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内心与渔樵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经历了人生中的最黑暗时期。但是，也正是人生中的这一次遭遇，让苏轼更加接近真实的社会，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这一时期的苏轼，仿佛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自己所伤怀的功业无成，其实是因为建功无门。此外，苏轼的黄州生活经历，除了与黄州一带名士山川之间深得心意的交游，甚至还曾躬耕于黄州东坡，可能确实过了一段“渔樵”生活。他那兼有自谑、自得意味的自号“东坡居士”据说也即由此而来。由此看来，被贬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时时出现的“主”“客”，既是文学体式的一种标志，其实也是苏轼自觉省视个人命运的心理反应。应该说，被贬黄州同时成就了苏轼的文学高度和哲学高度。                  

（取材于肖亦若《被贬黄州的苏东坡》，有删改）

如何理解苏轼内心的“渔樵”观？结合《漫话“渔樵”》以及链接文字，简要谈谈你的认识。

越来越接近精神的天空

李汉荣

         人，在人群里行走寻找他的道路，在人群里说话寻找他的回声，在人群里投资寻找他的利润，在人群里微笑寻找回应的表情。生而为人，我们不可能拒绝人群，虽然，喧嚣膨胀的人群有时是那么令人窒息，让人沉闷，但我们终不能一转身彻底离开人群。 

         人群是欲望的集结，是欲望的洪流。一个人置身于人群里，他内心里涌动的不可能不是欲望，他不可能不思考他在人群里的角色、位置、分量和份额。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化验自己的灵魂，会发现置身人群的时候，灵魂的透明度较低，精神含量较低，而欲望的成分较高，征服的冲动较高。一颗神性的灵魂，超越的灵魂，丰富而高远的灵魂，不大容易在人群里挤压、发酵出来。在人群里能挤兑出聪明和狡猾，很难提炼出真正的智慧。我们会发现，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多的是小聪明，绝少大智慧。在人群之外，我们还需要一种高度，一种空旷，一种庄静，去与天地对话，与万物对话，与永恒对话。伟大的灵魂、伟大的精神创造就是这样产生的。孔子独对大河而感叹时间的不可挽留：“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神游天外寻找精神的自由飞翔方式；佛静坐菩提树下证悟宇宙人生之般若智慧；法国大哲帕斯卡尔于寂静旷野发出哲人浩叹：“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他不羁的诗魂飞越无限，把多半条银河引入人间，灌溉了多少代人的浪漫情怀；爱因斯坦把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科学探究和哲学思考的对象，他认为人的最大成就和最高境界不过是通过对真理的求索，获得与宇宙对称的灵魂，由此，人变得辽阔而谦卑，对这个无限地存在着也永恒地包裹我们的伟大宇宙献上发自内心的敬意……正是这些似乎远离人群的人，为人群带来了太丰盛的精神礼物，在人群之上利益之外追寻被人群遗忘了的终极命题，带着人群的全部困惑和痛苦而走出人群，去与天空商量，与更高的存在商量，与横卧在远方也横卧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绝对”商量，然后将思想的星光带给人群，带进生存的夜晚。 

         为此我建议哲学家或诗人不该有什么“单位”，在“单位”里、在沙发上制作的思想，多半只有单位那么大的体积和分量，没有普世价值。把存在、把时间、把宇宙作为我们的单位吧，去热爱、去痛苦、去思想吧。 

       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我也不愿总是泡在低处的池塘里，数着几张钱消费上帝给我的有限时光。我需要登高，需要望远，我需要面对整个天空作一次灵魂的深呼吸，我需要从精神的高处带回一些白云，擦拭我琐碎而陈旧的生活，擦拭缺少光泽的内心。 

