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孜孜不倦、点滴积累，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事业，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诗词的意境

    意境是我国抒情文学在创作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

    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都蕴涵着较美的意境，它是作家的主观情思与富有特征性的客观景物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审美氛围和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意境分为两种类型，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王国维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又补充道：“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是王国维的关于作家个性、风格和表现方法上的差异而导致的意与境关系不同的著名论述。他对诗词意境的这种划分，对于我们鉴赏古典诗词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但其不妥之处也非常明显。对于如何划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标准。而主要是看作者的主观情感是如何体现的，如果说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还好理解的话，那么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则未必妥帖。因为“采”菊和“见”南山显然有“我”存在，分明是作者本人。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大凡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在各自进步的审美观照下，按照一定的艺术规律能动地反映生活的产物，是艺术家的情感和心灵的外化。比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怎会是以物观物，分明是诗人所观之“物”，也是诗人所“化”之物。他的“人惟于静中得之”说出了“无我”的基本特点，就是诗人在冷静之中回味出来的妙境。这样，诗人的情感不在诗中直接显现出来，因而造成了一种仿佛无我的意象。这样说来，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非“有”与“无”的区别，而是“显”与“隐”的区别。二者都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是“有我之境”仿佛是一种人工妙合，“无我之境”仿佛是一种自然浑成。后者更高一层。前者多用拟人化的手法，直接显现诗人的情怀；后者通过对景物的巧妙点染，使之淡然辉映。看似与己无关的景物的直觉诉诸笔端，实则是作家比较客观地描绘景物渲染点化出特定的氛围和境界，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这是诗中更不容易创造的。

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3日1 6版作者：王晶晶）

材料一：

“物勒工名”是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手工业管理制度，《礼记·月令》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物勒工名”不仅是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传统工匠精神传承的重要保证。

自古以来，我国先民就注重追求工匠精神，如《礼记》云“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考工记》指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传统的工匠精神主要包括精益求精、敬业专一、诚实守信等内容。“物勒工名”制度对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和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工匠极为重视生产技术上的精益求精，《诗经》中即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说法。“物勒工名”制度之下，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工匠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很高，如在制作车辆时，车轮达到的技术要求明确而细致，车轮圆不圆，辐与牙相交处是不是直角，上下车辐是否成一条直线，两个轮子沉入水中的深度是否相等，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在追求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工匠们逐渐形成了精益求精的意识。

“物勒工名”作为一种制度长期约束着工匠这一群体，对其产生的精神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要求和压力之下，工匠必须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认真劳作，兢兢业业，久而久之就内化为“敬业专一”的意识和实践。《礼记·月令》有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这里的“诚”就是敬业专一的体现，其要求是“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指出优质的产品应当是“精良的”，而不是“奇异的”，而精良的产品必须通过敬业专一的“功致”生产出来。

诚信精神在“物勒工名”制度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物勒工名”制度下，每一件产品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政府对不合格产品的追查和处理也十分严格。《秦律·杂抄》规定：“禀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废。”也就是说，士兵在使用武器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质量问题，武器的制造者将被罚款，甚至被追责。“物勒工名”制度让“以次充好”的行为没有生存空间，彰显了对消费者的诚信。

（摘编自庄华峰《“物勒工名”与传统工匠精神传承》）

材料二：

2016年11月19日，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在内的测产验收专家组来到广东兴宁，对“华南双季稻年亩产1500公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进行测产验收：经过现场收割、称重和测算，袁隆平主持的“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3000斤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晚稻实割亩产705.68公斤（干谷），加上早稻的亩产832.1公斤，最终年亩产量达到1537.78公斤（折合3075.56斤），再次刷新了水稻亩产的世界纪录。该项目华南双季稻两季产量相当于以前的三季。

彼时，袁老已经86岁，业已功成名就，但他依然耕耘奋战在科研一线，在求新求变的创新路上忙碌着，创造着。有关部门通报，当时，他正探索种植“海水稻”，计划在3年时间内，实现海水稻种植亩产突破200公斤的目标。若能研制成功，全国有十几亿亩的盐碱地及几千万亩的滩涂有望成为新的“良田”。袁老还期待实现“90岁前拿下17吨（每公顷）”的目标，“到100岁还想在田里”。

他的这种为了人类粮食安全甘于寂寞、敢于奉献的求索精神，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网络巨变时代，对于我们所追求的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无疑是一堂生动的“励志课”。

（摘编自张东阳《创新当如袁隆平》）

材料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一部署凝聚了全社会崇尚劳模精神、追求工匠精神的广泛共识。

工匠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对本职工作的执着、专注与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付出。弘扬工匠精神，是新时代的使命呼唤，当前我们正以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式推动形成先进生产力，以“质”的提升带动“量”的提高，其中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终究是由人来完成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和大国工匠，不仅是我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石，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力军。

培树工匠精神首先要转变社会价值观念。针对当前社会浮躁化、逐利化的思想，需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用好网络新媒体平台，树立工匠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文化，使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也是弘扬工匠精神的必要条件。

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技术工人短缺是目前我国各行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劳动力供给不足，工匠型人才更是缺乏。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的职业教育欠发达，重学历轻能力、重知识轻技能的现象比较普遍。要加快发展与技术创新和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工匠精神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鼓励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与行业企业互动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良性培养机制，为社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还要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建立技能培训制度，发挥行业企业、人力资源保障部门的作用，定期组织选派优秀骨干参加培训、对外交流，培养一大批适应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的技术型、创新型、复合型技能人才。健全激励保障制度，对各行业涌现的技术创新人才加大表彰奖励力度，提高薪酬待遇，引导广大劳动者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美好人生。

（摘编自杨安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