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人辜鸿铭

陈彰

    辜鸿铭，福建厦门人，名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他以南生于南洋，西学于欧洲，东娶于日本，北官于燕京，故又常以“东西南北之人”自命。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年方21岁。在英伦完成学业后，又遍游德、法、意、奥各国，先后荣获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凡十三个之多。32岁归国后，精研中国学术，穷四书五经之奥并曾涉猎群籍。因此认为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世界文化之冠，首家将许多典籍译成西文，传播国外。

    辜鸿铭自幼即饱受西洋文化的熏陶，植基深厚，但毫无崇外的观念。我们看他归国后，竟能就其学于西方者撷英汰芜，取精用宏，以发扬中国之学术，而又终归于儒家一路，躬行实践，迥非当时一般以口耳为学者所可比拟的。他平日与人谈到“民族精神的异同”之点，曾肯定地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由此可见他对我国故有文化，是何等的推崇！青年时期的辜鸿铭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受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

    鸿铭一代奇才，学贯中西，为世所重。王亮畴生前尝称赞他说：“鸿铭先生，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早岁游欧美，精研各种文化科目，均能撷英掇华，发其秘奥，著为宏论。迨归国后，专心讲学，春风化雨，桃李盈门，数十年如一日，更以余闲，从事著述，独具慧眼，尤以用西文翻译我国多种古籍，皆能尽信雅达能事；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其传！”足证近代学人对他钦佩之一斑。

    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中日甲午之战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解职到中国漫游，游次武昌，时鸿铭在湖北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任幕僚，当将所翻译出版的英译文《论语》，送一本给伊藤，伊藤因笑问他道：“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如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鸿铭不假思索地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是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也无词以对，只是含笑点首。

    他对于当时权倾中外的袁世凯与富甲海内的盛宣怀极感不满，他们自然也逃不过他的讥笑怒骂。原来骂人不但要有艺术，也需要有胆量，辜鸿铭之骂人则兼而有之，他对袁、盛二人，不但背后骂，当面也骂，而且骂到入木三分，挖苦得痛快淋漓，甚至还编入他的《幕府纪闻》中，以广流传。鸿铭这一类的骂世讽语，大多是有因而发 ，却不是无的放矢。这使我们觉得这位狂狷之士，实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泄泄沓沓的士大夫可比拟的。

    鸿铭老当益壮，每一谈吐，诙谐百出，妙趣横生。他家里有一个老佣人叫刘二的，跟随他数十年，可谓形影不离；而他与刘二平日的穿戴打扮，极为相似，又同样在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以至每有生客登门，几无法分辨。他亦明知会使人误会的，因此常笑对友人解释道：“刘二是我的影子，我和他二人的穿戴打扮也差不多。”

    鸿铭晚年，尝应日本聘，主讲“东西文化”，留东瀛十余年，迄民国十六年（西历1927年）归国。翌年，以疾复发不治去世，享年七十有二。

（摘自《古今名人传记》，台北古今谈杂志社出版，有删改）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市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辗转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后来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期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摘自《光明日报》2013年6月，有删改）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曾这样叙述他与绘画的渊源。（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②经过一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摘自赵阳在“陈复礼摄影艺术六十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吴孟超：“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李秀婷/李珺

    50多年前，吴孟超选择进军肝胆外科时，国内这一学科还是一片空白。如今，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尽管已是九旬高龄，他仍坚守手术台，每周都要安排一两台手术。2013年，他甚至为自己的女儿做了肝癌细胞切除手术。他说，“即使有一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向肝脏外科进军连闯“禁区”

    肝脏血管密集，纵横交错，手术中极易引发大出血。50多年前，肝脏手术在国内被视为生命禁区。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肝癌患者占了世界患者数量的一半左右，而当时肝癌手术的成功率却是零。

    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吴孟超在老师、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的建议下，选择了当时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的肝胆外科，接连闯过了肝脏手术的多个禁区。

    1959年4月，吴孟超小组制成了中国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中国医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肝脏内的血管分布；他创立“五叶四段”新理论，提出肝脏解剖在外科临床上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为解决肝脏手术临床的出血难题，他尝试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的实验，并取得了成功。

