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是“权谋”的形象。事实上，在朝有武功、在野有著述，被称为清朝理学大儒、“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

    曾国藩相信“至拙”能胜“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作乱，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无饷不足忧，唯独放眼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利而不争先、见义而唯恐落人后的人。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曾国藩的湘军因而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认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具有“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曾国藩正是把与太平天国之间这场军事对抗，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无法成事。因此，对于要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看清深层的利害，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势、冷酷、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以至于“通国不能相容”，最终被罢免了兵权，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焦虑抑郁之中。当然，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即道家）处世”。法家之弊是逞强，是自以为是，而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是，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曾国藩就这样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选自《大家》2015.11.16，有删改）

小溪巴赫

肖复兴

    我一直想写一写巴赫。许多次拿起笔，又放下了。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对于巴赫，只有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不说一句话。”像我当然要三缄其口了。

    巴赫确实太伟大了，太浩瀚了。他的音乐影响三百年来人们的艺术世界，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以言说，难以描述。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来写巴赫。但我又实在想写巴赫。

    鼓励我写下去的原因，是我偶然间看到一个资料，巴赫(Bach)德文的意思是指小小溪水，涓涓细流却永不停止。似乎这个德文的原意一下子解读开巴赫的一切，我豁然开朗。

我听到的巴赫的第一支乐曲是《勃兰登堡协奏曲》，还只是其中的片段。因为这里面有经威廉汉姆改变而异常动听的《G弦上的咏叹调》。但当时勃兰登堡对它根本不屑一顾，将这支乐曲曲谱的手稿混同在其他曲谱中一起卖掉，一共才卖了36先令。可以说，如果没有1829年门德尔松重新挖掘并亲自演出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恐怕巴赫的音乐到现在为止还只值36个先令。

    但这样说并不准确，如果没有福尔克、门德尔松，还会有别人将巴赫音乐的真实价值挖掘出来告诉世人的。真正有价值的音乐，即使看来弱小得像潺潺的溪流，也是埋没不了的，也不会因时间久远而苍老，相反却能常青常绿。这确实是音乐独具的魅力，它同出土文物不一样，出土文物只能观看，追寻，钩稽，对比，它却能站立起来，用自己的声音塑造起形象来，抖落岁月覆盖在身上的一切仆仆风尘，让人们刮目相看。时间只会为它增值，就像陈年老酒一样，时间和醇厚的味道融为一身，互成正比。

    这就是小溪的意义吧?小溪，涓涓细流，就那样流着，流着，流淌了三百年，还在流着，这条小溪的生命力该有多么旺盛。

    大河可能会有一时的澎湃，浪涛卷起千堆雪。但大河也会有一时的冰封，断流，乃至干涸。小溪不会，小溪永远只是清清的，浅浅地流着，永远不会因为季节和外界的原因而冰封，断流，干涸。我们看不见它，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眼睛的问题：近视，远视，弱视，色盲，白内障，瞎子，或只是俯视浪涛汹涌的大河，或只是愿意眺望飞流三千尺的瀑布，而根本没有注意到小溪的存在罢了。而小溪就在我们的身旁，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脚下。它穿过碎石，草丛，隐没在丛林，山涧，行走在无人能达到连鸟都飞不到的地方。

    在险峻的悬崖上，它照样流淌；在偏僻的角落里，它照样流淌：在阳光月光的照耀下，它照样流淌；在风霜雨雪的袭击下，它照样流淌……小溪的水流量不会肆意狂放，激情万丈得让人震撼，但它让人感动是持久的，不会一曝十寒，不会繁技容易纷纷落，不会无边落木萧萧下，而总是一如既往地水珠细小却清静地往前流淌着。它拥有着巴洛克特有的稳定，匀称，安详，恬静，圣洁，和旷日持久的美。它的美不在于体积而在于它渗透进永恒的心灵和岁月里，就像刻进树木内心的年轮里。它不是一杯烈酒，让你吞下去立刻就烟花般怒放，烈火般燃烧；它只是你的眼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珍珠项链般地挂在你的脖颈上，或悄悄地湿润着你的心房。

    这才是小溪的性格和品格。

    这才是巴赫的性格和品格。

    有人说巴赫伟大，称巴赫为“音乐之父”，说在巴赫以后出现的伟大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滋养。贝多芬，舒曼，利姆斯基一科萨科夫，雷格尔，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

