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2014年4月1日《学习时报》，有删改）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人民日报》2016年03月25日）

    ①表面看今天的城市还是过去的样子，但城市的内涵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了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的过程，正在迈向智能化的道路。

    ②智慧城市建设在中国落地生根，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国家设立首批智慧试点城市，2013年国家设立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城市。2014年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该《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

    ③事实上，智慧城市内涵也逐渐拓展到了智能城市的范畴。前者主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智能城市则要在此基础上，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城市建设和运营中的应用，为城市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搭建起统一的技术底座，实现城市万物互联和数据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将AI与城市场景进行深度融合，驱动城市管理和服务智能化升级。

    ④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指出，中国智能城市的发展和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步骤一致，第一阶段是数字化，第二阶段是网络化，第三阶段是大数据化，第四阶段是智能化，智能城市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

    ⑤当前，智能化的城市建设正在各地掀起热潮，也成为各大互联网企业“大展身手”的舞台。阿里巴巴主推的充分利用城市数据优化公共资源的“阿里ET城市大脑”，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管理，已经在杭州、苏州、上海以及衢州等地落地应用。腾讯在“互联网+”的主题下，正在从医疗、人社、警务、交通四个领域切入，推动城市智能化建设。其主导的以“数字广东”最为突出“数字政务”实践，旨在消除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连接更多城市信息。显而易见，互联网企业在智能化城市建设上的深耕细作正让城市变得日新月异，也极大提升了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的效率。

    ⑥未来的智能城市究竟什么样？在业内人士眼里，早已画好了城市智能化的“装备”图景。首钢基金城市更新事业群总裁梁衡义指出：“汽车出行和城市交通将是重塑我们未来的核心入口或场景。当前我们的汽车95%的时间都停在车位上，大城市里停车场吞噬了几乎15%的城市土地，核心区交通拥堵30%以上是由于找不到停车位。S-PARK非常愿意与京东城市强强联手，共同打造城市停车新空间和出行模式。”智慧足迹CEO李振军表示，基于城市计算平台、数字网关以及双方线上线下的数据资源，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开发了智能选址平台，可以解决实体门店“开在哪里，开多少家”的问题，并制定产品的销售策略，从而有效提升门店的经营业绩。

（摘自2019年3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西周末年，周室衰落，儒家认定的王道政治不再行于世界，儒家人抱救世之心，致力于恢复王道秩序。

    ②儒家“王道”之论，根源于《尚书》、《诗经》等经典。《尚书·洪范》对于王道秩序的描述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其核心是王必须建立起一种准则，这个准则要正直公正。朱子在《朱子语类》中说：“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所谓“‘遵王之义’‘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在这里，王道的意思是一种可以为天下效法的中正无偏的合理秩序。

    ③孟子在理念上坚持王与霸之间的严格区分，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王霸之间的区别在于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那种通过强制的方式让别人服从的做法是儒家所反对的。

    ④在霸道政治为基础的战国时代，儒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王道实现途径。

    ⑤首先，是孟子的思路。孟子与孔子类似，主张富之而后教之的社会治理的顺序。“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将王道视为畏途或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都是一种自我退缩的做法，实现王道的关键，在于要培养通向王道的信心和“决断力”。

    ⑥其次，是荀子的思路。荀子的立场似乎更灵活一些，他甚至对秦国的状况进行了有保留的肯定。他并非决绝地反对霸道。在群雄争霸的格局下，荀子认为，霸道虽德未至、义未济，但是以一种诚信的态度，富国强兵，使国土得以保全，也可算是一种权宜之策。所以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荀子真正反对的是使用权谋获得政权的人。

    ⑦对于实现王道政治，儒家特别强调领导者的表率作用，但不认为只能依靠明君和贤相，而是那些推行王道政治的君王，才能被肯定和推崇；历史上许多的明君和贤相因为没有推行王道政治而被指摘。《论语》中“管仲之器小”儒家普遍认为，孔子因管仲没有辅助齐桓公行王道，而批评他。

    ⑧作为一种古典思想，儒家十分重视个人修养对于社会顺利运行的重要作用。儒家认为外在的强制力并不如心悦诚服更有效。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要重视运用这些制度的人的道德素养的培育，惟其如此，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⑨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并非是要以一种原教旨般的态度，将儒家一些因时因地而勾画的制度设计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实的中国，这种拘泥于“迹”而不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的做法，势必会使我们陷入绝境。我们需要完整了解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并体会儒学的真正内涵，思考儒家对未来社会治理秩序建构的可能性。

(摘选自干春松《儒家王道社会理想及其实现方式》有删改)

