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人辜鸿铭

陈彰

    辜鸿铭，福建厦门人，名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他以南生于南洋，西学于欧洲，东娶于日本，北官于燕京，故又常以“东西南北之人”自命。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年方21岁。在英伦完成学业后，又遍游德、法、意、奥各国，先后荣获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凡十三个之多。32岁归国后，精研中国学术，穷四书五经之奥并曾涉猎群籍。因此认为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世界文化之冠，首家将许多典籍译成西文，传播国外。

    辜鸿铭自幼即饱受西洋文化的熏陶，植基深厚，但毫无崇外的观念。我们看他归国后，竟能就其学于西方者撷英汰芜，取精用宏，以发扬中国之学术，而又终归于儒家一路，躬行实践，迥非当时一般以口耳为学者所可比拟的。他平日与人谈到“民族精神的异同”之点，曾肯定地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由此可见他对我国故有文化，是何等的推崇！青年时期的辜鸿铭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受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

    鸿铭一代奇才，学贯中西，为世所重。王亮畴生前尝称赞他说：“鸿铭先生，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早岁游欧美，精研各种文化科目，均能撷英掇华，发其秘奥，著为宏论。迨归国后，专心讲学，春风化雨，桃李盈门，数十年如一日，更以余闲，从事著述，独具慧眼，尤以用西文翻译我国多种古籍，皆能尽信雅达能事；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其传！”足证近代学人对他钦佩之一斑。

    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中日甲午之战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解职到中国漫游，游次武昌，时鸿铭在湖北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任幕僚，当将所翻译出版的英译文《论语》，送一本给伊藤，伊藤因笑问他道：“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如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鸿铭不假思索地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是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也无词以对，只是含笑点首。

    他对于当时权倾中外的袁世凯与富甲海内的盛宣怀极感不满，他们自然也逃不过他的讥笑怒骂。原来骂人不但要有艺术，也需要有胆量，辜鸿铭之骂人则兼而有之，他对袁、盛二人，不但背后骂，当面也骂，而且骂到入木三分，挖苦得痛快淋漓，甚至还编入他的《幕府纪闻》中，以广流传。鸿铭这一类的骂世讽语，大多是有因而发 ，却不是无的放矢。这使我们觉得这位狂狷之士，实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泄泄沓沓的士大夫可比拟的。

    鸿铭老当益壮，每一谈吐，诙谐百出，妙趣横生。他家里有一个老佣人叫刘二的，跟随他数十年，可谓形影不离；而他与刘二平日的穿戴打扮，极为相似，又同样在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以至每有生客登门，几无法分辨。他亦明知会使人误会的，因此常笑对友人解释道：“刘二是我的影子，我和他二人的穿戴打扮也差不多。”

    鸿铭晚年，尝应日本聘，主讲“东西文化”，留东瀛十余年，迄民国十六年（西历1927年）归国。翌年，以疾复发不治去世，享年七十有二。

（摘自《古今名人传记》，台北古今谈杂志社出版，有删改）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百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绘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了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奋斗终生。我绝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动员他去东北筹建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林科大学的教材纲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校任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数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

（摘编自《中国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秋瑾：单纯中的高贵

吴先宁

    1907年7月15日清晨，秋瑾走出仅关了她三天的山阴县署牢房，走向刑场轩亭口。她的脚上了铁镣，两手反绑，身后是几个士兵端枪警戒，两旁还有山阴县都戎府、省派练军、山阴与会稽两县巡警弹压。与官府戒备森严、高度紧张的状态相比，秋瑾则显得平静而从容——她身穿玄色生纱长衫，足蹬皮鞋，就像平时在街头漫步。她没有喊激昂的口号、发临终的血誓，也没有绝望或伤感，有的只是平静和从容，以及在这种平静而从容之中透出的难以言表的尊严和高贵。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有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秋瑾与吴芝瑛一见如故，义结金兰。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热衷于官场应酬的丈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1904年，秋瑾不顾王廷钧的反对，冲破封建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秋瑾就是这时结识了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秋瑾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影响颇多。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秋瑾与徐锡麟一起谋划“皖浙起义”。徐锡麟在安庆率先起事而败露后，秋瑾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机会可以脱身的。7月12日早晨，潜伏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光复会员的密信就到了，告知浙江常备军两队官兵已经出发来绍。此时，大通学堂的学生中有人提出即时起义；秋瑾的副手王金发则极力劝说秋瑾急速逃走，到嵊县山区躲避，以图改期举事。但这些建议均为秋瑾所否决。她以“谋为日后之应援”为由，命令大通学堂的党人学生全部撤离，又严词催促不愿离去的王金发赶快逃走。

