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看水

                                  张 宏

 一个北方人，初到江南，对水多少有些惧怕。

街上的地面是湿漉漉的，屋里的被褥用手一摸，也有些莫名的潮意。在这个秋末，北方早已是艳阳高照，这里却到处被一层水的薄纱笼罩，像一个戴着纱巾的女人，怕风吹日晒弄粗了脸。 

但是，如果你住下了，就慢慢地体会到它的好，体会到它的造化。水，简直就是这里无所不在的魂魄。

你走在苏州的路上，会发现始终是被水包围着。   

在古城里，河道被大桥和小桥所连缀，与街道或平行或交错，使城市变成水的棋盘。条条水巷，岸边的石条，被河水浸润得不辨颜色，远远的就像一本本文字斑驳的古书叠摞着，河有多长，这书的岸就有多长。至于古老的护城河，据说从伍子胥在这里选址建了吴都，两千五百年来，就从未改变过它的波光粼粼的壮阔。   

在城外，车子不论是在高速路上疾驰，还是在乡野间的小路上盘桓，你一抬眼，就能看到水。有时是在苍瓦粉墙的农舍间闪出一片波光，更多的则是从你目光所及的辽远处，一直铺展到你的近前。或如沧海烟云，或如映空巨镜，横亘眼前，不管你的车开得多快，它总是不离你的视野。 

这是姑苏水给人的第一印象。  

可是，当你回过神来细细品味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又能看到不同的水。在古街的老屋，临窗而坐。当阳光从屋后的河面散漫地折射在房顶，手把着一杯茶，嗅着杯里的清香，你就开始更深地体会到这里的水。

当年白居易做苏州刺史，曾写下“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诗句，足见这里的葱茏与繁盛。但是这个自古以来的商贾云集之地，城外稻香鱼肥的沃野和市内万舻充塞的河道，没有一处不是被水所承载和滋润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劳作，使水在这儿变得温柔，它顺从地流进流出，带来满城的舞榭歌台和园林胜迹。逐渐的，这水的温柔也就浸润到人的气质里。姑苏人讲话的吴音，就如同评弹和昆曲，姑苏人接人待物的举止也少见粗俗，这不能不说是姑苏水的好处。  

人类历史上，水向来是文明的先决条件，姑苏之水不就是这样造化出了吴文明和吴文化?不能想象，没有姑苏的水，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姑苏水，也就没有了花窗照影的浪沧亭，没有了夏日临荷的拙政园，更没有了江枫渔火的《枫桥夜泊》。当然，首先是没有了“可以复衣天下”的丝锦之饶。据说，因为姑苏的桑树近水而植，其叶肥嫩，故苏丝极柔且高产，才用它织出了名冠天下的绸缎。网狮园边至今还在的清朝织造署旧址和苏州丝绸博物馆里精美绝伦的双面苏绣，就是姑苏之水物质和精神双重价值的佐证。   

水带来了富裕，也带来了灵气，带来了姑苏人灿烂与张扬的精神世界。就像姑苏水，可以给你泡出香喷喷的碧螺春，也可以给你酿出辣烈烈的三白酒。范仲淹、唐伯虎、文徵明、金圣叹、陆文夫，只要点一点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就不难看出姑苏之水的灵性。

但姑苏水也有坎坷的时候。苏州北郊，有尚湖，静卧虞山南麓。这片水，相传由姜太公在此钓鱼而名，芦黄荻白、池杉挺翠的湖畔，还能找到当年的唐寅系舟处，山水间散落着曾孟朴、翁同和、黄公望、王石谷、瞿景淳，乃至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墓碑。凄凄芳草和茂茂青竹，掩不住后人凭吊的足迹。但在“人定胜天”的日子里，一湖碧波竟被抽干，“以粮为纲”，垦成农田。从此，干涸的秧田，应对着当空的烈日，这里的人也只能成为匍匐在地上的工具。   

“云本无心水自闲”，今天站在退耕还湖后的尚湖边，品味白居易写姑苏之水的这一句诗时，别有一番滋味。谁说云水无心?姑苏之水，在它的温柔里面，分明也还掺着一股执倔与刚韧!   

