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健康繁荣的背后有着一个重要的内容——商业活动中的诚信思想。唐代的商业活动中的诚信思想主要依靠商人们自觉地遵守奉行，同时也通过契约制度等政策法令予以约束；政策法令对诚信思想的推动、促进又反过来促使商人更加自觉地在其商业活动中以“诚信”理念经营。

    唐代的契约文书是经济活动中产生纠纷时进行法律裁定的依据，同时也是该时期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诚信从事买卖活动的重要形式。契约文书的出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经济生活。在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买卖契约制度方面，唐代获得了长足发展，契约文书大量出现，成为了诚信思想的见证。并且出现了契约的“样文”，类似于现在的“格式合同”。这极大地方便了当时的人们签订契约和进行不动产市场交易，使契约的内容及其形式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规范化、固定化、合理化。就现存的唐代契约实物来看，唐代契约的内容、形式及其种类等内容通常先依据民间惯例执行，即民间惯例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慢慢得以固定化。契约签署的方式则多种多样，可通过签字、加盖私印等方式签订契约。在进行一些日用商品买卖时，唐人也常常签订契约。

    唐代货币流通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信用货币“飞钱”的出现。“飞钱”是唐代商家为解决货币流通困难而发明的货币汇兑方法。唐代诸道进奏院、诸军、诸使经常要将从各州府征收来的赋税、盐钱和各种收入折合成货币后运送到京城，但是京城的商人们又需将大量的货币缴纳给上述朝廷的各类机构，于是由这些机构向京城的商人们发放“文券”。此“文券”类似于当代的汇票。商人们从朝廷上述相应机构获取“文券”后便“轻装趋四方”。商人们在外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需要大量现钱之时便到各地衙门领取。这对后来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是唐代经济活动中诚信思想的重要体现。先秦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买卖予以严格规范和管理。商人们开展日用品的经营须到衙门进行登记，加入市籍。政府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规定，对未达到质量要求而销售产品的商人予以惩戒。唐代政府非常看重产品买卖，在经营登记、产品质量方面的规定更为严格、规范。衙门设臵“市令”作为市场交易活动的管理者，由“市令”或者其“属员”按照质量的好坏对各类产品估定价格之后，由商家明码标价销售。在手工产品出售之前，需要题写制作者的名字。对制作或者销售假冒伪劣手工产品的，以及制作和销售长度、幅宽不足的货物的，唐代通过刑法进行规制，对制作者和销售者杖六十，且还须没收所有的器物。销售货物时缺斤少两或者商家之间相互勾结抬高市价的，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在这些规制交易活动的法律制度影响之下，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市场规则。这些市场规则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唐代不仅汉人之间的商业来往中诚信相待，同时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平等对待胡商和外国商人。不少胡商不仅在中原有宅子、田地；而且政府部门遵照相关规定“以诚相处”，胡商在危难之时还可踏实地从官府中获得优待。这说明了唐人以诚信对待胡商。唐人的诚信品行，吸引了很多的外国商人到唐朝经商，因而，诚信成为唐代国家最佳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也成为了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内容。商人们也受此影响，通常能够自觉地诚信经营。

（摘编自杨洁《考析诚信思想在唐代经济活动中的体现》，有删改）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都江堰

余秋雨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苦难的民族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寒风在颓壁残垣间呼啸，夕照旷野溶成一气，让人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浓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提供庇护和濡养。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本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吧。

    从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忽然，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急流浩荡。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众目睽睽。

    这一切，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中国官场的惯例，是把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濡养，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想到了李冰。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他当然没有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八字箴言，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澈的人类学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都江堰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汉代水官重造 “三神石人”测量水位。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

    石像被岁月的淤泥掩埋，20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确立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作为现代儿童观的核心理念，儿童本位论以儿童学、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为理论依据，指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儿童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旧式儿童观，而且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然而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悖离初衷的负面效应。

    儿童本位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然而，承认儿童本位论今天仍有实践效用，并不妨碍对这一理论作更深入的学理性反思。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辩证地认识到其局限，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规避其潜在的负面效应。

    从前现代社会的“荒野文化”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园艺文化”，儿童才被视为与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独立存在，是需要“园丁”为其“立法”并进行塑造的个体。因此儿童本位论建立在成人和儿童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若片面强调其特殊性而淡化二者的共性，将导致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书，“这种把童年从成人中分离出来的思想既是导致童年成为特殊研究领域的可能条件，同时也是后者所产生的结果”。确实如此，与包括儿童学在内的童年研究一样，儿童本位的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儿童本位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儿童复演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阶段，是不同于文明化成人的“小野蛮”。儿童本位的文学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其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当且仅当文学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关注时，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然而，以什么作为儿童与成人相区分的标准，或者到底怎样界定“儿童性”，却是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这关乎儿童的本质，也关乎儿童文学的本质。比如，究竟应以儿童的认识、德性还是审美感受力为本位？儿童究竟是天真无知脆弱的还是也包含相反特质？儿童的无知非理性是纯真美德还是需要去除的不成熟？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儿童本位论的基础。

    超越儿童本位论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而是思维方式的批判。儿童文学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从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走向问题，走向实践。

