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  “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最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 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中外读点》 2009年第1期）

连环画家贺友直

    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他说自己是1937届的，学生们纷纷猜他是1937年毕业于比利时或巴黎的美术学校，他却回答是小学毕业。面对哄堂大笑，他正色道：我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我珍惜现在学习的环境及展示的舞台。我就是一直没有放弃，才能在64开小本上，在方寸小框框里一步步提高。

    如今若问先生一开始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他只记得自己从小就喜欢画。

先生是宁波镇海人，5岁丧母，由于父亲无法独自抚养他，就将他托付给乡下的姑妈。他所就读的小学校舍设在庙里，里面有个戏台，周围画着《三国演义》中的场景，先生迷上了那些传神的画----他一次次细心地去描摹、比照、思索、修改，凭着这些“瞎折腾”性质的实践，他的美术成绩在小学里遥遥领先.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

    虽然姑妈待他不错，但家境贫困，早年失学的先生开始了做学徒当小工的日子。彼时的生活体验，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或缅怀，或嘲讽，或旁观，尽将老上海的风貌人情绘成一幅幅连环画，过去连着现在，短暂连着永恒。先生说过，他来自民间，所以他懂得升斗小民关心啥。

    2004年出版的《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中，先生画了卖报童、那摩温、黄包车夫、裱画师傅、白相人、兑币黄牛、押宝人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劳动者们，都从尘封的老上海记忆里走出来，陈旧而鲜活，简单而深刻。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

    先生曾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作饭碗的。1996年我在美术馆举办一个连环画展，我给它取名为《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

    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谈到现在绘画界追赶潮流的风气，许多作者的作品缺乏对受众接受度的考虑----“有些画，我们画画的人都看不懂，更有甚者，动不动就炒作，自封名家大师”。对此先生严肃批评道：“什么是大师，那是开一代风气的人，如今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没有几个。”

    先生认为艺术应与生活相联系，艺术是要“引导人，引导社会风气的，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积淀的”，他呼吁每个艺术家心里都应该有个标杆。当初，先生这一辈人画连环画都秉持着主流的信念，那就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把作品画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艺术家们创造一本本作品不但是积极用心的，而且是无功利的，“如果存在功利思想，好作品就出不来了”。

    说到当年的那种信念，先生觉得，现在不少艺术的出发点就是市场，“现在就坏在两个‘M’上，一个是市场，一个是钱。”他眼中的好艺术家，必须要有把自己从事的艺术当成宗教来对待的信念，以虔诚之心去待人待己。

（有删改）

相关连接：①贺友直（1922--2016），我国著名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自学绘画，1949年起开始画连环画，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共创作了百余本连环画作品，对我国的连环画创作和线描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百度百科）②1959年，上海人美社派贺友直去画反映农村搞合作化的作品《山乡巨变》。接到任务后，贺友直就奔赴湖南下生活。一去几个月，犁田、耕种、舀粪，与农民保持“三同”。久而久之，老乡们都夸他“内行”。后来，他带着学生下生活时说：“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和农民打成一片，谈何容易?能做到像个农民就很不错了，至少不让人家对你生厌。”

（《连环画界泰斗贺友直逝世：从底层而来，带着大观而走》）

五彩瓷

沙舟

    济南城雅风轩古玩店苏掌柜，个矮干瘦，全无山东大汉的豪壮，通身透出江南才子的灵机。这日，有个长袍革履戴礼帽的年轻人，手提一只皮箱步入雅风轩，问这里收不收旧物。苏掌柜上下打量一眼来人，盯住来人提着的皮箱，问有何宝贝，拿出来瞧瞧。来人将皮箱轻放到柜台上，打开，取出一个锦盒，然后把皮箱放回到地上，开启锦盒，捧出一只五彩将军罐。

    苏掌柜看到将军罐，眼睛一亮，俯首仔细端详。将军罐约四十厘米高，品相极佳，没有丝毫破损。底部“大明正德年制”款，周正清晰。苏掌柜一番品赏后暗喜，遇到大宝贝了，就这么高大的将军罐，他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到。

    苏掌柜让来人开价。来人道，这只五彩将军罐是祖上传下来的，他急于留洋用钱，不得已才出手，掌柜若有意收藏，一口价，一千块大洋。苏掌柜咂舌，嫌价太高，道时下行情，最多值六百块大洋。来人口气很坚决，少一个子儿他也不出手，说着捧起将军罐，就要往锦盒内装，苏掌柜抬手按住将军罐道，价钱可以再协商，八百块大洋怎么样?来人坚持一口价，少一个子儿便走人，好玩意儿不愁买主。苏掌柜见来人没有还口的余地，轻拍了下柜台道，成交。不过，他手里没这么多现钱，要来人稍等片刻，容他筹措。