水与人，人与水，也许就是这么有意无意地相处着。但你来过苏州，对水，会有一种肌肤之亲的感觉，并且觉得这里，是天底下，人与水，水与人，浓情蜜意的一个所在。

故乡草

刘翠婵

    ①这个时节，草是村庄最新鲜的主人，它惬意地盛开，有点乍乍乎乎。各种各样的草竞相开放，比花儿还要热烈。有的草小得只有米粒大，挤挤挨挨偎在一起，一个春天长下来，还是那么小，看着人心生疼。有的草大大咧咧地长，一个晚上不见，就会蹿出老高。后院一堵不大的矮墙上，就有十几种草在这里聚会。

    ②村子是离不开草的，人和牲畜都离不开。如果没有稻草，就长不出稻谷，没有稻谷，一年的希望又在哪里？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草，牛吃什么羊吃什么猪又吃什么？鸡鸭鹅不怎么吃草，但有草的地方，就有它们肥沃的粮食，各色虫子、蚯蚓随时恭候着它们的到来。

    ③稻草香甜。稻谷在草叶上扬花、抽穗，凝结一年的希望，从嫩绿到金黄，村人忧心忡忡地牵挂着。当金黄来临，村庄就丰硕，香喷喷的气息萦绕在村头村尾，像村口溪流哗哗的碎语，止也止不住。稻草在我心里是一种有温度的草，它恰到好处地温暖了我童年的许多个冬天。那时夏天收割完，每家每户都会在稻草堆里挑出一些长得好的草杆，晒干后扎成草垫，待到冬天铺在席子下，就暖和了。

    ④盛开的草，漫山遍野站着，站成村庄一季一季的依靠。很多不知名的草，长在村庄之上，墙头、瓦顶、乱石堆，无处不在且长势良好。长在屋顶上的草带着一身的侠气，春归时醉享天涯春风，夏日里骄阳烈焰缠身，挺到秋来又要饱尝风霜雨雪，冬临就化作檐角的一撮泥土。这样的草，孤独地长在高处的瓦上，是藏在村庄深处的魂魄。死了一拨，瓦就黑上一层，村庄就在它们一次次死去活来中渐渐老去。

    ⑤一些废弃的墙头上，每年都有不同的草在长。生在废墟上，便是野草了。伫立风中，它们的命运并不会随村庄的命运起伏。除了神，只有野草可以在废墟上歌唱。

    ⑥有了盛开的草，村子就像有了一件压箱子的衣料，大太阳底下一抖，就会抖出许多难言的气息。

⑦草的一生是一个四季轮回，村人的一生是六七十年或七八十年。村庄的一生又是多长？我以为，所有的村庄都应该是长生不老的。可是我看着它渐渐不在了，最初是人声在这里低落下去，接着是牲畜开始稀疏，最后是草爬满了老屋的许多角落。在屋里盛开的草，丧失了平原上的芬芳，因为此时的它已是荒草。

    ⑧村子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沉睡中死去，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最得体最幸福的死法，不用劳烦子女们奔波，不用拖着疲弱之躯苦等油尽灯枯。村庄又少了一个人，村上的草又多了一棵或一丛。老人们总说自己的命和草一样贱，到头来只有草可以做最后的陪伴，在灵魂没入土地的时候，一生的凄苦都化作了来年坟上青葱的草叶。

    ⑨草是有来生的，无论死得多么难看，春风一点染，它就又是芳草了。村庄和村庄上的人们没有来生，一旦离去，永不回头。

（选自《福建文学》2011年第1期，有删节）

时间的隐喻

傅菲

    ①怀玉山脉勒住了缰绳，东奔的烈马停了下来。群山如一锅沸水，暂时不再潽射，水花凝结成了低矮的山冈。龙门山像一把圈椅，新叶村偃卧其中。

    ②在新叶村，我有长久的恍惚；夏日蒸腾般的晕眩、古老巷弄幽深的迷失、池塘倒映出来的幻觉、旧年屋舍散发的阴凉、溪流时断时续的亘古之声、灼日下荷花盛开的夺目光晕——午间酣睡在走廊里的老人，晒在竹圆匾里焦红的辣椒，失去水色又略微卷曲的君子竹叶，剥落了石片的碾盘，千年的水井浮起今晚的淡淡月色——群山在望，苍鹭在茂密的灌木林栖落，指甲花映在门前的空院。