    7月12日晚上，秋瑾像往常一样回家。这天是秋家祭祖的日子，全家人举行了祭祖仪式，又一起吃了晚饭，饭后，秋瑾还和家人聊了一会天。然后，秋瑾将哥哥秋誉章叫到旁边的房间，告知他一切，并要他带家人逃走，接着烧毁了有关信札、文件、书籍。13日下午四时左右，来抓她的士兵在大通学堂的前门胡乱鸣枪，而后门并无人包抄和把守。在这个时候，还有不忍离去、坚决要陪伴秋瑾的学生劝她从后门乘船逃走。但是，秋瑾平静而从容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秋瑾确实是要以她自己的方式独自承当这一切，不管是出于献身的庄严，还是要用鲜血唤醒昏睡的同胞。

    秋瑾的决定绝非一时的冲动。早在1906年10月，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党人在杭州密商起义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相约埋骨西子湖畔。1907年5月，秋瑾再赴石门向她的盟姐徐自华募集起义经费。此前，两人同游西湖时已订下著名的“西泠埋骨之盟”。这次临分手时，秋瑾告诉徐自华，自己“已作牺牲之准备，埋骨西泠之约千万不可失信”，徐自华慨然应允。可见秋瑾为死后的埋骨之地也已作了托付。

    早在7月10日，秋瑾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身死的消息后，不禁失声痛哭。她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见人、不吃饭、不说话，没有人知道她在做什么、想什么。其实，在她当天写的《绝命词》中可以看出端倪：“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注]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这首词集中表达了秋瑾关于革命的理想图景。

    （摘编自2015年11月24日《作家文摘》，有改动）

【注】摆仑：即英国杰出诗人拜伦。拜伦曾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写下许多充满革命理想的诗篇。

相关链接：①秋瑾（______）~ 1907)，浙江绍兴人，别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自幼随兄在家塾读书，学习经史、诗词。15岁时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有豪侠之气，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等巾帼英雄自励。（《秋瑾史料》）②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者如堵。（《秋瑾史料》）③秋瑾被害之后，各地民间媒体开始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将秋瑾死事的每一细节公诸报端，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凶手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秋瑾的遇害激起了革命者更加高昂的反清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以她孤独的革命先驱者的失败，成功地进行了革命的启蒙。（张晨怡《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

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

张再生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天，海滨某军港，一派严肃、紧张的气氛。原来这里正在进行航天事业的一项重要试验：卫星回收工程。按照测算，卫星将于2分钟后落入眼前的水域。人们一个个屏住呼吸，两眼直瞪着蔚蓝的天空。2分钟后，“飞物”突然从天而降，落入大海，水柱冲天。快艇迅速劈波斩浪，去迎接这“天外来客”。顿时，岸上、船上的官兵和群众情不自禁地又跳又叫，欢声雷动。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测算卫星落点而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的首功之臣束星北教授。

    束星北出生于江苏邗江。其父束日璐曾是南通张謇实业集团的知名人士。束星北自幼聪明好学，才智过人，童年入私塾，深得秀才老夫子魏楚翘钟爱。1924年束星北以优良成绩考取三江大学。两年后又远渡重洋，入美国拜克大学读书。身在异邦，束星北克勤克俭，矢志苦读．当时，他父亲是实业巨子，生母家是江都望族，可他却谢绝长辈们的经济资助，搬住在美国三藩市同乡会馆内，与工人们一道参加体力劳动，挣得收入以支付学费。

    束星北畅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1929年，他对爱因斯坦相对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几近一年，他屏绝人事，埋首书斋。智慧之树骤然开放出奇葩——研究“相对论”的两篇论文脱稿了。探索神秘未知世界的热望，化开了层层坚冰，“四维时空”的科学课题又如一盏神灯在远方闪烁，引导他走向新的境界，去寻找当代物理大师爱因斯坦。

    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是如日中天，蜚声全球。他身材矮小，仪容和蔼。对于这个来自东亚的门徒，他一见如故。他们通宵达旦畅谈，大师赞誉了束星北的两篇论文。不久，大师从柏林大学替束星北争得经费，物理界的巨星和新星合作了。作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助手，束星北工作一年，进步更快，造诣更深，硕果累累，从多方面发展了“相对论”。更大收益是，束星北继承了大师“自由平等讨论的波尔学风”。由于希特勒排犹之风日盛，爱因斯坦被迫离德，束星北经大师安排，于1929年10月转到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继续研究，在天体物理方面颇有创见，获博士学位。1930年登上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的讲台，开始了他漫长的物理学教学生涯。