我正在攀登我的南山。目光和灵魂正渐渐变得清澈、宽广，绿色越来越多，白云越来越多，我正在靠近伟大的天空…… 

[注]这是作者《南山》系列散文中的一篇，南山位于作者故乡。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塞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塞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的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都交给了梅塞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塞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其时，梅塞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末了东赊西借，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手拉手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当他们行至某个街角，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清晨，马尔克斯夫妇在一家咖啡馆用早餐。坐在临街的位置上，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朝外面张望，突然，他看到一位家庭妇女的菜篮里居然明晃晃地摆着一本《百年孤独》。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指着那人的篮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梅塞德斯顺着他的手指，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百年孤独》。顿时，夫妻俩热泪盈眶。他们明白，《百年孤独》是一本单纯的文学作品，它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为生命。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每天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出版商，甚至还有好心的读者。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有人甚至寄给他求爱信，弄得他哭笑不得。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为某一难以推诿的事由而被迫中断当天的工作或者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卡了壳”，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上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对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地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既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国家道义的雄心壮志。

（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3.6-2014.4.17），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

赵忠贤：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邱晨辉

    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之前，75岁的赵忠贤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头发花白，操着一口东北口音。他难得盛装一次，缓步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在当天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公报和传遍大街小巷的报道里，围绕这个老头的却是诸多的光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等。

    他却反复强调：“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

    1959年，赵忠贤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学专业录取，1964年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赵忠贤刚开始的确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对象是超导。这时，我国的超导研究才刚起步，寻找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1973年，经周总理批示，一批年轻学生和学者被派往国外学习， 赵忠贤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接触到了世界超导研究最前沿。1975年回国后，赵忠贤提出要“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1987 年2月，赵忠贤及合作者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推动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热潮。就在这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柏德诺兹指出：“赵教授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是举世瞩目的，感谢他们为世界科技的发展和超导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忠贤等人的工作大大提升了中国物理学界的国际地位。1987年，赵忠贤作为五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这也标志着中国物理学家走上了世界高温超导研究的舞台。从那天开始，赵忠贤这3个字，不再普通。他被称作“北京的赵”，开始出现在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乃至大众媒体上。

    赵忠贤后来回忆，面对几千人参加的年会作演讲，他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这让他感到光荣与骄傲。但回到家，赶上蜂窝煤没了，他便脱下西装，蹬上板车载着儿子去买煤。这样的形象反差，真实地发生在这位“北京的赵”身上。他说，“是有点反差，但生活里，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那一年的超导成果，获得了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但这位“普通人”并没有因此止步于此。他继续坐冷板凳，一坐，又是20多年。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创造了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

    2014年年初，赵忠贤凭借这一成果，带领团队再次问鼎象征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3年。

    有人对赵忠贤说，一生能有一次机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已是终身荣幸，你居然拿了两次。

    赵忠贤说：做研究时，从来没想到过会拿奖。之所以去做，只是喜欢。

    面对媒体的聚焦，这位普通的老头坦率而诚挚：“人活着要吃饭，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我恰巧很幸运。”

    50多年前，当那个年轻的赵忠贤孤身一人背起行囊来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的超导研究还刚刚起步，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

    今天，这位带领着团队突破超导研究禁区的东北汉子，已过古稀之年。身边已经凝聚了一支世界领先的中国高温超导研究队伍，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也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

    这位“北京的赵”喜欢挑战：不光去滑雪，他还玩过漂流。

    就像做科学研究。他说，其快乐恰恰在于，那些新问题带来的挑战。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口袋里装着许多把钥匙，同时还在不断制造新的钥匙，而其中只有一把能够开启科学之门。他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懈努力，制造、修改每一把钥匙，直到打开这扇大门。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北平陷落

老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剃头匠孙七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盅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我孙七的厉害！”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地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文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造。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赶到不得已得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今天，瑞宣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地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瑞全小声地说：“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长波

陆颖墨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长波台刚要开工建设，援建的苏联专家就撤回国了。之前，刚组建的人民海军潜艇是依靠苏联的长波台，所以说，不管多艰难，中国人也要把自己的长波台建起来。海军迅速抽调力量组建了一个指挥部，一时，荒凉的海滩热闹起来，除了两个工兵团，还来了大批的知识分子，都是全海军挑出的宝贝疙瘩。当时大家奇怪的只是，上级派来的一把手霍总却是一位只在长征路上才开始识字的大老粗。