    ③新叶古村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叶氏先祖叶坤从寿昌湖岑畈入赘娘舅夏氏家，繁衍至今，已三十余代。夏氏人丁不旺，被迫外迁，而叶氏根深叶茂，开枝散叶。

    ④桃树茂密之处，即村舍。村舍依半扇形围拢成村落，村落中央有池塘，塘叫南塘，像一块长满了绿锈的铜镜。石砌的塘堤爬上了苔藓。塘口有一片葱油的蔬菜地。水生万物，千年不息。翘起的瓦檐，粉白斑驳的砖墙，窄小的房门，高大的池杉，闲散的人影，它们一并收入南塘，像是沉落水底，又像是浮出波面。南塘成了近似谜语的象征物，宋朝理学家金仁山在规划叶村时，以“山起西北，水聚东南”的格局，开挖了南塘。塘一般用于聚水灌溉，洗衣洗菜。可一座八百年的池塘，更像一座时间的钟塔。它会照见什么呢？年年日日，人在池塘的水影里更替，池边的人最终随星辰落入塘里，钟声会虚化，消失在风里。池塘边站久了，眼球里浮现各色人物，说不清楚他们是谁。他们从不可知之处，来到南塘边，握手相逢，拥抱告别。

    ⑤人工通浚的两条溪流，注入南塘，溪流即是村界，叶氏居于溪内，巷弄沿小溪而建，石板道逼仄幽深。一个人在巷弄走，跫然，每一个脚步声，都是孤独的，仿佛在说：过客，过客。我也是一个人走，脚步轻缓。灰白的房墙有粉屑剥落，露出黑色的老青砖。每一堵墙，斜斜看上去，像被洇湿而后晒干了的纸画，画是写意的山水画，疏淡，空蒙，留白有余。画中不见人影，也不见村舍和田园，只有点点的山影树影，和晚秋的肃穆。巷弄九曲，让我觉得巷弄如干涸的河床，人如无水之舟。交错的巷弄，似乎是一个迷宫，站在巷口，往里望，墙垣劈立，低缓的石板台阶形成的斜坡面，与悠长狭窄的深度，构成了乡人回忆中不可遗忘的角落。

    ⑥在巷弄的尽头，有酒家，屋檐下的纸灯笼，暂时把灯光暗藏在灯芯里、酒是五加皮酒，自家酿的，封在土陶酒缸里，封酒缸口的红布，绷紧，使我深信：这不是酒缸，而是一面鼓。蹦蹦蹦，鼓声雷动，可惜我们听不到——鼓声寂灭在天井的雨滴里（曾经的，将来的）。一株种在石臼里的吊兰，叶厚肥阔，始终不开花。叶村家家户户均自酿五加皮酒，而酒家只有一处。悠闲的人，寂寞的人，劳顿的人，焦心的人，坐在木桌旁，喝一碗，一切烟消散，了悟：人间终究是人间，活着就是做人间的人，说人间的话，干人间的事。

    ⑦叶村多老祠堂、老祖屋、老戏台、老巷弄。它们是叶氏血脉的见证，也是时间顺流而下携带的内含物。让我流连的，是双美堂。这是一栋老民居，有前房、倒房、前花园、后花园，属于徽派建筑。前花园有百年罗汉松和青石水池，天井四根柱子分别是柏树、梓木、桐木、椿木，寓意百子同春，墙上有鹿鹤壁画，后花园有鱼池和吊桥。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有情调的大户之家。

    ⑧晌午，烈日白炽。几个小孩坐在巷弄石阶上，舔舐棒冰。棒冰的水渍淌在他们的手掌上，淌在他们的衣服上。棒冰在溶解。枣树上，压翻了枣子。麻红色的枣子，引来乌鸫啄食，南塘如一块砚台，静默地搁置在叶村这件方桌上。龙门山逶迤，山冈毗连山冈。在群山的起伏里，我四顾茫然。我望望叶村，对时间充满了无比的敬畏。时间是最大的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力，毁灭一切，淹没一切。在叶村，我看到了时间遗存下来的踪迹。这些踪迹，是人间不会消散的体温。

