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集体中的诺奖得主

    几乎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找她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这个世界瞩目的老太太卷着裤腿、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老人皱着眉头：“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社亮着金色灯光的大楼，这个躲藏在胡同里的小区却似乎从未离媒体如此近过，从早上开始，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饶有意味的是，屠呦呦参加的研发抗疟疾药物的“523项目”，正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展的。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这个率比打仗死伤还要高”，屠呦呦回忆，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越方向中国求助，屠呦呦加入了科研项目。

     “交给你任务，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起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没有人比李廷钊更了解这个粗线条的科学家。她不太会做家务，买菜做饭都要丈夫帮忙。有一次坐火车外出开会，她想在中途停靠的时候下车走走，竟然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屠呦呦眯眼笑着看着老伴儿。自从获诺奖消息传来，李廷钊还要小跑着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接电话，从早到晚，老两口轮流对着一通又一通电话道谢。

    电视画面上出现读着获奖感言的自己时，屠呦呦从沙发上站起来，看都没看一眼电视，去里屋找两本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书。“我给你找书，你先看这个！”李廷钊急了。“书在哪儿？”屠呦呦在里屋问，“你先看嘛，我给你找！”老伴儿离开电视，小跑着去找书。“你看，这是个分子结构，一加热就破坏掉了。”接过老伴儿递过来的书，屠老太太自顾自地指着封面上的分子结构对记者说。

    近半个世纪前，屠呦呦从我国古人将青蒿泡水绞汁的记载中获取灵感，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将原来用作溶液的水替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后，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精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

    没有回答记者关于获奖感受的提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却听清了新闻联播中的句子。“200多种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老人认真地对记者重复道。老两口的普通话依然保持着浓浓的江南口音。“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老两口说自己小时候都染上过这种俗称为“冷热病”的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几十年里，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提及此事，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中，包括屠呦呦在内的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即便在屠呦呦这个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后，也时常被称为“三无教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不是两院院士。新闻联播中的屠呦呦对着镜头读着诺奖的获奖感言，电视机前的屠呦呦坐回沙发里：“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走一步看一步。”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但眼下，她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

    直到现在，屠呦呦有时还会去工作单位，“药来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她也担心，用药不规范会导致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个问题，现在也很难控制。我只好呼吁大家重视”。这个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是一件挺欣慰的事”。

《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08日02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屠呦呦，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10月5日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②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是从《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启发，古人为何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

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关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马云的大时代

章苒

    1982年，陕西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上发表。有个瘦小的年轻人在杭州火车站的一个角落，一口气把这篇小说读完。18岁的马云，那时刚刚从蹬三轮车的临时工升格为收发信件的助理——仍旧是临时工。被文学作品鼓舞着，他认真参加了第二次高考，数学只得了19分。一直到1983年，马云还在复习。

    按照世俗的眼光，那几年，马云就是最失败的人：高中复习班怕影响升学率，不要他；从小梦想当兵，去应征，身高体重不够；考警校，被拒绝；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面试肯德基，20多个人全录取了，只有他被拒绝。只有英语还在给马云信心，学校的英语课是语文老师教的，上午现学两小时，下午就来教。马云觉得不行，自己带上一群同学，早上5点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门口集合，给老外当免费导游学英语。一群老外“前仆后继”，于是就“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马云——尽管没有出过国，马云却成了半个海归。

    1984年，马云考进杭州师范学院。英语课上他一开口就震惊了全班，那种“舍我其谁”的“范儿”让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那时学生会的建设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一天一个点子，搞排球比赛，组织辩论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附近高校学生会的同学都认识马云，他一来就是借东西，最多的一次，去6个学校借了设备，好在马云当过三轮车夫，骑车是他的强项。油印的杭师院校报里这样描写他：“咬一咬牙，他骑车飞得更快了，啊，年青人，热血沸腾！”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马云越来越有做一点事情，与时代合拍的冲动。从倒小商品到创办中国黄页，他就是个骑着自行车，精力旺盛的小微企业主，半个杭州的企业都被他敲过门拉过广告，不过绝大部分人都把他当骗子。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即使马云在他办公室说了一上午，也没有“上当”。“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阿里巴巴创办时这句口号，其实在长达数年时间里一直是马云心底的呐喊——多少年后这个梦想实现了。有一阵子马云去外面吃饭喝茶，常有人默默替他结账，留下一张纸条：马总，谢谢你，我在你这里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中国黄页有段时间被商务部看中，一个人月薪几千元，给政府办电子商务网站。那时大家都想，这下总算熬出头了。马云却不这么认为。对于那个被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改变的大时代，他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预见和规划，于是，草创了阿里巴巴。

    如果说金庸是在用武侠写成人童话，马云就是在一家企业里构想属于自己的成人童话。

马云前一阵一直追在几个高管后面，吃饭时不停地说快递员有多不容易，能不能建一个系统让快递员轻松起来，结果菜鸟物流就这样诞生了。银泰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沈国军本来干得好好的，一激动辞去了银泰集团的总裁职务，转而接手菜鸟物流的首席执行官。

