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形而悦影，这往往会叫我们离开真实，追逐幻影，脱离实际，耽爱梦想，但古来不少诗人、画家偏偏“舍形而悦影”。徐文长画的《驴背吟诗图》，用扭曲的线纹画驴的四蹄，不写实，却令人感到驴从容前驰的节奏，仿佛听到驴蹄踢踏的声音，使画面更加生动而有音乐感。

    中国古代诗人、画家习惯于脱离物态形骸而沉入万物的精神世界，把玩真实的生命和气韵，采取避实就虚的方法，通过“离形得似”“不似而似”的表现手法来把握事物生命的本质。离形得似的方法，正在于舍形而悦影。影子虽虚，恰能传神，表达出生命里微妙的、难以模拟的真。这里恰是生命，是精神，是气韵，是动。中国古代画家画竹子不也教人在月夜里摄取竹叶横窗的阴影吗？

    法国雕刻家罗丹创作的特点正是重视阴影在塑形上的价值。他最爱到哥特式教堂里观察复杂交错的阴影变化，把这些东西运用到他雕塑的人物形象里，成为他造型的特殊风格。我深深地被他的艺术形象感动，觉得这些新创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形象和古希腊的雕刻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贵乎创造，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命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罗丹真可谓能使物质而精神化的了。

（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有删改）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①“供给侧改革”最近成为财经界的热词。这个词在经济学界却不陌生，它背后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注明的拉弗曲线（见右图）就是来自这个学派。供给学派是1980年代市场化潮流的理论基础，里根经济政策依据的就是拉弗曲线。

    ②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是供给学派的鼻祖。大名鼎鼎的萨伊定律这么说：供给创造需求。比照今天流行的各色谬论，萨伊定律具备了真理的简洁特点。萨伊定律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思想，真是那时几代人的幸运。

    ③供给创造需求是指，一项商品生产出来，与人交换，这使生产者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人们总是拥有无穷的欲望，欲望却不都是需求。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创造和他人交换的价值，才算是具有消费能力。这个道理很简单，穷人消费面包不是宝马，这是由他的支付能力决定；太空旅行无法成为大众消费品，这受限于人类整体的经济水平。

    ④人类经济活动不是为追求劳动本身的意义，而是为了消费。为提高消费水平，唯一出路是提高生产力。从个人看如此，国家社会的繁荣也循此道。唯有节制当下欲望，努力发展生产，经济才能发展，发展能力才能增强。农民不将粮食挥霍一空，他储存种子，将多余粮食用于交换，换取金钱，购买生产资料；猎人不将猎物一吃而空，最好驯养储存，用它作交易，换取工具改进的资本。持家有道者绝不鼓励挥霍，而是将目光放得长远，蛋孵鸡，鸡换羊，牛羊成群无穷尽也。在此过程消费水平自然提高，这是生产发展的自然结果，却不说明消费拉动生产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关系需要理清楚。

    ⑤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横空出世。凯恩斯奉行需求决定论，他批评萨伊定律，他说商品生产出来之后，人们并不总是对它有需求，怎么能叫“生产创造需求”?请注意，凯恩斯歪曲了萨伊定律的含义。他说需求往往不足，很多东西生产出来后，人们并不会购买。但是垃圾产品无人购买，这不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吗？这需要企业家做出调整，否则长期将会破产。

    ⑥凯恩斯认为，人们不愿意消费，生产势必陷入停滞；生产一旦停滞，就业不保。消费力又是来源于就业，怎么能让企业破产呢？消费不足是最大祸根，保护就业成了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前者需要时时刺激，以免生产陷入停滞；后者需要刻意保护，以免消费力减弱。政府组织工人挖沟再没意义，凯恩斯也认为也有其价值：工人挖沟可保证就业，刺激消费，让经济运转起来。做无用之功却能拉动经济增长，凯恩斯经济学真是好神奇啊。