（摘编自杜传坤《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反思》）

红楼梦的情节波澜（节选）

吴功正

    ①《红楼梦》是一座富丽堂皇、精工细巧的艺术大厦，我们看到了缔构者的匠心。《红楼梦》是一条天造地设的江流，我们看到了它的波澜。《红楼梦》以日常的生活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生活的全部复杂内容。它没有金鼓大作的场面、兵血交飞的情景，它和传奇式的作品分道扬镳，以独特的形式安排情节，而又注重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生活的波涛发展。

    ②江河东流，时见湍急夺路，时见缓缓流淌，时见静练平展，时见波涛起伏，这是自然的运动规律。社会生活的运动规律也是如此。曹雪芹正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一规律，来设计情节的波澜。

    ③日常的生活描写，使《红楼梦》能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的面貌，这是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它的短处，如果不精心安排，没有情节的波澜、漩涡，就势必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人。曹雪芹善于在平淡生活中掀波澜，使《红楼梦》的情节获得了独特性。

    ④《红楼梦》中的情节高潮是经过作者充分组织和准备，形成起来的。这种铺垫，既具有必然性，又很富有层次感。我们不妨以“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第三十三回）为例，作些分析说明。

    ⑤高潮的形成有必然性。对于荣国府的封建家长来说，贾宝玉是不可或失的命根子，是延荣续贵的唯一希望：为挽狂澜于既倒，支撑残厦于将倾，贾府的统治者在贾宝玉刚生下后就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早在第九回，贾政就给私塾馆的教师爷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贾宝玉硬是唱反调。无心于仕途之间，绝意于经济之途。史湘云劝他：“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谈讲讲些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如针刺耳，大为反感：“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肮脏了你经济学问的人。”矛盾双方的这些言和行都发生在三十三回前，作为伏笔深深地埋藏着。一方强令其邀名取禄，一方偏不就范，双方冲突不已，矛盾的激化也就势在必然。这就为三十三回的高潮提供了充分准备。当经过大大小小的火力侦察和互相摩擦后，对立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到诉诸武力。这样的高潮的形成就思想意义上讲，有社会必然性；就故事发展的角度看，有情节必然性。

    ⑥高潮的组织有层次感。云是雨的征兆，从乌云一片到黑云翻滚到电劈雷轰直到大雨滂沱，很有层次，文学作品也是同理。金钏儿投井，雨春临门，是高潮的导因；忠顺王府索人是高潮的诱因；贾环的飞短流长，造谣中伤是高潮的直接发因。由远及近，脉络清晰，一步紧接一步，层深迭进，一环衔接一环，丝丝入扣，把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进入非如此即不可的境地。再从贾政对贾宝玉的神色变化看也很有层次。初见时——“原本无气”，平波展镜；但看到贾宝玉垂头耷耳，神色遑遽，“应对不如往日”，语失伦次——“倒生了三分气”，微澜起波；偏巧这时忠顺王府和贾府的关系并不那么妙，不速之客来天外，跑到门上找戏子，而且那王府堂官很不客气，使得贾政——“又惊又气”“目瞪口歪”，浪头逐涌起来了；这时又碰上贾环的告状，构陷之词，中伤之言，犹如冰上添霜，火上加油，在贾宝玉的“大逆不道”上又增上“大逆不道”，贾政的神色变成——“面如金纸”“眼都红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怒火冲开脑门简直要掀掉房顶，于是一声断喝，一阵板子如雨点似地落了，矛盾激化了，高潮形成了。这样的高潮起伏隐显，脉络分明，渐次而又迭进地推发上去。倘若没有这些层次，贾政一开始见到贾宝玉，沉下脸来，捋起袖子就打，就于事不存，无理缺据了。

    ⑦        。当贾宝玉被喝禁在边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事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电闪雷鸣也就顷刻风息浪平，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就利用偶然性的事件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影踪，倘若他在这里的话，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正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小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材料一：

稀土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稀土(Rare Earth)是化学周期表中镧系元素和钪、钇共十七种金属元素的总称。而这些稀土提炼之后，可广泛用于芯片、航空、航天、电子信息、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农业等行业。被称为“工业黄金”的稀土，是生产高科技装备必不可少的稀有材料，是极其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利用稀土生产的新型材料，可以大幅度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比如用于制造坦克、飞机、导弹的钢材、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稀土同样是电子、激光、核工业、超导等高科技的必需品。

（节选自《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

材料二：

全球各大稀土储蓄国储量比率

（表1）

全球稀土专利分布情况

（表2）

材料三：

我国曾拥有世界上近七成的被称为“工业维生素”的稀土资源，但这并没有因此带来收益，反而几度在稀土出口上吃了大亏。长期以来，中国缺乏保护稀土的意识，资源过度开发，暴力开采，粗放型加工，大量稀土以“白菜价”贱卖给了美国、日本，加之出口走私比较严重，导致稀土储量急剧下降，稀土矿告急！反观世界上其他几个稀土大国。他们大量从中国进口稀土，并将本国的稀土资源保护起来。美国封闭了国内最大的稀土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效仿关闭稀土矿。中国的稀土出口已经占到世界稀土出口量的90%还要多，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有“工业黄金”之称的稀土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却不在中国，导致稀土价格长期严重背离价值：一边把自己大量的稀土贱卖出去，一边花大价钱把国外经过加工的高品质稀土买回来，这就是中国稀土前几年的奇怪现象。2012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旨在规范我国的稀土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转型升级、运用出口等方面的问题。

（节选自《中国稀土供应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