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钟摆

    约翰和凯蒂结婚两年以来，从没分离过一晚上。他目瞪口呆地把字条读了又读。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起了波折，竟然使他不知所措了。

    她吃饭时经常穿着的那件红底黑点晨衣软绵绵无精打采地搭在椅背上。匆忙之中她把平日穿的衣服扔得东一件西一件的。一个装着她爱吃的黄油硬糖的小纸袋丢在那里，包扎绳松开着。一张日报铺在地板上，上面的火车时刻表被剪掉了，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就像一个张开的大嘴。屋子里每一样东西都表明一种缺损，表明灵魂和生命的离去。约翰·帕金斯站在没有生气的遗物中间，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哀伤。

    他着手收拾屋子，并尽可能布置得干净整洁。当他触摸到凯蒂的衣服时，他感到有一股恐惧之感悄悄袭上心头。他从来不曾想过，假如没有凯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她已经完全成为他生活的依恋，就像他呼吸的空气——时刻都不能缺少，但自己竟然一直没有察觉。现在，她没有预先通知就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她从来不曾存在似的。当然这持续不了几天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一两个星期，但这对于他来说，就仿佛是死亡之手已向他伸出，威胁着他宁静和谐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已是风雨飘摇。一个扁桃腺化脓的丈母娘把他的家庭守护神和家财统统赶到了九霄云外。约翰从冰箱里取出冷藏羊肉，煮了一些咖啡，孤零零地坐下来吃饭。这顿凄凉清冷的晚餐过后，约翰坐到了窗前。

    他没有心思抽烟。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召唤着他出去寻欢作乐。夜晚是属于他的。他可以不受盘问地出去，像任何一个逍遥自在的单身汉那样，无拘无束地寻欢作乐。只要他高兴，他可以痛饮，游荡，尽情玩到天亮；不会有怒气冲冲的凯蒂在等着他，扫他的兴。只要他高兴，他可以在麦克洛斯基那儿同一班嘻嘻哈哈的朋友打落袋弹子，直到黎明的光辉盖过电灯光。以往，当弗罗摩尔公寓的生活使他厌烦的时候，他总是苦于婚姻的羁绊。现在羁绊解除了。凯蒂不在了。

    约翰·帕金斯不善于分析自己的情感。但是当他坐在那间没有凯蒂的十英尺宽十二英尺长的客厅里时，他丝毫不爽地猜中了他烦恼的主要原因。他现在领悟到，凯蒂是他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他对凯蒂的感情，以往被单调枯燥的家庭琐事搞得麻木了，如今却因凯蒂不在面前而猛然觉醒。歌喉美妙的鸟儿飞走之后，我们才体会到它的歌声的可贵。

    “我真是不可救药的笨蛋，”约翰·帕金斯暗忖道，“我真糊涂，怎么能一直这样对待凯蒂。每天晚上出去打弹子，同朋友们鬼混，不呆在家里陪陪凯蒂。让可怜的姑娘一人留在家里，身边无人宽慰，顾影自怜！约翰·帕金斯，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蠢货。我要弥补过去对不住那个姑娘的地方。我要带她出去娱乐。从现在起，我要同麦克洛斯基那帮人一刀两断，不再来往。”

    不错，城市在外面喧嚷，召唤约翰·帕金斯出去。此刻，在麦克洛斯基那儿，朋友们正在悠闲地消磨时光，玩着每晚的游戏，把弹子打落到网袋里去。但是花花世界也好，哒哒作响的弹子棒也好，都提不起那个因为妻子不在而心情懊丧的帕金斯的兴致了。他本来有的东西被剥夺了，以往他不加珍惜，甚至有点儿轻视，现在却需要它了。泪水——是的，晶莹的泪水盈满约翰·帕金斯的眼睛。一旦她回来，情况一定会有所改观。他一定要弥补以往他的所有疏忽。失去了她，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门打开了。凯蒂提着一个小提包走了进来。约翰吃惊地张着嘴，痴呆地望着她。