    苏掌柜出去三四盏茶的工夫，匆匆而归，将一千块大洋置于来人面前。来人收起大洋，冲苏掌柜笑笑，拱手告辞。

    苏掌柜如获至宝，手托水烟袋，笑吟吟地凝视着将军罐，尽情品赏。他突然眉头一皱，放下水烟袋，捧住将军罐觑目侧视几眼，瘫坐到椅子上自语，放鹰的让鹰给啄眼了，收了件赝品。

    明代五彩瓷的制作，是先入窑烧制青花，出窑后再填上红、绿两色图案，二次入窑烧制，称作后填彩。由于五彩瓷是二次烧制，一些烧出青花未填彩的半成品流入到民间，过几百年后，有人填上彩入窑烧制充当真品。这只将军罐就属于此种情况，苏掌柜是从填彩上看出破绽的，填上去的彩稍微艳了点儿。

    苏掌柜正在懊丧之际，一名玩童手持一封信跑进雅风轩，问谁是苏掌柜，有位先生让把这封信交给他。苏掌柜接过信，取出信笺，见上面写着“有来有往”，落款“天津云祥斋”。

    苏掌柜看到“云祥斋”三个字，脑袋“嗡”地就涨大了。

    苏掌柜原籍江西赣州，少时在景德镇学过制瓷，拉坯、挂彩都很在行，后来对复制古瓷发生兴趣。有一年，他偶得一对明代赏瓶，填上彩二次烧制成功，充当五彩瓷带到天津，以一千块大洋被云祥斋收购，当时可谓天价。他不便在天津久留，想日后云祥斋巩掌柜定会发现那对赏瓶青花图案完整，彩是后填上去的，就揣着这笔钱来到济南，开起古玩店。不料二十年后，云祥斋巩掌柜后人，以同样的手段给他来了个“请君入瓮”，所不同的是，将军罐属五彩瓷半制品，青花图案不完整，填上彩后，一般人很难鉴别出是赝品，要不是先前作过假，有所经验，填上去的彩稍艳了点儿，他也不能看出是赝品。

    苏掌柜捧起将军罐欲摔，抖几抖舍不得撒开，这可是花了一千块大洋的物件，若留着准能以更高的价出手，但又不愿再做售假之人。犹豫之间，店外有个耍猴的，蓦然捶响铜锣，他一哆嗦，将军罐脱手坠地。他盯着满地摔碎的瓷片，叹一声道，碎得好，省得关不住贪心，使人上当受骗。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4年第2期）

舅爷

刘汀

    到死为止，舅爷都只是个光棍儿。

    舅爷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和羊打交道，他是我们村从业时间最长的羊倌，前后加起来差不多有二十年，而他去世时，也才五十几岁而已。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是那个样子：高个子，面目黝黑，牙齿发黄，粗大的鼻孔和嘴巴，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嗡嗡声。这样的容貌，按说在农村来说也不算多么难看，可舅爷一辈子没正经恋爱过，更没结过婚，孤老一生。

    他只身到这儿来，没有户口也没有土地，是一个外人。在我家前面几十米，有一块空地，叔叔们在西边的荒地上脱了几千块黄土坯，晒干后运回村里，给舅爷盖了两间土坯房。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舅爷才算真正进入了村里的生活秩序。

    不知为何，这栋新盖起的小房，两年之后就变得很破旧。窗户没有玻璃，是用塑料布封着的，但很快就露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洞。屋檐上的木桩缝隙，有鸟雀和燕子做了窝，把白色和灰色的大便拉在上面，风吹日晒之后，看上去就有了日月侵蚀的意思。

    放羊回来，把各家的羊赶回去，天已经黑透了，他再一个人生火做饭。偶尔，家里蒸了馒头或豆包类的干粮，母亲会让我们叫舅爷来家吃，他总是歪着脖子说不去，似乎很生气的样子。我们回去回话，母亲就说不吃拉倒，但饭后还是会让我们把干粮给他送一些。我们走进阴暗的屋子，舅爷端坐在土炕上，面前摆着桌子，桌上有一些咸菜，看我们进来，又是很不高兴地说：“怎么才来，我都等半天了。”

