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于“失德”的结论。鉴于此，他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而要保证“德政”的实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如何移风易俗？儒家认为，应该“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既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因此，《周礼》中的大司徒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国的土地可以大体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辩明上述五类地区，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然后才可以藉此而施以“十二教”礼仪；三是“以本俗六安万民”，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族葬、衣服等六类旧俗，使人民安于其居。以此为基础，再在乡、州、党、族、闾、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序等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这就需要礼。《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比如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原始时代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道理，将“不娶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

    《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摘编自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越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仰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去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2010年8月5日）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经佐琴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当经佐琴愧疚地和钟扬沟通此事时，没想到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小屋。

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

为了供孩子上学，钟扬夫妻把唯一的房产卖了，如今的住所是岳父岳母的房子。这个小屋紧挨着一片工地，却住着钟扬一家四口和他的岳父岳母。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方舟”。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和扎西次仁（钟扬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学博士——记者注）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麴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

生命延续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实验室里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密码。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拉琼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拉琼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溢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拉琼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之后戛然而止。

而在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和拉琼参与创办的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和杨亚军一起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书籍《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材料一：

如果想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你就会去观察一大堆白色天鹅；当你看到无数天鹅都是白色的，会觉得这个假说似乎很合理。从“我见过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推出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种推论方式就是归纳法。演绎法则是跟归纳法很不一样的逻辑论证：如果前提是真的，结论便必定为真。举个例子，“所有人终究会死”与“苏格拉底是人”两个前提（大前提与小前提）都为真，据此得到的结论“苏格拉底终完会死”是合理的。演绎法是“从一般推出特殊”，而归纳法则是“从特殊推出一般”，从一组观察资料来论证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归纳法的问题在于：就算你进行再多观察，只要有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你的普遍化主张。例如：正巧有一只黑天鹅出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就会被证伪。

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相信，做科研就是找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说。如果像他们一样认为科学进步是靠着归纳法，那么你就必须面对归纳法自身存在的问题。科学怎么能以如此不可靠的推论方式为基础呢？波普尔则干净利落地避开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说法，科学不是靠归纳。科学家是从一个假说起步，即依据现有的资料来猜测现实的本质，警如“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科学家的下一步是去找到办法来测试假说。在上面的例子中，便要去找一大堆不同种类的气体来加热。但测试并不是要找出证据来支持假说，而是观察这个假说能否经得起种种证伪的尝试。只要有一种气体被加热的时候没有膨胀，就足以破坏“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的假说。如果通过一个反例驳斥了一个假说，那么就会带来一点新知：知道那个假说不是真的。科学的进步是因为科学家从错误中学习。观察到一大堆加热时确实会膨胀的气体，不会带给我们知识，或许只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假说多一点信心。但一个反例就真的能教会我们一些事情。波普尔认为，任何科学假说的关键特征是必须有“可证伪性”，这也是它与“假科学”的差异所在。一个科学假说是你有机会证伪的东西，它做出的预测有可能被证明为误。如果我说“有个无法侦测到的隐形小仙子使鲜花盛开”，那么没有一种观察能够证明我的说法有误。如果小仙子是隐形的，又不留任何痕迹，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证伪他们存在的主张。它没有“可证伪性”，所以根本不是一句科学陈述。根据波普尔的说法，科学家所做的事情是试图证明他们的理论为假。检验一个理论就意味着要看看它是否能被证明为假。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先从一个大胆的猜想成推测出发，然后会试着用一连串的实验或观察来削弱这个猜测。科学是令人兴奋的冒险事业，但并不证明任何事情为真；它只是不断证伪来抛弃错误的观点，对原假说进行更新，在此过程中不断逼近科学真理。科学家特别喜欢波普尔将科学研究描述成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觉得波普尔了解他们实际上怎么做研究。 

（摘编自奈杰尔·沃伯顿《从错误中学习》，吴妍仪译）

材料二：

波普尔一再强调“证伪”，反对“证实”，为此提出“逼真度”和“可否证度”两个概念。“逼真度”指的是一个理论接近客观真理的程度。“可否证度”则指一个理论陈述的对象的普遍程度，涵盖的对象越普遍，就越容易被证伪，可否证度就越高。一个“可否证度”高的理论，还需要借助于观察和实验来判定其好坏，波普尔称之为“确认”。“确认”是指一种假说暂时能经受住事实经验的检验而未被证伪推翻。一个理论如果“可否证度”很高又能够被不断被“确认”，那么它就有着更高的“逼真度”。