凝固的《史记》

徐剑

    大先生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那天，他精神出奇的好，突然撑起羸弱之躯，从病榻上坐起身来，对许广平道：“研墨，我要写信。”

    许广平且喜且忧，说：“先生，还是我来代笔吧。”

    “此信岂可代笔，”大先生摇了摇头，“这是写给静农兄的。”

    何等要事，竟烦大先生病中亲笔？许广平连忙扶先生下床，至书案前，连忙研墨，铺好信笺，惟见大先生落座后挥毫，留下数行力透纸背的鲁体：“南阳画像，倘能得一全份，极望……”

    许广平看后，心中泛起一阵酸楚。此距大先生去世，仅两个月。

    鲁迅何以对南阳汉画情有独钟？我暗自忖度，大先生执拗于斯，决不仅仅是为中国版画谋寻出路，而是重返民族精神源头，寻找一种化繁为简、大拙至美的哲学之境，一股奇崛粗犷、野性灵动的上古气象，一扫文坛萎顿、低迷之风。

    大风起兮，汉魂何在？我们迷失于何处？

    其实，对于汉画的概念与形式，我并不陌生，且被浸淫多年。我创作室有一画师，弃传统勾线之法，挥笔泼墨于宣纸之上，如云，如雾，如潮，如泉，漫漶而不失控，墨浓却有层次，似汉非汉，似唐非唐。我常入其画室，观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但并不妨碍彼在书画市场上大行其道，其亦以中国新汉画开山之人自许，大师性格显露，脾气见长。

    也是这样八十年代的仲夏，吴冠中背着画箧，心事重重，走下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殿，竟无一点留恋。蓦然回首，身后大佛仍是那张并不生动的脸，佛眸半睁，千年一笑，却笑不出一丝一靥的灿烂与大唐气象。吴冠中很失望。身临伊水，遥望秦地，彼不禁想起儿时背过的《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年近六旬的吴冠中正在寻求艺术之旅的盛年变法，可是他寻找了半个多世纪，艺术女神在何处？

    “先生不妨去南阳看看。”龙门石窟博物馆馆长温玉成见吴冠中神情沮丧，建言道。

    “卧龙岗？去看诸葛孔明隆中对？”生性孤高的吴冠中多少有点不屑。

    “南阳有一个中国最早的汉画馆，建于三十年代。堪称汉王朝艺术集大成者，二千多尊石像，非常值得一看。”

    “哦，”吴冠中沉吟着，“在北京有所风闻，有的拓片亦见过，那就走一趟吧。”

    吴冠中背上画箧，登上了洛阳开往南阳的长途班车。

    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大师走进南阳盆地，走进汉画馆，亦步入自己的涅槃之旅。

    “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吴冠中流连忘返，击节感叹。南阳汉画馆果然平地吹来一股凌厉的汉风，其艺术魂魄太博大了：既有力拔山河气盖世兮的力量之美、野性之美，更有一种删繁就简、大巧若拙的线条之美，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人物世相百态，飞鸟禽兽，栩栩如生。

    吴冠中支起画架，就着汉画馆里并不透亮的灯光，如痴如醉地临摹起来。

    乙未年仲夏，前度徐郎今又来。不得不承认，面对汉画像石垒成的大门时，二十年间，从同事积累得来的汉画知识储备，都在那一刻，被彻底颠覆了。大风起兮，一股艺术汉风扑面而来：左门柱上之青龙，右门柱上的白虎，上阙衔着辅首门环的朱雀，仿佛于瞬间御风而起，直上云间，仰天长啸，或藏雷纳电，或云谲波诡，或惊天动地。

    我可以想见鲁迅第一次翻阅南阳汉画拓片时的惊讶神情，我也毫不怀疑吴冠中第一次面对石像涌动于心的巨澜。汉代南阳的帝王将相、汉儒先贤、达官显贵、缵缨之族，用永不风化腐烂的青石，留住了生前骄奢淫逸、繁华一梦、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不朽与记忆。

    而制作者却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民间大工匠，一钎一锤一钻一刻，与太史公一点一划一字一句，异曲同工，风流趋同，而且更有世俗味，烟火气。石像上的故事、人物，仿佛就是凝固的《史记》，不著一字，却尽占风骚。