    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吃饭，舅爷的饭量实在惊人，他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有一年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舅爷突然笑眯眯地进了屋，从怀中掏出两块月饼给我和弟弟。母亲拦着说我们买了，你自己吃。舅爷说吃够了，这回吃够了，我买了四斤月饼，一口气吃了三斤半，实在吃不动了，这俩给他们吃。舅爷依旧抱起膀子，咧着嘴似笑非笑，看着我们啃食月饼，眼神有一种温情。

    九几年的时候，村里面的羊突然多起来，羊倌的放羊钱也水涨船高。那两年大概是舅爷生活最滋润的日子，他甚至找电工，从外面的电线上拉了一根线，给自己的小屋接了一盏十五瓦的电灯。舅爷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但抱回去后却没有人影，一片雪花。一群孩子跑过去看电视，看了一会儿屏幕上的雪花，听了一会儿哗哗声，就厌了，四散而去。可舅爷竟然能大半宿大半宿地盯着雪花看，好像他能从那儿看出了天线接收不到的故事一样。

    牛羊越来越多，他的收入却越来越少，许多人家的羊群过百之后，感到雇一个羊倌太亏了，便两三家合伙，一家一天自己放羊。很快，那根从空中横拉出来的电线，因为没交电费又被收了回去，那栋越发破败的孤独的小屋，重归黑暗和荒寂。

    第二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去给他拜年。他的屋里冷极了，似乎好几天都没有生过火，我看见土炕上堆着两床露出棉絮的被子。炕的另一边，盆里有一坨冻僵的黑面团，另一个盆里是冻着冰碴的碎酸菜，看不到一点肉星儿；一个盖帘儿，放着十几个饺子。我们觉得自己身上新做的衣裳，和屋子里的气氛很不对劲儿，扭扭捏捏着转身要走。“等一下，”舅爷叫住我们，然后从炕席底下摸出一把钥匙，打开炕尾的一个小箱子，手在里面摸了半天，掏出一把块儿糖，给每个小孩两块，自己也剥开一块丢进嘴里，说：“吃吧，可甜了。”说完又钻进被窝里，却没睡，眼睛盯着房顶。我们觉得无聊，赶紧出来。大街上，满是红红绿绿互相串门拜年的人，大家递着烟，说着祝福的吉祥话，偶尔有爆竹声从某家院子或小孩子的脚边响起，在空旷干冷的天空里灰飞烟灭。走出他的院子时，我心里酸酸的。

    我不知道舅爷是哪一天死的，只是仿佛某一次放假回家，他那栋破旧的小房子换了主人。有人家买下了它，推倒，重新盖起砖房，垒高院墙，开辟菜园子，打下水井，又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院就此诞生。舅爷没了，他存在的痕迹也没了，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不属于家族的人，他的坟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一处偏远的山坡埋掉。他死了，我不觉得是死于身体上的病。我无法想象在离去的那一天晚上，躺在破旧的、满是土味和烟味以及腐烂的衣服味的炕上，舅爷想过什么；我也无法想象他是否流过眼泪，是否伤过心；我甚至无法想象他作为一个人该有怎样的悲欢离合……

    他永远一个人面对着此起彼伏的群山和旷野，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我越来越感到，他所面对的那些孤独，那些空落落，多多少少也是我们终将要面对的。

（有删改）

对饮

非鱼

    突然就想起那年冬天的故事。

    眼前出现了一幅晶莹剔透的画面。麦草搭的饭棚上，垂下一排长长的冰挂，掰下来一根，锥子一样，在手心里扎一下，凉凉的，痒痒的，咬在嘴里，嘎嘣嘎嘣，还有一股烟熏火燎的麦草味。

    大哥就是在这时候被父亲撵回家的。他从院门外跑进来，黑色的棉袄敞开着，露出精瘦凹陷的胸脯，棉裤弄湿了，沥沥拉拉甩着水珠。我大笑着喊娘：你的亲狗娃又闯祸了。父亲拎着一根棍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三天不打，你皮又发痒了不是？

    大哥已经撇着腿钻进了他的西屋，并牢牢地堵上了门。父亲把那扇四处走风的破窗敲得咣咣响：有本事你死里面！

    娘站在檐下，看到父亲的棍子没打到大哥，她呵儿呵儿地笑：又咋了？你们爷儿俩就是反贴的门神。

    父亲没打到大哥，一肚子火气冲着娘：惯吧，你就惯吧，早晚把他惯到监狱里去！大冬天跳水库，棉裤湿半截，看不冻死他。

    娘一听棉裤湿了，不笑了，立马换了哭腔：老天爷呀，我的亲狗娃啊，棉裤湿了看你光屁股上学，这败家的娃啊。

    于是，那天下午，大哥一直躲在西屋一声不吭，父亲在门外怒吼，母亲配合着吟唱。我一直玩着冰挂，弄湿了棉袄袖子和前襟，被母亲捎带着戳了几指头。

    这样的场景，像演电影一样，过几天就要演一次，只不过，大哥幸运的时候并不多。他经常会吃上父亲几拳头，或者挨上几鞭子、几棍子。父亲手边有啥，抄起来就向大哥抡过去。我有时候真怕他把大哥打死了，因为大哥在外面挂了彩，回来还要再受二次伤。父亲每次打他都会凶狠地说：打死你。

