两次为他题赠“诲人不倦”和“乐育英才”的匾额,并当选为国大代表,被公认为云南省著名的教育家。1943年,建校30周年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其颁发“一等服务”奖状,并在校园建纪念标,上面镌刻着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谢显琳先生亲笔书写的碑文及签名落款。后每届毕业班都要在纪念标前毕业像,纪念标已成为学校的荣誉和象征。只可惜在“文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被学生摧毁。

    谢显琳一生廉洁奉公,从未取过非分之物,正如先生《任职本校三十周年感言》所云“余之生活犹然一学生生活也,大布可衣,藜藿可饱,一切嗜好未敢妄沾”。先生任校长45年,校内校外无房,几十年租住民房,其中就曾在西门街32号租住十年。曲靖一中百年校庆时,其女婿浦思富教授于西安撰文《忆谢显琳先生》,“到辞世时,住房不足10平方米,且又黑又小,先生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纪念谢显琳诞辰一百周年时,其长子谢树忠撰联曰:“为教育事业献身,几经沧海桑田,历经艰难险阻,志坚如磐留典范;与淡泊生活为伴,常是布衣蔬食,鄙弃富贵荣华,心洁如玉有今名。”

    曾有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南省主席李宗黄欲请先生出任家乡平彝(今富源)县长,数次相劝,他却婉言拒绝,对此事他说“身世浮沉易,中流砥柱难。宁为糊口事,不做折腰官”。我曾经在富源文庙参观时,见到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礼堂墙上“高明光大”四个金色大字,下有“邑人谢显琳题”的字样。“高明光大”,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

    谢显琳先生还有一大功绩鲜为人知,那就是保护爨宝子碑。爨宝子碑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曲靖一中的“镇校之宝”。说到保护,人们自然会想到清代咸丰年间曲靖知府邓尔恒和民国时期寒士张士元,其实谢显琳也功不可没。1937年,在云南“京滇公路”竣工的时候,国民政府派出“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周钟岳得知消息,十分重视,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委托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显林,在校园内兴建“爨碑亭”,收藏保护。周钟岳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写下了“南碑瑰宝”四个大字,现仍悬挂于爨园大门上,熠熠生辉。当然周钟岳题字最著名的,还要数南京的“总统府”。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交给人民政府一所完好无损的中学,年过花甲的谢显琳继续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1958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直到1963年完全退休。先生1968年3月病逝,享年81岁,葬于寥廓山,未树碑立传。

    曲靖一中九十周年校庆时,校友杨启云在《云南日报》写诗《赋得修竹献谢显琳校长》,“直节高标三两丛,一生淡泊度清风。谁云修竹千竿少?不见杜鹃满山红!”如今,曲靖教育根深叶茂,曲靖一中春色满园,先生作为开拓者、耕耘者,可以含笑九泉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北大工学院电机系,但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最终转至理学院物理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研究生毕业后,于敏受到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与合作者提出的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钱三强交给于敏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已经卓有成就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须隐姓埋名,常年奔波。但于敏没有犹豫,“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日,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从此,28年里,他像是销声匿迹了一般,身影消失于公众的视野,甚至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在研制方案终于有了一些眉目后,他带领几十名科研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所,那里有中国当时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为加快氢弹研制速度,在一百多天的日子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反复研究分析计算结果,最终以他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在复杂纷乱的现象和数据中找到关键,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都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这就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核试验场远在大西北,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体来回奔波。在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前,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他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汉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那一年,于敏不过4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美国用时七年零三个月,而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氢弹之父”的称号,于敏从不以此自居。

    于敏没有停止脚步,为了研发二代核武器,他带领团队在四川绵阳的深山里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日夜无休的科研加上实验中放射性物质的侵害,使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鼓舞着他,最终,关键技术得以突破,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86年,他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与邓稼先、胡思得一起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希望加快核试验进程。正是这次上书,使我国提前规划了核试验的部署,至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于敏的战略眼光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核试验时间。他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称赞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胡思得说,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床头发现一本唐诗或宋词。诗词艺术带给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远志广学,是一生致力于为国谋策的鞠躬尽瘁。在73岁那年,于敏以一首《抒怀》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于敏,一个铸核卫盾一甲子的传奇。“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

【相关链接】①于敏(1926—2019),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称号,被评为“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2015年“感动中国”写给于敏的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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