    身为海外学人的束星北，一直萦怀祖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毅然辞聘而归，准备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回国后，束星北被浙江大学慕名求聘，请他与王淦昌教授共同研究“衰变”这一尖端课题。

    在浙大，束星北誉满校园。他开的课，学生爱听，教师也争相入座，他不照课本宣讲，而是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乍听似乎无章，细加揣摩却句句有着。他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研究的对象，寻求其中规律，这是十分有趣的。天性率真的束星北有时跳上讲台，有时坐在椅背上，大发宏论，侃侃而谈，一条腿还下意识地晃动着。课堂上，一旦哪位学生指出他的疏漏之处，他便肃然静坐，恭听学生发言．每当学生讲出新的见解，束星北就会情不自禁地捶他一拳，连呼：“妙！”就是这种“波尔”学风，造就了一批物理人才。其中最负盛誉的便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当年，束星北特别器重这位学生。李政道一度想辍学参军，是束星北切意挽留；李政道因车祸伤腿，束星北又特意把他接到重庆，精心安排治疗调养。难怪，数十年后，李政道仍念念不忘乃师之恩，曾致书问候：“我物理的基础……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时候，束星北教授心潮澎湃。他夜以继日，勤奋科研。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物理系教授，除了正常教学研究外，还兼研气象学，曾在《中国气象学报》上发表多篇具有灼见的文章，成了竺可桢、赵如章的好朋友，被聘到中国气象学会青岛研究所负责科研。1980年，他又为航天工业的卫星回收试验立下了赫赫功劳。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还在指导他的学生做“海洋内波研究”。

    一代大物理学家束星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名却永载史册。诚如其学生李政道的唁函所说：束老师是中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满天下……

赵元任：“言有易，言无难”

苏金智

    赵元任是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积极的提倡者与实残者。他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又喜欢做科学实验，经常观察天象，青年时代留学海外，与同时代的伙伴们一起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勤奋学习料学知识。大学时代学了数学和物理，研究生阶段学了大量的科学史．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阶段，他参与了“中国科学社”的创建，成为《科学》杂志的撰稿人并长期参与编辑工作。

    辛亥革命胜利后，赵元任与血气方刚的同伴们提倡文学革命，认为只有规范祖国的语言，克服方言造成的语言障碍，书写口语中鲜活的白话，才能真正唤起民众，达到实现政治民主的目的。

    赵元任一辈子写文章都是写大白话，创作的诗歌也大都是白话诗。他与五四时代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先行者们一道，共同开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新时代。他的音乐作品，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和广大民众深情的爱，充满着对反动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刻骨的恨。

    赵元任把学术研究转向语言学后，对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科学的研究，使之在我国成为一门现代科学。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解释语言现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分析语言结构成分，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赵元任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解释语言现象，主要表现在语音学的研究上，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理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他还用化学的一些概念如“化合”“聚合”“离子化”“同位素”等来解释汉语的语法现象。

    20世纪30年代初，赵元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建了语音实验室。语音实验室办公室共有四大间，在当时东南亚一带属于第一流。语音实验室的建造，从设计到绘制蓝图、购买仪器和各种设备，都由赵元任亲自策划。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赵元任还亲自监督，一边监工，一边做方言调查的准备工作。

    赵元任在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同样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在美国学习期间，认真学习了和声、对位和作曲等课程，在其后音乐创作实践中严格遵循音乐创作的规律。

    赵元任的音乐创作成就，被台湾音乐学家刘塞云誉为“五个第一人”：我国第一位能成熟运用西方和声和转调技巧的作曲家；第一位赋予钢琴伴奏特殊表现功能的作曲家；第一位特别重视声韵、词曲密切配合的作曲家；第一位用新诗来谱曲的人；第一位实际深入民间采风，运用民间素材进行歌曲创作的人。

    赵元任在语言与音乐关系方面的研究，尤其在语言的声音高低与音乐的关系，词与曲的配合，歌词的读音等三方面都有精辟科学的论述。

    赵元任具有完美的高尚人格，他那幽默诙谐的性格常给人们带来微笑与快乐。他经常把工作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在工作中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他在语言研究中写下了多则著名的语言游戏诗，其中《施氏食狮史》至今还为人们所熟知。

    赵元任从文字改革领域切入，把自己的终身事业定位在语言学。国语罗马字，是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该方案主要由赵元任设计，语言学专家团队讨论修订。虽然，国语罗马字最终没有成为新文字，但是它对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与应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国内外传播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为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天的贡献。（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