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的幽默

    马克·吐温，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是美国的幽默大师，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马克·吐温是一位划时代的作家，他终结了新英格兰作家对美国文坛的统治，使美国文学真正摆脱了附庸地位。虽然他的财富不多，却无损他的高超幽默、机智与名气。当然，马克·吐温也说过：“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经久的。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和花絮，我老是训诫人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坚持30年。”海伦·凯勒曾言：“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赋予其智慧，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

    马克·吐温的笔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魅力，能驾驭巧妙的语言，把粗俗的市井生活变得意味隽永，耐人咀嚼。他在成名作《卡县名蛙》中展示了他透彻的洞察力，让人想到中国老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卡县名蛙》是一篇赌徒轶事，作品中小斗狗和跳蛙分别与当年美国两大党头面人物同名。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养过拿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都是这一类的玩艺儿，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着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一训；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待在后院里头教那只蛤蟆蹦高。果不其然，他把蛤蟆训出来了。……斯迈雷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卡县名蛙》)

    在《卡县名蛙》这样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吐温对人类性格的一种轻松乐观的职业兴趣。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心理从希望走向幻灭，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马克·吐温的作品变得沉重起来，笔触犀利无比。

    ……

    马克·吐温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其中决不缺乏一个智者的同情心。对于《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中那对良心未泯的老者，《三万元遗产》中那对“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夫妻，我们笑过之后，感到的是悲悯，而不是鄙视。在读者看来，马克·吐温的美国味道很足，幽默、滑稽、诙谐，夸张得要命，可又蛮真实的，有时还带点刺儿，因而男女老少都喜欢读。

    然而在美国，马克·吐温似乎有两个。

    马克·吐温是西部作家，他的创作素材都是在西部获得的。但美国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东部，西部作家的命运操在东部批评家手里。在东部批评家眼里，幽默家无异于滑稽演员，专长插科打诨，不能与当时的名家爱默生、朗费罗、霍尔姆斯等人并提。他们的文学趣味是斯文传统，斯文传统的绅士批评家怎么能赞成把流浪儿、黑奴当作主人公？行骗、宿怨、格斗怎能成为文学题材？赌咒、发誓、骂人话算什么文学语言？东部批评家可以欣赏马克·吐温的幽默才能，却不承认他有什么严肃的创作目的。

    转机出现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重要作品出版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黑奴孩子吉姆和白人孩子哈克在逃往“自由洲”途中所遇到的种种“意外”，描绘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贫困和凄凉，严厉地谴责了种族压迫的罪恶行径，劝告和教育美国人民，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黑人。马克·吐温通过创作实践认识到幽默的作用，并且懂得怎样在理论上保卫自己。他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作为有影响的批评家，豪威尔斯指出，马克·吐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幽默家，在于“笑话里含严肃的意味，这是他反复思考政治、社会可笑之处以后所采取的表达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完整地了解美国现实；马克·吐温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林肯。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亦诗亦哲方东美

    方东美，名珣（1899～1977），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方先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钟响了，方先生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务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钟书教授，1987 年访美经华盛顿时，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

    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说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对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对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亲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坝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

    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

     “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摘编自沈素珍《友情与诗情》）

相关链接

①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为着这个目的，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人类生命中的各种价值形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使之一一含章定位，共同统会于普遍生

命这一理想生命本体当中。“统会”使得方东美的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旁通统贯、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它能够从多面向、多角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辐射，远远超越了学派之限。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新儒家、新道家的身份争论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反映出他的思想面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方东美抛弃了对具体的感性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理法的分析，而是从全新的真善美价值定位切入，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理想化生存以及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

（摘自李春娟《方东美生命美学研究》）

②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摘自傅佩荣《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游侠李白