实际上，波普尔所反对的“证实”是早期归纳主义的“完全证实”，而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证实”即“确证”。早期归纳主义主张用不完全归纳的方法证实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全称命题）。后期归纳主义的代表逻辑经验主义对此观点进行修改完善。他们认为，“证实”并不意味着从基于个别事实的单称命题推出全称命题，而是通过一个个单称命题证实的积累，不断地趋近于对全称命题的“确证”，目的是通过既有证据的不断“确证”、积累而逐渐趋近于科学真理。在引入了“逼真度”和“可否证度”等概念之后，证伪主义实际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殊途同归。证伪主义将“证伪”作为趋近于科学真理的必经过程，证伪的思想中蕴含着“证实”倾向。不过，它比后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从“证伪”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科学革命”，这是渐进积累式的归纳主义所做不到的。

总之，我们不能将“证实”和“证伪”对立起来。事实上，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往往伴随着对另一理论的证实；而一种理论的发展，既需要证伪，也需要证实。证伪注重对旧假说的淘汰，有助于新假说的提出；在证伪后对新假说进行证实，同祥重要。只有新假说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才算是完成一次完整的科学发展。

（摘编自林艳、雷嘉棋《波普尔证伪主义思想中的证实倾向）

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节选）

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就是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什么是天道？就是讨论天地的来源和自然的法则。还有人道，人道就是人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道理．朋友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那你为什么不提一下就是“天人合一”呢？我的看法是，“天人合一”只是天道和人道关系的一种看法，一种很有价值的看法，但不能用“天人合．”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主题，因为还有其他方面例如，古代除了讲“天人合一”以外还有“天人相分”，天和人既相分又统一。这种观点也有很深刻的理论思维的意义，我不赞成用“天人合一”，在座的朋友们都很熟悉，西汉时期，董仲舒适应当时大一统国家的需要，提出天人感应说，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一直都认为这是神学的命题，它也是“天人合一”中一种观点，一种理论体系。不去区别“天人合一”这一理论里的不同情况，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我觉得有些不妥当，也有些不全面，所以我的看法是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是传统文化的主题政治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等都和这个主题有关系，它的涵盖面很宽，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概括进来。

②紧接着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主题，而不是其他的主题。和古希腊比较起来，它就不是这样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很可能就是恩格斯所讲的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主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主题套用在中国文化上就有点套不进去了。要从各自民族的具体历史事实出发，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所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历史跨进文明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由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我们这条路的走法，它的特点和希腊的不一样，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我想稍微列举一两条。中国有很长的农耕的历史。现在考古学里有一个分支，叫作“农业考古”，农业考古告诉我们，距离今天7000年，在江南某些地区就有稻米了。农业考古不是凭想象的，要看地下发现的东西，要看有没有稻米、稻谷的种子。实际的东西，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在今天的浙江省余姚，有一个河姆渡村，在河姆渡村的东北发现了一个遗址，1973年开始发掘，后来考古学家给了一个名字，就叫河姆渡文化。在考古学上是一种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实际上也属于仰韶文化。考古学家认为，在河姆渡发现的遗址距离现在7000年左右，已经发现这里适合种植稻子。在座的同志估计都到这古城西安，到西安以后，有一个地方大家是必要看的，就是半坡遗址，距离今天西安城东面不是很远，半坡遗址整个的规模、当时我们的先民住的什么房子、用的什么陶器，大家看得一清二楚，距离今天6000年。遗址中发现了几斗谷子，我们北方人叫谷子，谷子磨过以后，把谷子的皮去掉，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小米。我们还可以看到，半坡遗址的很多土颜色发黑，为什么发黑呢？考古学家研究，当时种小米用烧荒的办法，烧荒以后土壤比较松软，便于种谷子。例子不止以上两个。考古学得出一个结论，距离今天6000年到7000年，南稻北粟的农业基本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原始农业靠天吃饭，因此要解决一个天和人的关系，要研究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天道和人道成为传统文化的主题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农耕历史所决定的。