    霍总在战争年代的传奇故事很多，如过草地时，他七天七夜不吃饭，居然没有饿得晕倒，出了草地，还能马上投入战斗，空腹空手夺来两支步枪；再比如，百团大战中，他能单身爬入炮楼，用一颗土制手榴弹让七个鬼子都举了双手……

    刚来那几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仰视着霍总，他在指挥部的地位也无人可比。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霍总的文化水平，最明显的标志是经常说错别字。知识分子的嘴巴比一般的军人要活跃，渐渐议论就多了，霍总这样的文化水平能不能当好这个总指挥，确实叫好多人捏把汗。

    开工誓师大会是在海边的一片沙滩上举行的，两千多名官兵都坐着小马扎，黑压压的一片。大会开始前，全场起立，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大家唱得都很豪迈，也很激动。指挥部参谋长宣布开会后，霍总开始讲话。他一张嘴，就让全场振奋起来。台下的人都挺身坐得笔直，好像长高了一截。

    他说：“现在有人坑我们一把，只有靠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完不成任务，全国人民就会睡不着觉。我们能让人民睡不着觉吗？”说着站起来用右臂猛地一挥。

    台下传来了雷鸣般的吼声“不能”！一时间，整个海滩让一股豪迈之气震撼，仿佛潮水也退了一大截。这时，霍总又是人们传说中的霍总了。他喝口水，坐下来，拿出准备好的稿子，开始部署任务。

    他刚念到第二节，就出了个错别字。当时全场还沉浸在豪迈的气氛里，没有什么反应。等他念到那些专业名词时，那些知识分子竖起耳朵，拿着笔记本用心记录时，出错的频率一下子增多了，有时一句话中会念错两三个字。

    台下出现了嗡嗡的议论声。霍总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疑惑地停下来，看了看台下。由于他的目光，台下暂时又安静了。可他刚开口念了一会儿，又嗡嗡地议论起来。他忽然觉察到什么，右手翻开下页时，翻了两次才翻过去。但他还是稳得住，清清嗓子又接着念了下去。下面记笔记的由于许多次听不明白，只好停下手中的笔，一个个满脸迷茫。突然，他再一次念到了“频率”俩字，念的是“步卒”，终于有人听明白了，前排有个调皮的开发了艺术细胞，说了句“我们不是步兵是海军”，周边上的几个人忍不住“哧哧”笑了起来。霍总自然听到了，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他是个直性子，突然把手中稿子朝前面用力一摔，大声说“写的什么破玩意儿，没法念”。全场惊呆了。

    稿子散了一地，让风吹得满地跑。主持会议的参谋长带着几个兵费了好大的劲，才一张张捉了回来。参谋长满头大汗地把稿子理好，用目光请示霍总。这时的霍总喘着粗气谁也不理，用手撑着脑门，满脸涨得通红。参谋长咳了一下，对台下说：“我先做个自我批评。这稿子是我带人准备的，昨天晚上搞得匆忙了些。字体比较潦草，笔误也比较多。霍总年龄大了，眼睛老花，念起来不方便。现在由我来替首长念完。”然后，参谋长就念了起来。霍总还是保持那个姿势，一直到参谋长念完。参谋长收起稿子，请示霍总：“是不是散会？”霍总看了他一眼，突然说：“我说几句，刚才参谋长有几句话讲得不对。”参谋长一下子紧张了，在场的人也都紧张了。霍总从参谋长面前把稿子又拿过去，然后面对台下举起来：“哪有什么笔误？哪有什么潦草？大家都看看，这稿子写得很好，字体也很工整。”

    霍总缓了口气：“同样的稿子，为什么我念不下去，而参谋长念得好好的呢？你们说。”这时候，自然没有人会站起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他说：“很简单，就因为参谋长上过高中，有文化；而我小学都没上过，没文化。这下好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了吧。”他停了一下，又说，“在座的，文化程度有高的，也有低的。我想啊，这长波台咱中国人没搞过，文化程度不论高低，都要拿镜子照自己身上的不足。低的自然要学。为了让别人不笑话我们，为了让人民能睡得着觉，高的也要学。从今天开始，我带头学，因为你们的文化都比我高，都是我的老师。”

    全场起立，自发地响起了雷鸣般掌声。

（选自《海军往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