    无数后代音乐家对巴赫无比敬仰和崇拜，甚至专门创作出有关巴赫的主题音乐，以他们钟情的乐器的鸣奏，向巴赫呼唤，表示着对巴赫的敬意。

    听巴赫的音乐，你的眼前永远流淌着这样静谧安详、清澈见底的小溪水。

    在宁静如水的夜晚，巴赫的音乐(那些弥撒曲和管风琴曲)，是孔雀石一样蓝色夜空下的尖顶教堂正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教堂旁不远的地方流淌着九曲回肠、长袖舒卷的小溪水，蜿蜒地流着，流向夜的深处，溪水上面跳跃着教堂寂静而瘦长的影子．跳跃着月光银色的光点……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巴赫的音乐(那些康塔塔和圣母赞歌)是无边的原野，青草茂盛，野花芬芳，暖暖的地气在氤氲地袅袅上升，一群云一样飘逸的白羊，连接着遥远的地平线。从朦朦胧胧的地平线那里，流来了这样一弯清澈的小溪，溪水上面浮光耀金，带来亲切的问候和梦一样轻轻的呼唤

(山东中学联盟节选自《音乐欣赏十五讲》有删改)

叶嘉莹：传承古典诗词之美

王若安

    夜凉如水，天津南开大学马蹄湖内荷花早已残败，湖畔的主楼报告厅里却传出咏“莲”之声。吟诵诗词的正是90岁高龄的诗者叶嘉莹先生。南开大学百余名学子济济一堂，将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就是为一睹叶先生的风采。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4岁时，父母就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6岁就随家庭教师读《论语》，这为叶嘉莹终生结缘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17岁时考入辅仁大学，她师从顾随先生，得到了恩师的赏识。顾随先生也成了叶嘉莹一生所敬仰的偶像。顾先生希望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而叶嘉莹做到了。

    从小饱读诗书又工于诗词曲赋，没有人会否认她是一个才女，除了她自己。“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尤其这些莫名其妙的‘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自己以为是才女，而且还修饰打扮，我对于这样的女子并不欣赏。”

    叶嘉莹一再强调，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说她从来没有过对爱情的憧憬，因为“那是最无聊的事情”，而幽闺自怜更是肤浅，“我不是一个总找人家怜爱的女子，我不需要”。用她女儿的话说：“我的母亲跟古典诗词谈了一辈子的恋爱。”

    叶嘉莹的一生多磨难，“我平生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她如是说。17岁时，她的父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南迁，跟家里中断了联系。同年，她的母亲因患癌症不幸去世。随后她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在沦陷区，生活艰苦。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上世纪40年代末，叶嘉莹赴南方结婚，离开了故乡北平。不久就因国内形势变化，随丈夫去了台湾，谁知一去故土便是祸难加身，流离多年。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也因白色恐怖被捕，不得不携着尚未断奶的女儿一同人狱。所幸不久即获释，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

    三年后，叶嘉莹的丈夫获释，她经人介绍进入台湾大学教书。那时她长女不过5岁，幼女刚出生。丈夫性情大变，生计的压迫、身体与精神的磨难，让她心存悲凉。但她在讲学时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忧苦，用她一贯和悦的风度，精神饱满地讲课。如此，坚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90高龄的她还是站着讲课，从不坐下。

    就在她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迟暮之年的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她再无幸福，丧女之痛，悲痛欲绝。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是她写的《哭女诗》十首中的一首。但她并未沉溺于哀伤，她想起顾随先生的两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经历世事无常，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谁能比她体会更深？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她说自己“好为人师”，天生教书的料。无论在哪里，叶嘉莹都离不开教学。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九十华诞的时候，温家宝致信祝贺，并在信中称赞道：您的心灵是纯净的，您的志向是高尚的，您的诗词给入以力量，您自己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在古典诗词的世界里，叶嘉莹就是永远的女神。

（选自《文史博览人物》2015年第11期）

链接1：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选自《汉学家叶嘉莹》）

链接2：17岁时母亲去世、并不幸福的婚姻、遭遇台湾“白色恐怖”、独自养家、被迫居留加拿大、大女儿及女婿双双车祸身亡……谈及这一生历经的忧患劫波，叶嘉莹从不回避，她说自己向来不是一个悲观的人。（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链接3：我不知道叶嘉莹算不算一个强者，但我知道她肯定不弱，她很韧，甚至有点倔。采访中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化的冲击，她由古及今把中国人的盲从跟风批了一番，“中国人常常这样子，一窝蜂过犹不及，听风就是雨，非常感情用事”，严辞质问“中国人怎么这么没理性？”

（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吴春燕  季轩

（一）学者报国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青葱岁月时种下的一颗种子，后来成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梁同寅在讲解曹丕《典论·论文》时一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回到学校任教，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黄德鸿曾以黄远之、黄乙平等笔名，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转折的好机会。但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中国。

（二）把脉工业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着如梦似幻的经济风云，黄德鸿挥手拨开迷雾，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之外。论文一篇篇分量十足，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工业精神”。

    黄德鸿十分重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黄德鸿主要从事社会保险的研究与教学；而从50年代起，他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研究。1976年，他参加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的汉语主题词表》工业经济部分的编写。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经济长龙”的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三）教学育人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是黄德鸿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最大的快乐。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一手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

    从1992年起，黄德鸿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其弟子有的已是党政部门重要领导，有的成为商界巨子，有的则是高校学术带头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事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的思想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宛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映照自我。

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