在“散步”中体验美

宗白华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并称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但宗白华是从研究哲学、文学艺术尤其是诗学而转到美学研究中来的。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心的萌动在童年时期就已有之。宗白华自认为他后来写诗同年幼时的性情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的宗白华耽于幻想，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为一般人所不及。1914年年初，宗白华在浙江上虞姨父家度寒假。浙东的山水秀丽清奇，如梦似烟，湖光山色的美让他心中的诗情犹如泉涌。但他开始诗歌创作是移居上海之后，当时他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是一位诗人，每天早晨在家中小花园里高声吟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唐人的绝句，宗白华深受感染，他说：“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

    宗白华的美学理论和思想集中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里，以这部经典著作为标志，宗白华成为我国美学界“散步美学”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不做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艺术意象的方法。宗白华认为艺术意象是完整的，不可破坏这种从总体上把握的方法更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符合美感把握的内在规律。他徜徉于中国古典艺术优美的意境之中，显得是那样自由自在、游刃有余，如同他晚年在繁花似锦的未名湖畔悠然散步一样。他是从硏究中国绘画艺术品开始自己的“散步”的，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等美文。如果说这几篇文章属于宗白华美学研究的试笔之作，那么《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则是他在西方与东方两种大文化背景下圆融的比较之作，表明他已从研究中西绘画技艺的差异上升到研究中西文化哲学的差异，并开始辐射到中国书法、建筑、园林等艺术领域。到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标志着他的美学理论日趋成熟。这种“散步”方法决定了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大量具体的、感性的文学艺术品出发。因为，自然和艺术品本身是多样的、独特的，要以自然和艺术品为研究的中心，就需要认真地一一体验其真美所在。

宗白华“散步”式体验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这种“散步式”研究方法与那些重逻辑统一的美学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使得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与各种各样以逻辑为基点建构美学体系的美学流派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学研究形成了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后来又形成了以李泽厚、蒋孔阳为代表的实践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和谐美学派。这些成熟于当代的各种美学流派虽观点各异，但都是以逻辑统一去建构美学体系。他们与宗白华的以生命美学为内蕴的“散步派美学”相互争鸣。

    宗白华从感性的视角去观照中国艺术精神，与他深厚的精神底蕴有关。青年时代的宗白华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的时空观、叔本华对现象世界本体的思考，构成了宗白华意境学说的理论和思维基础。同时，宗白华把老庄思想以及禅宗学说等结合起来，从具体的艺术品出发，运用精密的思辨，拓开了中国艺术中的时空境界，阐发了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绝妙思想。

（摘编自邹士方《宗白华传略》、李剑清《被遗忘的宗白华》等）

    （相关链接）

    ①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不相容的。

    （宗白华《美学散步》）

②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美学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邹其昌《散步者的灵光》》

    文化有继承性、延续性，代代传承，积久而成传统。文化又有时代性，随时代变迁而更新发展。所以文化的发展是变和不变的统一，传承延续和更新发展的统一。文化发展中不变的是它的根本特质、精神、核心价值，变的是其根本特质、精神、核心价值在不同时代环境条件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前者是本，后者是末。所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要传承延续，创新发展。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通过创新发展而延续。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指的是文化发展中不变的那一方面。也就是其根本特质、精神和核心价值。它贯穿于民族发展的始终。作为民族的根与魂是不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一旦遭到破坏，民族的生命也就终结。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意味着它是我们立足的根本、生命的灵魂。而不只是某种可资借鉴、应用的资源。它的意义在于是根，是魂，而不是在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近7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至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都植根于中华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离不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这个根与魂。

    文化发展中不变的是本，变的是末。二者又不是截然二分，而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文化的传承延续不是简单地保守已有的一切，更不是回到过去。传承延续必须与时代同步创新发展。传统的精神、思想、核心价值，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不变的根与魂，要通过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发展。这就是我们说的对传统文化要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举例来说，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民族精神，或者说是民族魂的重要内容。它贯穿古今，是支撑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能克服困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力量。而它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又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爱国主义传统的延续传承，本身就是变和不变统一的过程。不变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传承延续和发展。

    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曾经有过对岳飞的批判。说他抗金的行为不能称为爱国主义，不应赞扬而应批判。理由是他抗金忠于的是宋代的封建王朝，忠于的是徽钦二宗两个封建皇帝。所以岳飞只是封建王朝的奴才，不能称为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样看问题，就是没有认清变与不变的相互联结，不懂得不变的精神正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传承。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其根本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核心价值观和精忠报国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历史始终而形成爱国主义传统。但其具体的内容和表现，总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有不同。

    所以，不变的根和魂就存在于变化着的具体时代内容和形式之中，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传承。变化的是它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是它的根和魂。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正是为了不变的根和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延续和传承。分不清变和不变的本末，不懂得它们之间的联结，因为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否定和抛弃不变的根和魂，就如倒洗澡水时把小孩子一起倒掉。因此，不可不慎。

(节选自钱逊《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