    ⑦凯恩斯经济学流变数十年，最初样子早已面目全非，但他对消费的重视却被继承下来。 这里面很大程度是短视和直觉的后果。支持者认为，消费一开动，大家全部有生意做。如果不消费，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其实他们错了。人们欲望无穷，消费只是生产的自然结果，根本无须考虑，更不需要刺激。当消费不足，问题出在生产出现错误。要提高生活水平而大肆消费，就像为家族兴旺而挥霍无度，短期光鲜，长期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⑧供给学派重视发展生产，消费学派主张刺激消费，由于知识立场的分歧，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完全对立。供给学派主张给企业减税，恢复企业活力；消费学派主张众多掏腰包，必要时政府帮忙消费。供给学派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那样是稀释纸币，不利于储蓄；消费学派则一再鼓励央行放水，恨不能将利息降至负数。中国人素以高储蓄闻名，在前者眼中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保证，在后者眼中却是阻力。很多供给学派的学者主张回归金本位，用黄金锚定政府发钞数量。对此，消费学派深恶痛绝，用通货紧缩理论以作攻击。

    ⑨经济发展应重视生产还是消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很简单。可惜，经济学是一门被罹误太深的学科。各种谬种流传，数理计算和模型构建纷沓选出，宏观经济变成一门水晶球算命似的学问。希望未来的经济学主流回归正常，人们能用朴素正确的道理想问题。

新诗中尺度的缺失

    诗歌只有美才灵动，才有吸引力，才易打动人，才能诱发读者读诗的兴味，才能引领心灵进入哲理的思考中。美之于诗好比花朵之于果实，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当然是果实，但在得到果实之前，首先要能为花色所打动、所吸引。美可以有优美、壮美，也可以有哲思之美、幽邃之美；可以有繁复之美，也可以有简略之美。总之，一首诗要使人读后如饮甘醴，如沐春风，欣然而快意，或于沉思之间豁然有所得。而当今诗坛有一些人以审丑为乐趣，以玩弄低级趣味为能事，类似戏剧舞台上的一些小丑、猫狗之流，写一些恶俗的文字，招摇于世。这种人不但毁灭了自己，也堵住了人们朝向诗歌之路。所以，当下诗坛，去除丑化、鄙化、俗化、矮化的痞子诗歌是一件势所必然的事情。

    无论是写诗自娱，还是希望能于他人有所启示，一首诗都要有一定的精神含量，要能经得起时间(历史)的拷问。你对自己的心灵有足够的把握吗？我要问一问每一个写诗者。你是否做到了在世俗面前不低头，在困厄之中不动摇，在世界面前不自卑，在自我之中不迷失？在这个方面，我对中国的诗人还不能很乐观，甚至说还颇有些忧虑。长时期以来，中国人理性的不足，教育与生活中对人的主体性有意无意的漠视，都导致人性脆弱易折。正如诗人们所说，人是水边的一根芦苇。而我的期望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每一位写诗者在心灵上是强大的、明晰的，任何苦难挫折也摧不垮他心中的高峰。这种力量的强大体现在诗歌中则表现为对世界的洞悉。世界在他眼中是澄澈的、清晰的、有条理的，他因而能洞察宇宙中一切事理而能把握住自己，进而把握住诗歌。而中国的诗人们，更多的是缺乏对自己个体在世界宇宙中的定位。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是每一位写诗者都要明确的。而诗艺还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诗歌本身的进程中和社会生活的进程中更新发展着。诗歌的价值本身在于不断带给人们新的阅读方式和新的美感体验，而不是对过去经验的反复重临。所以创新性或创生性成为诗人的不二追求。这既需要对过去诗艺的反复观摩与演练，同时又要有自我意识的跟进。这就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时刻是一个高度自觉而清晰的人。但在中国浩荡的诗歌作者队伍中，能保持诗艺上自觉且清晰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而绝大多数诗人都是诗歌的追随者、模仿者，在他们的书写中，诗艺的尺度严重缺失，从而导致一种怪象：几乎每一位中国诗人都是某位外国大师的影子，在外国大师的裘腋下窃窃私语。从这个角度来说，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瑞典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诗界来说，既是一种鼓舞，又是一种压抑。而我觉得，中国的诗人们应解开诺贝尔奖情结，做一个安静的诗人，去安静地写诗，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我们的书写是为历史而存在的，为民族的心灵而存在的，而不是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存在的。

