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天真大师金岳霖

    1926年赵元任邀请金岳霖接任他为学生开设的逻辑课，从来就没有学过逻辑的金岳霖居然瞎子摸象一样地教起逻辑来。直到五年后，金岳霖才到哈佛大学跟谢菲教授真正地学习逻辑。当谢菲听说金岳霖教过逻辑，却没有学过逻辑，不由得大笑起来，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逻辑。身为哥大博士的金岳霖当时要在清华教书并不难，他却选择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这不啻于一场冒险，如果不是出自天真爱玩的天性，我想没有人喜欢跟自己过不去。连学问都可以拿来玩，而且还玩得这么好，生活中的金岳霖是个如何率性天真的人，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金岳霖的癖好之多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诗词，有时候兴起，还会做一些“歪诗”。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诗词之外，金岳霖对对联也很感兴趣，他作对联时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妙不可言，他甚至会用英文作对联。在绘画领域，他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不过金岳霖很少收藏画，不像一些人喜欢就要占有，他经常跑到朋友的家里去看画，有时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作照片也可以让他反复欣赏很多天。音乐方面，他是京剧的行家，他家中收藏许多名家的唱片。“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把他的唱机抄走了，幸而唱片还留下。听戏已经形成习惯的金岳霖便时常把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认为看着唱片，也仿佛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他爱听“无声的唱片”。“但识琴中趣，何老弦上音”，陶渊明喜欢弹无弦琴，金岳霖已经得到他的真传。研究哲学的老金竟然还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不知道对于里面那些侠客非常不符合逻辑的飞檐走壁、内力轻功，金岳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金岳霖有一次给同学们讲《小说和哲学》，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只跳蚤，得意地捏在手指里看看。这简直就是魏晋名士的“扪虱而谈”了。

    金岳霖向来憎恨收礼，但是有三样东西可以例外：年历，湖南菜，大梨。走进金岳霖的房间，往往第一眼被那些大水果吸引。老金喜欢搜集大苹果、大桃子、大橘子之类的大号水果摆放在案头，尤其酷爱大梨。即使晚年腿脚不便，他也要坐上三轮车到市场上把看到的最大的梨买回家。这些水果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察的，除非老金最得意的弟子，很少有人得到他的“赏赐”；有时候老金会拿它们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输了，就送给小朋友，再去买。

    当然，金岳霖最有名的癖好还是养鸡。金岳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的一对黑狼山鸡。在老金的精心呵护下，没多久公鸡已经长到了9斤4两，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老金担心它们受冻，看到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用灌墨水笔的管子灌了它们一管子的鱼肝油。结果，这两只宝贝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后来，老金又养了一只云南斗鸡。这只公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老金在一个桌子吃饭，老金与鸡平等共餐，安之若素。晋朝的阮咸曾经与猪一起喝酒一样。偶尔，金岳霖会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引来很多路人围观，但鸡不在乎，老金也不在乎。

    贪玩的金岳霖像小孩子一样率性天真，我行我素，胸无城府，但又绝不单单是“天真”两个字可以衡量的。晚年的老金工资虽然高，但是每个月下来却很难盈余，因为他的钱除去生活费外，还要交党费，寄回老家一些，付保姆、厨师和拉车师傅的工资。最令人惊异的是，老金竟然连厨师和拉车师傅的退休金都预备下了，老金认为自己给这两位师傅终身工资，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又可以保证两位老人家晚年的生活。后来，这两位师傅果然领着老金的钱直到去世为止。

    这就是金岳霖，身为逻辑学大师，却总是干着不符合逻辑的事情。逻辑是最为理性的学科，而老金却是最为感性的人，感性的让我们感动。

（选自潘剑冰《民国课堂》，有删改）

【相关链接】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金岳霖虽然也受到冲击和批斗，但是纵观其各种回忆文字，不论是过程还是结局，老金都比绝大多数的“臭老九”要好得多。老金的法宝就是他的天真无邪。（潘剑冰《民国课堂》）“文革”中，“革命派”不准金岳霖用公车，让他坐运货板车去医院检查眼睛。本想揶揄一下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潘剑冰《民国课堂》）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他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十年笔墨与生活

老舍

    十年来，我主要的是写剧本与杂文。

    是，我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可是，我的笔墨生活却同社会生活的步伐是一致的。这就使我生活得高兴。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我的才力有限，经验有限，没能更深刻地了解目前的一切。可是，我所能理解到的那一点，就及时地反映在作品中，多少尽到些鼓舞人民前进的责任，报答人民对我的鼓舞。我惭愧，没能写得更好一些，可是我也高兴没叫时代远远地抛弃在后边。时代的急流是不大照顾懒汉的。写那些通俗文艺的小段子，用具体的小故事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等等。文章小，文章通俗，并不损失作者的身份，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中去，产生好的作用。

    我也帮忙编辑《说说唱唱》——一个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因编辑这个刊物，我接触到有关于民间文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我对继承民族间文艺传统和发扬文艺的民族风格等等的知识。因为接触到继承民族文艺传统等问题，我的那一点古典文艺知识就有了用处。我给《说说唱唱》编辑部的和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时时讲解一下，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古典文艺的好处，并就我所能理解的告诉他们怎样学习和怎样运用古典文艺遗产。我们的创作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粗鲁地割断历史。

