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化作民族魂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巳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丈化作出重大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1924年，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闰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推。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地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扰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关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二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城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城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州改）

吴宇森的坚守

贺晓闽

    我整理吴宇森先生历年导演的四十四部片单时，发现他出品的数量和心智的增长几乎同步。从1973年第一部影片《过客》开始，到1982年《八彩林亚珍》的近十年时间里，他拍了十多部讨好市场的喜剧片，却一直没有进入事业的拐点。其实，从教会学校走出来的吴宇森，最喜欢的是好莱坞的黑帮片、西部片以及黄金时期的歌舞片，这些电影的共同点是画面充满动感，故事跌宕起伏。而拍摄喜剧片，并不是他的追求，而且饱受争议。分析当年商业营销的影响，吴宇森慢慢明白，确定自我风格，才是对理念的一份坚持。

    回到现实生活中，吴宇森的内心似乎被照进了光，光无法言说，但通过挽留，可以多留在心中，使作品的光影与情感的温度融合。四年之后，吴宇森决定进行一场冒险赌博，他选用了一群被称作“票房毒药”的男人，如周润发、张国荣等，执导了《英雄本色》。该片在徐克的帮助下大获成功。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大投资、大制作、大场面，从此奠定了吴宇森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让他把多年来在影坛积郁已久的失意与强烈的表现力浸透到每一个画面，其酣畅如行云流水般的剪接，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不仅成为他的人生丰碑，也成为香港的电影丰碑。那年吴宇森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青壮年，生命的春天和事业的春天一起到来。

    冒险未必就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它牵涉到人的认知模式，也牵涉到人的诸多观念，比如自信、决断。央视记者李小萌在《面对面》栏目中采访吴宇森时说，在《英雄本色》创作现场，吴宇森豪气毕现，他是进行了一场赌博，并且赢了，他和“票房毒药”的男人们征服了命运，相互迸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我想说，证明自信的不仅需要实践，更需要时间。后来，吴宇森的影片让人们认识到，他的电影每次获得殊荣，都是内心历练的结果。他知道，达摩克里斯之剑依旧高悬头顶。

    1989年的《喋血双雄》也是吴宇森的重要代表作。在影片中，他用极为自信的手法让暴力世界中弥漫出无法言语的浪漫，华丽而控制自如的镜头、精练的对白以及舞蹈般的枪战动作都令人为之倾倒。特别是片尾在教堂里的生死决战：烛光映出的圣母像，背影中掠过的白鸽，一对最不应成为朋友的生死之交，共同执行着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正如吴宇森所说：“这是我最想用镜头来表达的东西，哲学式的电影，骑士般的角色，都是我心中的理想。”如果说《喋血双雄》让吴宇森把握了好莱坞动作片的命脉，那么《变脸》则让吴宇森在片中找到了东西方世界共同崇尚的那种“人道主义”和“家庭观念”。这部被认为“最具吴宇森风格”的作品，同时也为吴宇森带来全美华裔艺术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环奖”，让他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进入好莱坞的第三位华人明星。

    吴宇森的电影好看，他所讲述的故事不远不近，有爱有恨。不管是功夫片还是谍战片，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表达，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背负的真实生活。这些人里，有庞大机构里的大人物，也有机构压榨下的弱小者，还有为了某些利益冒险的暴力者、潜伏者。但这些人的故事，能让人产生共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家庭、亲情、变迁，一切都被结合在一起，那么自然而然，像我们身边的故事。所以他的粉丝中，白领、军官甚至科学工作者的比例明显上升，因为，这不仅是电影。（选自《人物传记》，有删改）

特立独行的“布鞋院士”

    因为一张光脚穿布鞋作报告的照片，著名遥感学家、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师大教授李小文被推到聚光灯下。“布鞋院士”、“扫地僧”的称呼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2015年1月10日下午，噩耗传来，这名莫测高深的“扫地僧”李小文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初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谢云下楼时，发现一个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穿着一双布鞋的男子迎面上楼。“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做的是遥感基础研究。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他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讲到遥感的大气纠正，他引用“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冬心的诗：“夕阳返照桃花坞，柳絮飞来片片红。”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被称为“爱打赌的教书匠”。他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去年，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李小文大学时期的校友戴绍基说，李小文的言行，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本色、随性，这种影响甚至比他在遥感领域做出的贡献更可贵。

（摘编自《新京报》2015年4月29日）

相关链接：①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他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杨三喜《微观中国：再无“扫地僧”》）②身负院士光环的李小文身怀绝艺、低调行事，在看惯了学者西装革履、高谈阔论的时代里，他的光脚和布鞋，让我们感受到了纯粹的力量。（《人民日报》）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教授走下飞机，迈出了回归祖国的第一步。他辞去了在英国公司的重要职务，回到母校——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全职教授，开始为我国的航空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为什么回国？”经常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在英国奋斗了18年，他已拥有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高效率的研究团队。他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2年，担任过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他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无忧的水平线。位于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宽阔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还开了两家诊所，他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舍弃这些回国，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句歌词就是最好的答案!

    1992年，黄大年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全额资助下，被选送至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2004年3月20日晚，他正在大西洋深水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接到辗转而来的父亲离世前最后一通电话：“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这句话。

    在海漂的18年里，黄大年的心和祖国一直连在一起，他关注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惦念着母校，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讲学，他招之即来。“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2009年4月，当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把国家“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黄大年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打了回来，并明确表示要认真考虑回国。

    听到祖国的召唤，黄大年心潮澎湃。那朝思暮想的祖国啊，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啊，那些血脉相连的亲人啊，一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有后悔过。”这是黄大年常说的话。他在回国后的第6天，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为第一批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

    2010年10月，吉林大学成立了“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黄大年为带头人。团队集中研究了能够在空中、水面和深水环境下，高效率获取空间分布的重力场、磁场、电磁场、放射性能谱和光电等数据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构建服务于陆地、海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精确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在带领团队冲上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黄大年一直在推动科研团队与国际的融合。他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多次带团出国考察，并促成合作事宜。

    爱迪生曾说过，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乐趣。在这个层面上，黄大年始终都在用自我成就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塑造着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

（摘编自《吉林日报》2017年3月1日《把一切献给你，我的祖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6月底，黄大年吃着救心丸走进评审验收现场，完成了一个超亿元级别的国家大型项目的评审验收工作。（孟海鹰《黄大年：放弃国外豪车豪宅回国任教，填补诸多空白》）

②“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我的归宿在中国。”（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