    娘看着父亲打大哥，除了流泪，毫无意义地喊着让父亲住手，也无能为力。她说：狗娃是你前世冤家啊，你非要他命，又何必生他。

    大哥在父亲的棍棒下，并没有成长为他希望的乖娃，而是长得和他越来越像，从脸上浓密的胡须，到宽厚的手掌，甚至说话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大哥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像父亲一样容易发怒，敢跟父亲叫板了。但父亲动手的时候却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争吵。两个声若洪钟的男人，在屋里对吼起来。其他人就完全被忽视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娘的规劝，就像落在他们肩膀上的一只蚊子，手一扬，就被扇飞了。

    我的记忆力就是这么好，想起这些故事，总要拿出来讲一讲，让那些孩子们笑笑。阳光从落地窗户上照进来，新打扫过的屋子散发着清新的味道。再有一天，就是除夕了。我给父亲送过年要穿的新衣服，大大小小十几口人提前聚在大哥家，有一种喧嚣的幸福。

    我问父亲：你怎么从小只打大哥，不打二哥三哥？

    父亲背对着阳光，我看不清他确切的表情。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一声不吭。

    我想问大哥，他说：好了，爹该洗澡了。

    大哥把父亲从沙发上搀起来，我看着两个背影一模一样的男人，慢慢地走向浴室。这个场景，如同饭棚麦草上一排排的冰挂，在阳光的照射下，光芒四射，让我想哭。从什么时候起，这暴躁易怒的父子俩变得如此沉默寡言，我竟没有发现。也许是从娘去世后，也许是从大哥成家后，也许更早。

    我站在浴室门口，看着玻璃花纹上映出的橘黄色灯光，还有蒸腾缭绕的水雾。我特别想知道，六十多岁的大哥给八十三岁的父亲洗澡，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大哥刚做完心脏手术三个月，父亲也在心脏同样的位置。放置过起搏器。

    水声停了。大哥说：搓搓背吧，省得背痒。

    父亲没有回答，浴室里安静下来。一会儿，我听见搓澡巾擦过皮肤的声音，很慢，沙沙沙的，像叶子落在地上，或者像细小的雨落在脸上。

    大哥问：重不重？

    父亲说：还行。

    浴室里重新安静下来。父亲咳嗽了一声，似乎想说什么，迟疑了一下，又咳嗽了几声。大哥说：是不是太热了，不舒服？

    父亲说：你，伤口，还疼不疼？

    大哥说：不疼了。

    父亲说：有病了，就注意点儿。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眼前出现的却是他们挥舞着手臂，瞪大眼睛，大吼着，谁也不听谁的吵架的情景。

    门开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男人又搀扶着出来。父亲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色红润。他眯着眼睛，说：四妞，今年拿的啥酒？

    我说：三十年西凤。

    他说：晚上打开，我和你大哥少喝点儿。

    那个晚上，父亲和大哥几乎不说一句话，两个人默默地倒一点儿酒，轻轻一碰，玻璃杯发出清脆的声音，然后一饮而尽。我们完全被忽视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

周朴园：好，好，好，那么，你现在要什么？

鲁侍萍：（停一停）我，我要点东西。

周朴园：什么？说吧。

鲁侍萍：（泪满眼）我——我——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

周朴园：你想见他？

鲁侍萍：嗯，他在哪儿？

周朴园：他现在在楼上陪着他的母亲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顿）他很大了，——（顿）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鲁侍萍：哦，你以为我会哭哭啼啼地叫他认母亲么？我不会那样傻的。我明白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这些年我也学乖了，我只想看看他，他究竟是我生的孩子。你不要怕，我就是告诉他，白白地增加他的烦恼，他也是不愿意认我的。

周朴园：那么，我们就这样解决了。我叫他下来，你看一看他，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

鲁侍萍：好，我希望这一生不要再见你。

周朴园：（由衣内取出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

侍萍接过支票，把它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