    西门豹除巫治邺、二桃杀三士、梁女传、鸿门宴等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人物，端详之际，依旧有温度，呼之欲出。然而，南阳汉画馆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些有人间烟火气的石雕像，捕鱼、狩猎、田猎、弋射，舞百乐戏、斗鸡、讲学、丧葬出行，以及跳丸吐火、长袖舞、倒立、乐舞、踏鼓舞等，简直就是一部大汉王朝的民俗百科全书，在领略汉代简约粗犷艺术之美时，其服式民俗风情皆巨献于前。

    许多年后，吴冠中仍念念不忘南阳之行：“汉画馆的欢乐让我忘记了龙门的怅惘。”他对这股汉风对自己艺术之旅的冼尘、洗心，感慨万千。吴冠中伫立于东西方艺术的巅峰上，最终蜕变化蝶，南阳汉画馆的轨迹清晰可观。我的同事，自恋为新汉画大家，却反其道行之，终不得开悟。而大先生一生吸吮的是南阳汉画的奇崛与力量，临终之时，摆放在他枕边的竟是那位勇士斗牛伏虎的拓片，他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猛士。

    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仿佛看到大先生踽踽独行在莽原上，俯瞰乾坤，睥睨凡尘，大声喊道：“谁配做我的敌人？！”

（选自《2016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有删改）

材料一：

       利用水的浮力及河水的流动发展交通运输，是人类早期文明成果之一。中国河运历史悠久，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船用木桨，说明当时先民们已经有了舟楫交通工具。然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不利于南北水路交通。于是，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开凿运河，以沟通原来互不连通的水道，尤其是加强南北方向的联系。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路线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之一。它是古代中国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结果。几千里长的运河要通过海拔高程不同的许多地区，纵向沟通长江、淮河、黄河等洪流巨川。在两千多年的挖掘、修建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大胆冲破中国东西水系这个自然地理的限制，解决了开辟水源、保持水量、改造地形和克服洪水泥沙之害等四大难题，而且创造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工程设施。其中以船闸、滚水坝和水柜等最为著名。大运河卓越运能的实现，集中展示了古代中华文明在土地测量、河道建筑、水利水运等工程领域的科学成就、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有必要建立在兼顾国内不同经济文化成分的地方，汉唐长安和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就是如此。然而，这就容易造成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空间上的距离。况且，大一统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又使得首都生活的经济供应极为繁重，因而不得不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运力。我们看到，早期运河就是因漕运发展起来的，即利用水运把四方贡赋运往京师或把粮草运往军事重镇。帝国传统甚至使分立时期的中原王朝如五代赵宋也尽可能立国都于漕渠枢纽之地，所谓“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以河为依”。因此，国都移动，运河水道也随之移动，运河实际成了国都乃至王朝国家的经济命脉。

       运河还有利于发展交通，加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早期邗沟、黄沟的开通首次将江、淮地区同中原、黄河流域联系起来，再由吴古故水道、百尺渎等把长江和钱塘江流域连接起来，这就大大便利了当时中国东部的南北交通。交通运输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对发展和巩固全国的政治统一发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早期运河网络在秦汉帝国的作用。隋统一后更建成了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西起京师长安，北通涿郡，南达余杭，全长五千余里。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对隋唐时代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于是在一些世族豪门的鼓动下，开皇十年（590）冬，“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叛乱平定之后，隋朝停止了在江南激进的经济、文化政策，并以晋王杨广为扬州大总管镇江都。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他驻守江都十年，推行文化怀柔政策并取得很大成就，这很可能就是他即位后积极开凿运河并乘龙舟三下江都的主要动因。隋仅二世，但大乱并不始于亡陈，这就很说明问题。而唐朝之所以在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俨然敌国的情况下还能再延续一百五十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运河转运的东南财赋支持。唐中后期所谓平藩镇的活动，例如宪宗平淮西、武宗平泽潞，主要也是为了打通和保证东南财路。

（摘编自袁行霑《大运河的开通及其意义》）

材料二：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年）颁布的。《隋书》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万以上的劳工。《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610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粮仓成了隋末夺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此时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但中国的历史著作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又造龙舟凤䑽，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勝，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述：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涌。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做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无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摘编自[英]崔瑞德《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杨品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