    颠覆了零售业，颠覆了物流业，下一个是银行业。公司有高管受不了，问，还有完没完？马云回答：一个公司是不是伟大，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要看它有没有为社会解决问题。

    阿里巴巴拿到第一笔500万美元风险投资以后，有一次一个分析师让马云到北京见一个人，但这个神秘人物要求不透露身份。马云推开UT斯达康北京总部一个会议室大门的时候，吓了一跳：吴鹰、张朝阳、王志东都在，而且西装笔挺。马云开口讲了三四分钟就被打断了。神秘人物问：“你要多少钱？”马云说：“我不要钱，我现在有钱。”“你一定要花我们的钱！”这就是传说中马云面对软银董事局主席孙正义那6分钟。孙正义赌的是马云这个人和对于互联网未来的预言。孙正义还赠送马云另一个预言：你会成为杨致远那样的人。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更快到达美好未来的工具。马云看清了这一点。他今天的工作，就是想明天会怎么样。

    马云成为首个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大陆企业家时，阿里巴巴正如日中天。他这时要搞淘宝，大家都反对，谁会从网上买东西？马云说，我们不会，但是我们只要等80后、90后成了消费主力就可以了。

    2013年，49岁的马云突然宣布退休。因为想到了阿里巴巴以后怎么办。他要确保没有马云，阿里巴巴仍然是一家代表年轻和未来的企业，永远拥抱变化。如同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所言：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也许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阿里巴巴注定属于未来。而马云，来自未来的某个大时代。

（摘编自《新华网》）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

（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甫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期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他领完奖会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生》）

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2019年4月24日是中国第四个航天日。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到月球探测，中国航天人在浩瀚苍穹铸就了壮丽的中国风景。四年前的今天，举国同庆首个“中国航天日”。而病榻上，一位航天老人静静地仰望着窗外的蓝天，唯有痴迷的目光和翕动的唇角吐露出内心的深情。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96岁，漫长而又短暂。航天强国的梦想，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2016年4月24日21时10分。这位心怀童真、慈祥和蔼的老人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带着一如婴孩般的微笑。他，就是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著名飞行力学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陈士橹。

    为航天而生，为航天而去。陈士橹，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热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摘编自人民网《陈土橹：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筑梦航天，拓路苍穹

    1920年9月24日，陈士橹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少年陈士橹目睹了当时国家有国无防、科技和工业落后、爱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情景。“这些经历，成为我选择航空航天作为终生事业的初衷。”陈士橹曾不止一次这样说。

    1945年6月，25岁的陈士橹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留校任助教。后来他又先后在清华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华东航空学院任教，为实现自己“航空救国”的抱负不断努力着。

    1956年，陈士橹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导致陈士橹关节炎发作，他强忍着疼痛，废寝忘食、刻苦钻研，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三年多才能完成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成为该校史上第一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也是1956年教育部选派的100名进修教师中最快拿到学位的人。他创建的简捷计算机动飞行的气动性能新方法，被专家称为“陈氏机动飞行算法”，获得了导师的高度评价。

    留学归来的陈士橹随华东航空学院西迁来到西安，自此在祖国的西部大地扎下了根，受命创建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开创了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先河。

（摘编自光明网《陈土橹院士：剑指苍穹 耕天探月》）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陈老师治学严谨，不允许敷衍塞责、马虎大意，敢于直言不讳。记得师兄南英告诉我，陈老师有两次当众批评过人。第一次，是在1987年的一次硕士生论文答辩会上，陈老师发现一名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有些问题，曲线图有的坐标没有标注，有的物理变量没有标注单位，让人读起来费解，于是当场指出，连坐在答辩现场的指导老师也一起批评，他说：“做学术不能这么不严谨，你们今后是要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负责任的！”第二次，是在1988年的全国飞行力学学术会议上，一位工程界的资深专家作学术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差错，公式推导也有些乱，更严重的是他的报告中自己原创的内容较少，学术价值不高。陈老师听后，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学术报告不能这么做呀，学术报告一定要有原创性！”

    陈老师就是这样，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对此，我也深有体会。

（摘编自王志刚（今生的幸运——怀念我的导师陈士櫓老师》）

春风化雨，桃李葱茏

一代宗师居长安，耄耋美名天下传：桃李芳菲遍华夏，著述等身满飞船。

    陈士穭是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最看重的是学生的研究潜质和创新思维，而对博士生学位课程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在意。他要求研究生在做学问或论文选题时，既要体现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水平，开拓交叉学科的前沿阵地，又要紧密结合国家工程实际，勇于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他总是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尊重学生的意见，注意培养良好的学术氛围。

    数十年来，陈士櫓培养了飞行力学博士、硕士56名，其中包括我国自行培养的飞行力学专业第一、第二位博士和博士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航天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栋梁。

    “毕生耕耘志在航天谱写华章，潜心治学厚德载物后世楷模。”西工大人文与经法学院党委书记鲁卫平如是敬挽陈老。

    一个世纪的上下求索，陈士穭院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编自《人民日报》《陈士櫓：星斗其志 毕生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