    李白的生命是由西域移植到大唐版图的。

    异域情调、漂泊情怀其实充满李白所有诗文。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醉酒的地方就是故乡。他由碎叶入蜀，由蜀入荆楚入山东，由山东又辐射到大唐各地，沸腾的血液使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住，他永远行走在漂泊的长路上，饮他的酒，洒他的泪，唱他的歌。“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诗人眼中的时间和宇宙——天地间只有逆旅和过客。诗人拒绝根的存在。这是彻底的漂泊情怀：把生命看做一场纯粹的漂泊，并这样实践着，在中国文化史是没有第二人的。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却不是他的偶像。他有时也说孔丘几句好话，那是他向往功名富贵了。在他眼里，游侠比皓首穷经的儒生光彩多了。“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意轻千金裘，顾向平原笔。吾亦坦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古风其十》只有鲁仲连这样的侠客才是可与之同调的朋友。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传说中他曾手刃数人。他二十几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维扬（今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都是此游侠行径。他与朋友吴指南游楚，吴不幸病死于洞庭，李白抚尸大哭。大约那时洞庭一带还是很荒凉的，老虎来了，李白坚守不动。老虎走了，他将朋友权且葬下，后又返回旧地，起出朋友骨殖，就着湖水洗将，背着这骨殖走了很远的路，为朋友重新选择了葬地。有这份超乎功利之上的痴情，就是一位真正的游侠了。即便闯进了朝廷，他那强横的乃至有无赖的游侠脾气也不会改的。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手调羹，他要求权贵尊重他，皇帝也应把他当朋友待才好。他不习惯仰视。他信任自己远胜过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一切足令权贵齿冷，令谦谦君子瞠目结舌。

    鲁仲连功成却拒绝平原君赏赐给他的富贵功名，因而取得了不仰视权贵，进而折服权贵的资格。李白大呼要功名，要富贵，要酒，要女人，要朋友，却仍然要求权贵与平交，不得小看他。这个李白呀，他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妄想！

    在喀什、若羌、阿勒泰、伊犁这些西域城市之间跋涉，每个地方的人文地理都给我有力的震撼，几十个世纪以来，这片广袤的大地为游牧民族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游牧者后裔的单纯与猛烈。昆仑山、天山、阿勒泰山，像横亘中亚细亚的三架竖琴，将咚咚的马蹄声传递到最遥远的地方。骑士们贲张的血脉不理会任何荒凉。成吉思汗的马队从塔尔马哈台从伊犁河从阿勒泰山掠向中原，将浩瀚的里海变成内陆湖。多么凶蛮单纯而强烈的节奏啊。这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大汗可真是大手笔啊。李白从另一个方向来了，大地高山冰川骏马胡姬，他为他精神的马队。他不在意中原已有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大笔横扫，狂飚突进，给大唐诗坛注入西域骑士的剽悍与纯粹，令所有骚人墨客为之一惊。沿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下子飞扬起来。

    游侠李白飒沓而来，他的双脚和诗生动了大唐山水。

杂交水稻之父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会议开始，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这时，屏幕上赫然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国际同行的推崇，确实使袁隆平感受到了心智与汗水的价值，以及来自光明正大的竞争对手的真诚友谊和温暖。想到国内学术界某些权威至今仍然把自己看作湘西泥巴地里滚出来的土老冒，把杂交水稻技术视为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袁隆平内心不由得黯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

    会后，袁隆平跟斯瓦米纳森博士开玩笑说：“您今天这样‘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贩卖’我，可真叫我有点措手不及呀。”“我就是特意要给您一个惊喜呀！”“可我1980年第一次应邀来合作研究时，您竟然给我定了个每月800美元的实习研究生工资！”袁隆平笑着说。那一次他曾向斯瓦米纳森提出严正抗议，准备拂袖而去。经斯瓦米纳森反复道歉，极力挽留，并把他重新定为特别研究员，每月工资提到1750美元，他才留了下来。

    “哈哈，您还记得那件事哪！说实话，那时候我们看您在国内地位也很低似的，这里给您待遇太高，反而使我们丢份。加上那时我们毕竟还没有亲眼见过成功的三系配套杂交水稻，所以给您定工资估计为您在国内的10倍，想来您该可以接受。没想到您还很有气派！而第二年我们就看到中国政府给您颁发了科技特等发明奖，而且您的伟大成果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所以我们后来一直为那件事感到惭愧。今天，也算是我们正式为您正名吧！”

    “哈哈，原来阁下您也曾亲自参与歧视我的‘勾当’啊！坦率地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经济利益的。可是，到了您这里，拿多少钱可就关系到中国科学家的尊严了，所以我一定要跟您‘斗争’到底啊。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这就像我们国际科技界的朋友们，实际都是同一阵地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也正因为在同一阵地上竞争，才有机会成为朋友啊！我和您一见面就 ‘打了一仗’，所以我们的友谊也将更加长久。是不是？”袁隆平说。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不仅有助于中国已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惠及全世界。为此，他被美国科学院选聘为外籍院士，院长西瑟罗纳先生介绍袁隆平当选的理由是：“袁隆平先生发明杂交水稻技术，为全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湖南郴州农民曹宏球说“邓小平送来了好政策，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他专门花钱雕了一尊汉白玉的袁隆平石像 供在家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些研究生学成后都选择留在外国工作。有人便跟袁隆平开玩笑说：“您老人家送出的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则认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要见识短浅。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的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庄志霞《袁隆平传》）