（选自《北京文学》2012年第12期，有删改）

和谐的文化传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生机和活力，要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得到世界的广泛尊重，文化上的传统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渊源，其实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典论述中，“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并举，意为和谐、协调与合作。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合”思想进行了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这里的“和”，一意即“适合”，但亦可做“和谐”解。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礼”与“和”，是互相作用的。“礼”的作用，是“和”，而“和”也是维系“礼”的重要手段，是最重要的。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荀子的思想也是如此。他说：“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可见，“和”的思想是先秦诸儒的共识，它与儒家的另一核心价值观“礼”是互为表里的。“礼”指一种既定的政治秩序，而“和”更是维持“礼”稳定的重要手段。“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因此，与“礼”一样，“和”，即和谐、适合的思想，是先秦儒家重要的政治价值观。

    “和合”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为了实现建立一个和谐的、秩序的社会的政治理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政治理论、政治构想以及政治实践过程中，都设定了自己的价值原则。“礼乐制度”的制度安排、“中庸精神”的思想原则以及民本主义的政治诉求，即是为构建和谐、秩序的社会的理论主张。

    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观。

    与此同时，“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并没有去排斥，而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和睦共处、和谐发展。中国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特别是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也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中华文化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的过程，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和睦共处、和谐发展。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会对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进程中，中华文化会为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选自《人民日报》）

让文化热情涵养更多经典

石羚

    近几年我国话剧市场爆款频频，但“爆点”不一。去年《窝头会馆》的抢票热潮，热在明星大腕齐聚一堂；《哈姆雷特》因文学名著的号召力而票房飘红；而今年《荼馆》开票的场景又火爆异常，则归功于北京人艺这块金字招牌。

“排队”现象是观察公众文化生活的有趣切面，而那些被争相抢购的文化产品，最能折射时代的需求。1956年在南京，观众为了一睹梅兰芳的风采，带着铺盖卷买票；1986年在北京，歌迷排队花半个月工资只为听一场搖滚演唱会。而今天，文化消费方式更加多元，资源获取更为便利，但人们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热情始终如一。从“故宫跑”到“通宵等”，从“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开启夜场到“妇好墓展”预约全满，为文化排队日益成为常态。

    化解“一票难求”的尴尬，一味增加场次并不现实。毕竟，观看者数不胜数，而老戏骨精力有限，经典数目也有限。长远来看，戏台上不能只有《茶馆》和《雷雨》，音乐会不能只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用匠心浇灌更多的重量级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工业品不同，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能毕其功于一朝一夕。经典化的过程、演员的成长，与喝茶一样得慢慢“泡”。这就需要观众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理解，不放过佳作的成熟老到，也不妨看看新作的崭露头角，说不定你我当下相遇的，就是未来的经典。

    另一方面，经典作品已是难得的文化名片，也可以进行多侧面的开掘，既丰富经典的表达，也丰富公众的生活。一部《茶馆》，焦菊隐导演版珠玉在前，曲剧版唱出了抑扬顿挫的京味儿，四川话版则别有一番“摆龙门阵”的江湖烟火，虽然都是茶馆掌柜王利发，不同的演绎调和出不同的滋味，也挖掘出作品的深度。而与之相关的回忆著作、纪念商品层出不穷，就连剧中一碗烂肉面，也被商家复原出来作为招牌。它们共同打开了作品的广度。而观众爱屋及乌，关注剧中演员的其他作品，不也算是一部戏带动起来的“周边产品”吗？

在过去，人们休憩消遣的方式比较单一。而当下，“生书熟戏，听不膩的曲艺”，文艺活动获得了更多样态与空间。据统计，2017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有15752个，全年演出293.77万场，是10年前的3倍。看演出不再是稀缺品。一些作品因套路化、娱乐化而缺乏生命力，一些表演盲目追求声光电、大场面而脱离艺术本体，将艺术“改革”搞成“改行”，在文化供给持续发力而居民文化消费潜力依然巨大的今天，文艺作品“保量提质”同样很重要。

