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应是忘年交

       儿子考上大学时，闲话中提到费用。他忽然说：“从上初中开始，我一直用自己的钱缴学费。”我和妻子都吃了一惊。我们活得又忙碌又糊涂，没想到这种事。

       我问他：“你哪来的钱？”

       “平时的零花钱，还有以前过年的压岁钱，攒的。”

       “你为什么要用自己的钱？”我犹然不解。

       他不语。事后妻子告诉我，他说：“我要像爸爸那样一切都靠自己。”于是我对他肃然起敬，并感到他一下子长大了。那个整天和我踢球、较量、打闹并被我爱抚的捉弄着的男孩儿已然倏忽远去。人长大不是身体的放大，不是唇上出现的软髭和颈下凸起的喉结，而是一种成熟，一种独立人格的出现。但究竟他是怎样 不声不响、不落痕迹的渐渐成长，忽然一天这样的叫我惊讶，叫我陌生？是不是我的眼睛太多关注于人生的季节和社会的时令，关注那每一朵嫩苞一节枯枝一块阴影和一片阳光，关注笔尖下每一个细节的真实和每一个词语的准确，因而忽略了日日跟在身边却早已悄悄发生变化的儿子？

       我把这感觉告诉给朋友，朋友们全都笑了，原来在所有的父亲心目中，儿子永远是夹生的。

       对于天下的男人们，做父亲的经历各不一样，但做父亲的感觉却大致相同。这感觉一半来自天性，一半来自传统。

       1976年大地震那夜，我睡地铺。“地动山摇”的一瞬，我本能地一跃，扑向儿子的小床，把他紧紧拥在怀里，任凭双腿全被乱砖乱瓦砸伤。事后我逢人便说自己如何英勇的捍卫了儿子，那份得意，那份神气，那份英雄感，其实是一种自享——享受一种做父亲尽天职的快乐。父亲，天经地义是家庭和子女的保护神。天职就是天性。

       至于来自传统的做父亲的感觉，便是长者的尊严，教导者的身份，居高临下的视角与姿态……每一代人都从长辈那里感受这种父亲的专利，一旦他自己做了父亲就将这种专利原原本本继承下来。

       这是一种“传统感觉”，也是一种“父亲文化”。

       我们就是在这一半天性一半传统中，美滋滋又糊里糊涂的做着父亲。自以为对儿子了如指掌，一切一切，尽收眼底，可是等到儿子一旦长大成人，才惊奇的发现自己竟然对他一无所知。最熟悉的变为最陌生的，最近的站到了最远，对话忽然中断，交流出现阻隔。弄不好还可能会失去他。

       人们把这弄不明白的事情推给“代沟”这个字眼儿，却不清楚每个父亲都会面临重新与儿子相处的问题。

       我想起，我的儿子自小就不把同学领到狭小的家里来玩，怕打扰我写作。我为什么不把这看作是他对我工作的一种理解与尊重？他也没有翻动过我桌上的任何一片写字的纸，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文学在他心里也同样的神圣？我由此还想到，照看过他的一位老妇人说，他从来没有拉过别人的抽屉，从不对别人的东西产生过好奇与艳羡……当我把这些不曾留意的许多细节，与他中学时代就自己缴学费的事情串联一起，我便开始一点点向他走近。

       他早就有一个自己的世界，里边有很多发光的事物。直到今天我才探进头来。

       被理解是一种幸福，理解人也是一种幸福。

       当我看到了他独立的世界和独立的人格，也就有了与他相处的方式。对于一个走向成年的孩子，千万不要再把他当做孩子，而要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男人。

       我开始尽量不向他讲道理，哪怕这道理千真万确，我只是把这道理作为一种体会表达出来而已。他呢，也只是在我希望他介入我的事情时，他才介入进来。我们对彼此的世界，不打扰，不闯入，不指手画脚，这才是男人间的做法。我深知他不喜欢用语言张扬情感，崇尚行动本身；他习惯于克制激动，同时把这激动用隐藏的方式保留起来。

       我们的性格刚好相反，我却学会用他这种心领神会的方式与他交流。比方我在书店买书时，常常会挑选几本他喜欢的书，回家后便不吭声的往他桌上一放。他也是为我这样做事。他不喜欢添油加醋地渲染，而把父子之情看得天地一样的必然。如果这需要印证，就去看一看他的眼睛——儿子望着父亲的目光， 总是一种彻底的忠诚。所以，我给他翻译的埃里克•奈特那本著名的小说《好狗莱希》写的序文，故意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忠诚的价值胜过金子。

       儿子，在孩提时代是一种含意。但长成人后就变了，除去血缘上的父子关系之外，又是朋友，是一个忘年交。而只有真正成为这种互为知己的忘年交，我们才获得圆满的做父子的幸福，才拥有了实实在在又温馨完美的人生。

（选自《译林》，有删改）

回忆我的母亲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中已经饱尝艰辛，这使我在三十年的军旅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有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过上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只想和你接近

       在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那种把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同样的，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地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通常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会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整个人被他抱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半分钟不到，却是完全满足的亲近。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历，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的一家外科医院治疗。

       由子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停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指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指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给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地帮父亲剪指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指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你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时，父亲正好问我：“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笫一次帮父亲剪指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它还不时在我脑海里上演着。

写《围城》的钱钟书

杨绛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还是从小时候起。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亲的、堂的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有“痴气”。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钟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

    钟书四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钟书总跟着去。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又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到的小说：李元霸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的弯弯曲曲等等。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过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捶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1，2，3都不认识。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

    他有些混沌表现，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好在那时候穿布鞋，不分左右脚。后来他和钟韩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时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乱穿。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号。他因为英文好，当上了一名班长。可是嘴里能用英语喊口号，两脚却左右不分；因此当了两个星期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他却如释重负。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后颠倒。或许这也是钱家人说他“痴”的又一表现之一。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他父亲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发愤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的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的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真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并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