沈从文，他在痛苦中开花

    4月1日清晨，醒得太早。随手翻开一本书，是沈从文的书信集，其中有些是他生前没想到会发表的自呓般的文字。自1949年1月到8月，正是沈从文被人认为“精神失常”的一段岁月。他在妻子张兆和的信上乱圈点，内容大致为：我的痛苦这个世界上没人知晓；生活已经失去意义。

    那时他因郭沫若的一句“反动文人”的定论而否定自我，直觉自己的写作时代已经过去。精神压力巨大的他应梁思成与林徽因之邀住在他们清华园的家里，以疗养身心。许多真挚的朋友巴望他早日康复，他反复自语：没人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病。

    在呓语里，他说：“翠翠，你在一点零四的房间里酣睡，还在想着我吗？我死了也想着我吗？”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那个小说中“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的人，也是沈从文自己啊。原来，他一直未能忘怀少年的情怀——他在自传里，写下了一段孽缘：一个女孩趁着他的爱情正燃烧时，骗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令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而他将曾在自传中落笔的美好感情，嵌入了小说《边城》中。

    许多年后，他还挂念着她。而三三（张兆和的昵称）也排在翠翠的后面。我终于理解了他对张兆和的爱恋，有许多无法言述的情愫。其中有许多映照着对翠翠的憧憬：美丽、忠诚、纯真、微黑。而张兆和还多了翠翠所没有的大家闺秀的才气。沈张二人的恋爱，未必为对方完全懂得，却可恒久。因为他对自己的懂，因了她的纯粹高洁。

    幸好，他有她。那个虽然不太懂得他，却一直用自己温暖坚定的爱心去支持和抚慰他的妻子。后来他曾在家自杀，也幸亏担心着他的她匆匆从干校返回，及时发现而救了他一命。

    从此以后，沈从文开始了另一条命。他的痛苦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他丢掉了那支光彩夺目的文学之笔，开始托生为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我仔细读过其填补国内空白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注】与其他关于“瓶瓶罐罐”的文章，功力胜于如今的文物专家不知多少倍。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不论什么文物入了他的眼，所有的来龙去脉都清晰起来。许多人都震惊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以及渊博深厚的古文及古文物功底。他只是微微一笑，甚至对于“故宫解说员”的工作，也做得尽心尽责。在文物面前，讷于言的他，随时可口若悬河。

    他埋葬了文学世界里的沈从文，成就了文物专家沈从文。无法言说、无处排解的痛苦，开成了一朵朵奇葩。看到那些一丝不苟的文字，与之前的文学之笔截然不同，但也同样圆润、朴素、悠远，印着他个人的标记。只是，我依然会有流泪的冲动。有些人的有些转身，即便与世无争，即便毫无声响，即便当事人一直微笑，也让旁人难以释怀。

    在北京一个小巷里的一间斗室，沈从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文物研究。他美丽忠诚的妻子，每天给他送饭。有时，上顿的饭菜凉了，他还在不辞劳苦地涂抹写画。张兆和只能倚门无奈地一笑，不能理解这个人为了什么要如此自苦。她只能安慰自己，毕竟他已经“正常”了。

    这个世间只有一个沈从文，天分过人，外表温和，内心倔犟。当年郁达夫好心劝慰这个在小旅馆流着鼻血写文章、几近饿死的文学青年放弃文学之路时，年轻的沈从文带着湖南人的“一根筋”和走投无路的无奈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当鲁迅在报纸上痛斥他的时候，他保持了冷静与克制，仍不改文风；当郭沫若代表一种新环境全盘否定他的时候，他差点放弃了生命，但重新站起来时，更加骄傲——谁都知道，郭本人对于文物有着相当的造诣。后来，时为社科院领导者的郭沫若也不得不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撰写了序言。沈从文自始至终，没有说过郭的一句不是，哪怕1949年时自己都快被这个强势的人逼疯了。

    一个人面对挫折和痛苦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和成就。

    张兆和在沈从文逝后，轻声说道：斯人可贵。

【注】《中间古代服饰研究》：这部书以历史朝代为编排顺序，通过出土和传世文物的图像，并结合有机连续的174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了自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