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之痛

——悼念钱钟书先生

黄永玉

    钟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①有了交往。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②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罢？”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锺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城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槃”的寓意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槃’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样。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不为他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能清鲜空气，调节水土。摧残森林，图一时之快的教训太严峻了。我写了首诗悼念钱先生，并问候季康夫人。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夜于香港山之半居

（选自《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有删改）

【注】①季康夫人：即钱钟书的妻子杨绛。②周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对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记傅雷

杨绛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有一次，几个客人在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傅雷翻译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本文有删改）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相关链接】①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译著有《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恋爱与牺牲》《人生五大问题》《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3日晨含冤自杀身亡。1979年4月，得以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②（他人对傅雷的评价）朱梅馥：“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傅聪：“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画家黄苗子：“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③“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傅雷家书》

百年锐思周有光：老藤椅，慢慢摇

王道

    2013年1月23日，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后拐棒胡同的周有光先生的书房。周有光先生刚过108岁生日不久。书房不大，墙旧旧的，书橱也小。令我意外和惊喜的是周老的精神。原以为茶寿的老人，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说话不清楚了，但周老神智清晰，双目有神，安坐在略显逼仄的书屋里，接待着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

    周老是语言学家，每次与他交谈，他的话题都离不开自己的专业。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推广普通话就成为必然。“1956年，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陈毅当主任，我是成员。别人笑话说，你们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还推广。但话不能这么讲，因为先要有标准，才能学好普通话。”周老说。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周老遭遇几次病患，几次住院治疗，甚至出现过“病危”，但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用老依旧很精神，思路清晰，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说，很有条理。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先生告诉我，我的身体不太好，但人都是要死的。说这时他一脸的平静，好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可谓看淡生死。

    保姆小田说：奶奶（张允和）在的时候，他们经常晚上一起吃点东西，喝杯牛奶，说说话；上午和下午都会喝一杯红茶或咖啡，还互相碰杯。这就是所谓的“举杯齐眉”吧。奶奶走后有半年爷爷心里很不痛快，半年后他开始恢复，但生活方式简单多了。

    2014年冬，周有光的好友、妻弟张寰和在苏州去世，这个消息瞒着周有光。稍后我去拜访周老时，周老向我问起，他学着保姆的叫法说：“五舅妈（周孝华）好吗？五舅舅（张寰和）好吗？”我只得回答说：“好，都好。”

    2015年夏，周有光的妻妹张充和在美国去世。张充和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红娘”。当年在他们的婚礼上，张充和高兴地唱起昆曲《西厢记》。周老至今不知道张充和去世的消息。

    但是一个更意外的消息牵动了周老的心。当时尽管他还在医院，但隐约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儿子晓平已经好多天没来陪他了。周晓平于2015年1月22日去世，享年82岁。此前几天，他还在父亲周有光的110周岁生日会上忙碌着。

    很多拜访过周有光先生的人都知道周晓平，他儒雅。温和，热情，负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周有光与张允和育有一儿一女，即晓平、小禾。抗战时期，小禾随父母到重庆居住，突患疾病夭亡，成为周有光夫妇的人生之痛。不久，晓平又被流弹击中，幸亏美军医院及时为其手术，才得以生还。

    在周有光先生108岁生日时，晓平说：“这段时间记者写文章，说我爸抗战时中了流弹捡回一条命，其实是我中了流弹，搞错了。”说起往事，晓平一脸轻松，父母身上宽容的基因，传承到他身上。

    说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晓平说：“父亲从不硬性规定我读什么书，各种书都可以看，四大名著要看，而且要看懂，还要看各国的名著。”周有光不太喜欢收集字画，他说艺术虽然很重要，但过多地沉溺其中不值得。他认为读书一定要读真正能够获得知识的书。或许正是这样无意的引导，让晓平走上了科学之路。晓平说：“父亲晚年生活中我陪伴他的时间较多，不知不觉中我和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我妈说我们是‘多年父子表兄弟’。”

    在拜访周老的那天，我去见了沈从文的长子龙朱，龙朱是代表家属去接周老出院的。晓平去世的事龙朱当时很为难，但最后还是决定告诉周老。当着一众小辈的面，龙朱介绍了晓平的病情和住院情况，希望尽可能以一种老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说明晓平的离世。没想到周老很平静，似乎他心里早已知道，但是在得知儿子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独处时，他还是黯然神伤。

    犹记得较早那次拜见周老前，我预先打印了关于合肥张家纪事一书的两个预选书名，请周老定夺。先生手持放大镜仔细地看，然后慢慢斟酌。周老为我题字“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可从中国看世界”，书名定下，他还为我的书题写书名《流动的斯文》。

    从“斯文”说到孔孟之道，晚年的周有光先生主张儒学的现代化。他认为，儒学的历史任务是维护帝王政权，建设稳定而繁荣的封建社会，在两千多年中做出了伟大的成绩。儒学不仅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儒学中有跨越时代的至理，“孔子、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许多高明的说法，非常了不起。”他说。

    2013年9月又去拜访周有光先生，我特地带了一段视频，录的是张寰和先生对周有光先生的问候。当时周老饶有兴趣地看着平板电脑，还用手触模了下屏幕，接着像是报告新闻般介绍，上个周末这个东西卖了六十万台，不得了哩。我吓了一跳，因为这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周老随看随记随用，对新鲜事物时刻关注，真是“闻道”到家了。