    文化产品也需新陈代谢，与其坐等市场大浪淘沙，不如自觉提高创作品质。一位老艺术家在排演话剧《龙须沟》时，特意在排练厅门口备一堆泥，表演前在泥上踩踩，因为，这样可以找到人物的感觉。其实，对所有文艺工作者而言，踩在泥巴上、扎进现实中，“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不正是最大的创作秘诀吗？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6月12日第5版）

    当一些人发出“文学死亡论”时，他们往往找错了可能导致文学“死亡”的“杀手”。现代电子技术，不会导致“文学死亡”。你看，在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上，我们照样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纸质书的式微不会影响文学的生存，文学在新的阅读载体上照样活力四射。

    那么，谁会成为“谋杀”文学的“元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能顺藤摸瓜，看清谁会摧毁和步步侵蚀文学赖以生存的命脉。在提供我的思考答案前，先请看一则数据资料：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则在未来的200年灭绝。语言的灭绝速度，比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还要快。几乎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黄成龙博士介绍，中国有12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等。如果语言仅仅靠口头代际来传承，那么它的活力则是非常微弱的。掌握语言的人离世了，如果后人无人会说，那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认为，人类语言的价值要比鲸、金字塔、亚马孙森林这些肉眼可以看到的人类遗产要重要得多。因为“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也许一千个人对文学会有一千种理解，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也曾赋予文学各种使命和功能。但我觉得，迄今尚未看到哪一种表述能够触摸到文学的那个核心的功能，或者说文学应该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的理解来自上面关于语言消亡状况介绍资料带来的心灵震撼。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之舟。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对文学的核心价值作如此表述：文学是使一个民族语言保持持久生命活力和魅力的重要载体。

    汉语言文字的起源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论证。但说汉语言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它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语种之一，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从古到今运用文学这个载体把它的魅力一次次推向极致和巅峰的伟大文学家？请记住那些为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先贤：……孔子、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司马迁、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这些灿若星河的名字，是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功臣和民族英雄。

    常常被我们引用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表述，有高尔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最接近我的表述的一种定义。但在高尔基这里，语言成为文学创造的工具，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论述，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可以视作文学实现自己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个表述也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文学的核心功能。“文学是人学”，对小说这类能够表现复杂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文学体裁可能是适用的，但对诸如诗歌、散文等并不以研究人、表现人性的深度为优长的文学体裁并不适用。王小波先生说：什么是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其余都是他妈的。“好看”，这是文学的最低门槛。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免谈文学的更高品质。更不用说抵达文学的内核。

    在明白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时，我们就清楚了诸如文学如何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文学如何直达人的心灵？文学如何表情达意？文学如何从“小我”进入时代的“大我”？这些都是实现文学核心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非文学的核心价值本身。

    一位文学的大师，毫无疑问应该是语言的大师。前些日子，在老屋整理过去的书籍资料，无意间翻检到很早购买的一本林语堂的散文集，就随手翻开其中的一篇《鲁迅之死》读起来，虽然以前读过，再读时仍然津津有味。林语堂先生那种深厚的国学功底，炉火纯青、挥洒自如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都从一篇小小的短文中发散出来。其实，无须作更多的论证，当代某些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比差距究竟在哪里，一看就明白了。林语堂先生可以算那个时代的“一线代表”作家之一，更不用说与处于那个时代巅峰的鲁迅先生了。顾彬先生曾经不无刻薄、但也是一针见血地建议“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有必要重新学习他们的母语”。当年梁启超敢于承认：“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今天，有不少可以出若干卷文集的作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吗？

    现在该回到本文的起始，回答那个问题：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粗鄙化以及像伊塔诺·卡尔维诺批评的“随意地使用语言”，用非文学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从根本上割断文学作品的“命脉”，摧毁、颠覆它在维护一个民族语言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核心价值。君不见，长期以来一种假大空的文风对文学产生了何等的伤害？如果大家都把文学作品写得跟工作报告似的，让人读了昏昏欲睡，那么，文学离真正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