    我本来不大会写剧本。十年来，我一共写了十多本话剧与戏曲。其中有的被剧院演用，有的扔掉。我是在学习。出废品正是学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一次就长一次经验。因此，即使失败了，也不无乐趣。不怕失败，就会长本事。我的确觉得越多写便越写得好一些，功夫是不亏负人的。写完一本戏，当然要去找导演与演员们讨论讨论。他们是内行。跟内行人谈谈，自然而然地就会长见识。就是这样，我慢慢地理解了一些舞台技巧。这又是一种乐趣。在新社会里，人人愿把本领传给别人。只要肯学习，机会就很多。我把我的作品叫做“民主剧本”。这就是说，我欢迎大家提意见，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当然，修改是相当麻烦的。可是，只要不怕麻烦，麻烦便带来乐趣。况且，导演与演员并不只诚恳地提意见，他们也热诚地帮助我。我的民主剧本得到多少导演与演员的支持啊！这难道不是乐事么？大家协作是新社会里的一种好风气。剧本演出后，观众们也热情地提意见，这又是一种协作。

    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我笔下的主要内容。我写了艺人，特别是女艺人，在从前怎样受着剥削与虐待，而在解放后他们却被视为艺术家，不但不再受剥削与虐待，而且得到政治地位——是呀，现在全国有不少男女艺人做了地方的和全国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我在解放前就与他们为友，但是除了有时候给他们写点唱词，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其它的问题。现在，不但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不少人也有了文化，会自己编写唱词了。

    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的地位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妇女跟男人一样地创造着新时代的历史。

    是的，我写了许多方面的事实与问题，因为这些事实与问题就都在我的眼前。看见了，我就要写。而且我不能作为旁观者去写，我要立在剧中人物中间，希望我是他们中的一个。这样，我才能成为群众的学生，有了非写不可的热情。假若我的作品缺乏艺术性，不能成为杰作，那只是因为我向人民学习得还太不够，脱离了群众。哪里去找创作的源泉呢？难道只凭我个人的想象，就能找到新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新颖的艺术形式，与活生生的语言么？我不敢那么狂妄！

    十年来，我写了一些作品，应当感谢人民！是人民给了我值得写的人物与事实，给了我简练有力的语言。我要继续向他们学习，以期得到更好一些的创作成就。

    （选自《老舍自传》第六章，有删节）

相关链接：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注】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老舍自传》第一章）

【注】布尔乔亚：英文“资产阶级”的音译。

人生当架几座桥

    ①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谈起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10岁那年，叔叔送我一本地图。在中国地图一页，我看见台湾地区用墨涂黑了。我问：‘为什么台湾要用墨涂黑呢？’叔叔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为我国和日本打仗打输了，被日本人占了。’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被日本人抢占了呢？一定要把台湾夺回来！”从此，茅以升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报效国家。

    ②茅以升从小天资聪慧，但他更得益于后天的勤奋刻苦。中学时，祖父教他读古文。祖父先将文章抄录一遍，要求他在第二天上课前背熟。没想到，祖父刚抄录完，茅以升已能背诵出来。茅以升锻炼记忆力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是他背诵圆周率的故事。1940年，茅以升任职的唐山工程学院迁到贵州平越县。校庆那天举行游艺会，同学们欢迎茅院长表演个节目。茅以升不会唱歌、跳舞，就说：“我表演背圆周率吧。”他一口气背到小数点后一百位，同学们热烈鼓掌，赞叹不已。

    ③1933年春天，茅以升受命在钱塘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当时在杭州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叫作“钱塘江上造桥”，意思是指不可能做成功的事。因为钱塘江的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毁坏力惊人。流沙是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流即被冲刷走。江底流沙覆盖，深达40多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在钱塘江上造桥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当时，中国所有的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茅以升认为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④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后，遇到的困难一个接一个。外面传着闲言碎语，说什么“这样干下去，哪里会成功？”银行也中断了贷款。茅以升的母亲听到这些事后对他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号）造桥，也有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也同样能渡过难关。”那时的“孙悟空”就是造桥的全体员工，“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规：利用自然规律，克服自然界的一切障碍。茅以升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的智慧，先后攻克了80多个难题，发明了“射水法”“沉箱法”等施工方法，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⑤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建国后，茅以升又参与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先后担任专家组组长、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总设计师，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⑥建桥讲究处处平衡与和谐。一座瘸腿、不平衡的桥梁，怎能让车辆行人平安到达彼岸？同样，人架设知识的桥梁也是如此。茅以升既通晓工程技术，在文史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学桥、造桥、写桥，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他写的《桥名谈往》《二十四桥》，博古通今，文笔极好。特别是他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更是难得的文学佳作。毛泽东曾对茅以升说：“你的《桥话》我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也是个文学家哩！”

    ⑦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茅以升都始终如一地勤奋工作，即便到了晚年仍然壮心不已。他说：“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台湾问题。1945年，台湾光复后，我曾到台湾去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看到了台湾的迷人景色，还看望了那里的老同学和朋友。1955年，我到日本访问，恰好住在下关（原名马关）的‘春帆楼’．当年，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是住在‘春帆楼’．看到李鸿章住过的房子，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架设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大桥。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

（取材于《郭梅尼人物通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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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茅以升（1896﹣1989），中国桥梁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茅以升于30年代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修建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钱塘江桥的建成，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内心有一种预感。他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以上海陷落结束，11月16日，南政府决定炸桥以阻断敌人，深明大义的茅以升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一语未竟，热泪夺眶而出。原来在桥下预留的大洞，就是为这一天预备的。12月23日，茅以升正式接到炸桥的密令。当晚，他来到书桌前，奋笔写下8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这一愿望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得以实现，在茅以升的亲自主持下，钱塘江大桥又得以成功修复。

（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