③《周易》这部古籍里这样说：君子必须懂得两门学问，一门学问是天文，了解时间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把农业生产搞好。与此相称的，还要了解人文。“人文”这个词并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首先出在《周易》这本书里。懂得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说懂得社会制度、懂得做人的基本准则。做一个文明的人，就必须懂得人文，提得很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主张学天文，这和农业生产有关；学人文，人自身的道理、社会制度的道理，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尚书·尧典》里就有“文明”一词。文明指什么呢？文明就是指治国者的道德品质、才能就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叫作“文明”。文明是和野蛮对称的，文明多一分，野蛮就少一分，文明进一尺，野蛮就少一寸。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大的论争，论争“文野之分”，要把文明和野蛮区别开来，当时的先进人物都打着文明的旗号来反对野蛮。荀子说：“不敬文，谓之野；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荀子·礼论》）什么是历史？我想给历史做这样一个界说，恐怕大家是赞同的。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就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历程。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的漫长历程。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人们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文明的经验和教训就叫作“文化”。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要创造文明、建立文明、推进文明，在这个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就叫文化，这是正面的。但是文化里也有糟粕，也有教训，那种神秘主义，那种和时代不协调的东西，如迷信、愚昧等等，就是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文化离开文明这个总的目标就说不清楚了。总之，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可以这样去表述：讨论天道和人道的关系。

（张岂之新世界出版社《中国高层讲座》2006年7月第1版，有删改）

材料二：

从科学发展看环境法的使命（节选）

首先，（   ）如果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为矛盾双方，那么，由发展引发的“人——天”矛盾实际上包含经济建设与自然的矛盾、社会建设与自然的矛盾、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矛盾三类矛盾。仅从矛盾的复杂性上看，反映“人——天”矛盾的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就比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协调问题更难解决。其次，（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瓶颈”不是可能出现的瓶颈，而是已经出现的瓶颈，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情势如此严峻是因为，“发达国家两百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最后，（   ）在“人——天”关系中，人是被决定的，在本质上是被支配的。比如，环境承载力是由自然决定的，而不是人决定的。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环境承载力，却无法对环境承载力产生决定性影响。人类面对资源环境瓶颈，不能根本改变资源潜力，只能更有效地利用环境容量。如果说人类可以用创造更多劳动产品的方式化解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可以用创立新的收益分配制度的方式解决低收入阶层与富有阶层之间的矛盾，那么，（   ）如果一定要用创造这个概念的话，那就是创造更能适应环境要求的生产技术、消费方式等，即适应性造。

（徐祥民《从科学发展看环境法的使命》，《新华文摘》2016年第17期）

材料一：

就文化而言，最有价值的往往是正在生成和正在消逝的部分。对处于第三次文化裂变^【注】中的乡村社会而言，正在生成的便是信息化、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新的文化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和美丽乡村。而正在消逝的则是乡村社会数千年建构起来的宗族伦理、文化规则、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其存在的空间——传统村庄。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和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与自己心中的“村庄”做最后的告别，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这曲多声部的挽歌，唱出的是具有深远历史回音的“乡愁”主题。这个时期的乡愁，既不同于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的作者”们“隐现着”的“乡愁”，也不同于余光中远离故土的“乡愁”。鲁迅所说的那些“侨寓”北京的作家们对故土的“胸臆”，只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故土的怀恋和想象，诸如“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事实上，也应包括沈从文之于湘西。而其时的贵州、榆关、湘西都还是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延续着的乡村社会，他们“愁”的只是自己主观上的怀恋、想象和与他们生活的城市之间的文化反差。所以说，那时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是在写乡土，不如说是在写作家自己的“胸臆”。谢有顺曾用“‘存在’的乡愁”来区别先锋派作家们与此前乡土作家们的“‘文化’的乡愁”。而事实上，在乡村社会的第三次文化裂变中，作家们所面对的不断变化的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文化消逝的特征，不管用树碑立传、记录苦难，还是神化、美化甚或丑化方式与之作别，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离死别”，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

（摘编自李震《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注】第三次文化裂变：在21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新型信息产业与农业、工商业的融合体之间不断冲突与再度融合，乡村社会从传统生活习俗、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语言和行为方式，到心理和观念意识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