    1960年3月1日，他在常温下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闯入了“禁区”；1963年，他成功地实施了中肝叶切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1975年，他成功地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重达18公斤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并发明了捆扎治疗血管瘤的新方法，使外科治疗肝海绵状血管瘤的成功率达到100%。

    “光靠开刀解决不了肝癌的问题，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外科医生的吴孟超分外注重基础研究，力排众议，扩大了实验室规模，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外科专科研究所。正是这种远见卓识，使他“实现了从一名外科医生向一位科学大家的跃升”。

    从医60多年来，吴孟超为14000多名肝胆癌症患者做过肝脏手术，从未放下过手中的手术刀。他在实践基础上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肝脏外科关键理论和技术，建立了中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为国内外培养了超过1000名肝胆外科人才。

    吴孟超平时态度温和，但一站在手术台上自然就会流露出一种威严，握紧手术刀的双手有力又坚定。他动情地说：“我现在90多岁了，攻克肝癌，在我这辈子大概还实现不了，所以我需要培养更多人才，把这个平台铺好，让以后的人继续往前走。”

    对待肿瘤“快、准、狠”对待病人“慢、拙、仁”

    吴孟超的同事、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曾说，“吴氏刀法”对待肿瘤“快、准、狠”，对病人则是“慢、拙、仁”。吴孟超在病人中的口碑极好，除了精湛的手术技术，还因为他对待病人总是如春风般温暖。

    “你是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面对千里迢迢前来求医的病人，他总是会先跟病人聊聊家常，让病人消除紧张的情绪。冬天的时候，他会先把手捂热，再去触碰病人的腹部做检查；他还坚持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给病人用便宜的药，减少重复检查。

    护士程月娥说，吴老问诊很仔细，往往看一个病人要问上半个多小时。由他负责过的病人，总会被吴老不经意的小细节所感动：检查时顺手拉上屏风，检查完后顺手掖好被角，并弯腰将鞋子摆放好。

    2005年，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参评时，上级派人来考核，他原定的手术需取消。但吴孟超却坚持不能推迟手术，只因病人是一位穷苦的病重农民，来上海住院的钱都是村里一点一点地凑起来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

    吴老有20字“养生口诀”——心态平衡，脑子常用，手脚常动，管住嘴巴，定期体检。他保持平和心态，平淡面对各种殊荣和各种烦恼，一心投入医学研究中，把每天查房、定期门诊和为患者做手术看做是身体锻炼。

    “我觉得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以指导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得好的话，能够得到病人的尊重，那是其他职业很难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吴孟超说得很实在。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子女也都学医。

    “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吴孟超白眉微动，慈祥地笑着说。

（2015年12月17日《南方日报》）

相关链接：①吴孟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擅长肝胆疾病的各种外科手术治疗，尤其是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百度百科”词条“吴孟超”）②60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吴孟超”颁奖词）

程砚秋：一曲清歌动九城

章诒和

    ①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②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导演吴祖光曾说：“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

    ③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④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⑤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日军进城，北平沦陷。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1943年的8月，当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⑥面对种种非难，他决定息影务农。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弃艺务农。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qúyú﹚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艰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⑦程砚秋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好友。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他既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选自《中华读书报·伶人往事》）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上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向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选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有删改）

六十岁说

陈忠实

    45年前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大约三千字的小说习作是第一次文学创作，不再属于此前作文的意义。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由此萌发。这种兴趣持续了45年，至今依旧新鲜而恭敬。即使“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时候，这种兴趣仍然没有转移或消亡，转变为一种隐蔽性的阅读。我说过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从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起始的：正是这一次完全出于兴趣性的写作，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近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把握是在1978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l982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l978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举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做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唯一恳求上帝的，就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相关链接：①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白鹿原》，于2016年4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本文是陈忠实在60岁时写的一篇回顾自己45年漫长创作历程的文章，带有自传的性质。②为了创作《白鹿原》这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波澜壮阔历史的史诗巨作，陈忠实蛰居乡间十年，他孤守原下一隅，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饱含激情，走访乡民，查阅史料，从民众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与素材，深深根植乡土，体现出一位人民作家的创作情怀。

（节选自《怀念陈忠实，一位作家的担当与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