    犹记得周有光先生对我名字的解读：“你的名字好啊，王道，中国儒家讲究王道，不搞霸道那一套！”

    2015年7月29日我去拜访周老，见他脸色渐渐红润，精神正在恢复，不禁欣然。保姆的一句提醒更让我惊喜——他的头上长出了一些黑发，有些白发正在消退。我跟先生开玩笑说这是“返老还童”，对先生说的关于“人的死亡与否”等话，我说他是“童言无忌”，先生哈哈大笑，像个可爱的孩子。

相关链接：因为写作关于合肥张家纪事的书，作者多次采访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最近一次是2015年7月29日。2015年，周老已110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口齿清晰。周老对自己住院治疗并不忌讳，他侃侃而谈，有种“视死如归”的平静和坦然，周老的豁达和开朗，促使作者动笔，还原这位可亲可爱、渊博睿智的人瑞学者。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沦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淦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于是之

陈丹青

    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算没拆，模样，也还大致没变。前年去看了场话剧《阮玲玉》，出台的都是目下演剧界的新腕儿，倒也演得卖力。但是不好。也说不上哪儿不好——所以更不见佳。一句话：话剧腔。这才想到二十年前看《茶馆》。我连着三夜看了三场，那后两回的戏票全是我站在台阶沿愣靠等退票等来的。

    ②头场其实是看昏了，此后两天丧魂落魄，天黑了就往人艺小广场人堆里扎，词儿是早学顺溜了：富裕票！有富裕票没有？得，头排中座。仰头看，蓝天野郑榕于是之这几位爷在聚光灯下连耳梢脖梗的细皱纹都叫我瞧得清清楚楚。临了“王掌柜”撒纸圈儿，还有那么几片掠到我脸上身上，触电似的。谢幕时众演员离我那叫近的，真想蹿上去抓一把，可于是之一脸的不动声色，俩手软软地虚拍拍，鞠躬到地，台底下那可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年后《茶馆》告别演出，据说谢幕时二楼有位小姑娘冲着台上大叫：永别啦，王掌柜！

    ③是了。别说“永别”演出，二十年前那三天热昏，我就老在想，得赶紧看，以后这帮老将退了，就看不到这阵势了。怎么办呢，我年轻，年轻人心里被一件事给烧的，就非得有所举动，我就给于是之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则我记得很短：于老师，您好，我连看三场《茶馆》，太棒了！你们这代活宝（我真用了“活宝”这俩字）要是不演了，就再没得好戏看！那时的市内邮票四分钱一枚。信寄出，我睡踏实了。只是往后好些天走进走出的，我总有意无意松开臂肘，手掌略略向外虚张着，虚晃着，学那“王掌柜”茶座间走动照应的小动作：人忙惯了，就是那架势，江南上了岁数的勤快跑堂也一样，嘿，到了舞台上给于是之这么不起眼地撩几下子，绝了！

    ④几天后，于老先生的回信居然搁在门房口。我没要他回信的意思呀，大概是看在美院的信封吧。字迹清秀老实，纸是那种练习本子扯下来的，写满一张。我飞快读过，却有点失望：他说，他的表演离焦菊隐导演的要求，离老舍同志的剧本，都还差得远，还要努力云。大师回信，大师谦逊，诚然感动，但这和开会发言“创作谈”的老套有啥两样？我以为在他信中会看到他那右手晃晃撩撩的意思的。

    ⑤开春，于是之竟给杨先让先生请来美院开讲座，我又看见他了！那天于先生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话说，也有点儿失望。好像是怎样的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怎样要紧。他真的以为自己的表演对不住老前辈么？他真的以为体验了“生活”他才能演成那样儿么？看来是真的谦逊，真的相信。可是别人为什么不如他？“文革”中，我看过批判赵丹的资料，赵丹大大咧咧说：体验生活？我演工像工，演农像农！我可没当过工人和农民！——于先生开过茶馆当过掌柜么？他见是一定见过，可是当年泡茶馆的爷们儿多的是，他演来出神入化，因为他是“于是之”！我连看三场凭什么？还不是冲着他！

    ⑥翌年我出国去。读到一篇于是之写的短稿，心中大喜，真是说得好。他说，他每次出台前就对自己念叨着：往坏里演吧，往坏里演。豁出去，反而演好了。又说王掌柜决定寻死刻意安顿家人的第三幕，导演要求送别鞠躬后要有眼泪流下来，所以每次王掌柜流下泪来那一瞬，于是之就在心里暗自嘀咕：得，这回没演砸，这回没演砸。

    ⑦他终于说了出来：那才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在舞台上“体验”的是他自己，对得住他的戏。在台下，他像大部分那几代艺术家，诚心诚意，自然而然活在同一的思路话语中，“体验”着，“生活”着。可是上得戏台，他就分明晓得“往坏里演”，一边流泪，一边庆幸“没演砸”——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他其实既不是老舍笔下的王掌柜，也不是焦导演旗下的好演员，他是谁呢？在台上，他谁也不是，就是他于是之。

（选自《多余的素材，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