    “啊呀！回到家真高兴。”凯蒂说，“妈病得并不厉害。萨姆在车站上等着我，他说妈的病只不过稍微发作了一下，电报发出之后就没事了。于是我搭下一班火车回来了。我现在真想喝杯咖啡。”

    约翰·帕金斯看了看钟。八点一刻。他伸手拿起帽子，朝门口走去。

    “约翰·帕金斯，我倒要知道知道，你这会儿想到哪里去？”

    “我打算去麦克洛斯基那儿，”约翰说，“跟朋友打一两盘弹子。”

（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有改动）

灾情发生后

侯发山

    消防车像脱缰的野马“呜呜”叫着在马路上横冲直闯。听着这熟悉而又刺耳的鸣叫，李正的心紧紧揪成了一团，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现场。他不断地催促道：“快！快！”驾驶员不乐意了：“再快也不能把脚伸进油箱里啊？踩到底了！”

    车上的几位战友也感到李正今天有些不正常，其中一个忍不住说道：“今天是周日，那栋办公楼不会有人。”

    “放屁！”李正大声嚷道。说罢，他才想起拨打110。他凭直觉判断，这场大火不会无缘无故发生，警方还是早介入的好。

    土地局有两栋办公楼，一栋新的，十八层高，去年刚刚竣工的；一栋老的，上世纪六七年代的建筑，上下两层，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拆掉。失火的是老办公楼，火是从一楼燃起的，一条条火舌和一股股烟雾交织着包围了整栋小楼。

    李正他们这辆消防车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没等车停稳，李正撞开车门，掂起一具灭火器冲向浓烟滚滚、火焰冲天的现场。等战友们反应过来，李正的身影已经消失在烟雾和火焰之中。

    李正跌跌撞撞来到二楼，摸索着闯开那间办公室的门。幸好，屋内并没起火。不过，火雾随着他扑进屋里。李正打开灭火器，一阵白色的泡沫吐出，火焰下去不少。他看到老人用自己的身躯紧紧护着一个木箱子。李正甩掉灭火器，上前去抱老人。老人喘着粗气：“别管我，先搬这个箱子！”声音苍老，果敢，不容商量。李正仅仅是停顿了半秒钟，抱起那个木箱子奔向门外，一跃而起，从楼上跳下，随即，房子也“轰隆”一声坍塌了。

    李正傻了！几乎同时，一条条水龙冲向火海，一个个身影随着水龙扑了过来。

    李正把箱子交给及时赶到的警察，箭一般返回现场，和战友一起救人。李正的眼泪哗哗地流着，自责不已：“我该死！我该死！”直到把老人救出来，李正的手套已经磨烂，两手血肉模糊，不断地淌着血。

    救护车把所有的伤员都送到了医院。

    消防队员都是皮外伤，并无大碍；房子倒塌时，幸亏两根横梁成犄角之势架在了老人的头顶，老人虽然伤势轻微，但被检查出是癌症晚期。

    私下里，指导员批评李正：“幸亏那个老同志没出意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吃不了兜着走。”指导员有他的道理，听到这话，李正眼里的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心说老人当时要真有个好歹，他还不后悔终生？

    指导员以为李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缓了口气：“‘救人第一’是我们的消防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李正分辨道：“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箱子比他的性命还重要！”

    “有什么能比性命还重要？”指导员以为李正的脑子被大火烧糊涂了。

    李正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真相终于大白：老人是土地局的纪检书记，这天到单位整理材料，有人趁机放火，打算烧死他。老人发现后脱身不得，这才打了报警电话。那个箱子装的是本单位和主管部门个别领导违法乱纪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国有资产免遭重大损失，个别领导干部锒铛入狱。

    得知这个消息后，指导员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觉得该到医院看一看老人。

    指导员还是迟了一步。他到医院的时候，老人刚刚咽气。指导员发现李正也在医院，此刻，他伏在老人的尸体上嚎啕大哭。

    指导员这才知道，老人是李正的父亲。

（有删改）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一味味地抓药……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5期，有改动）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