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食

宋以柱

    地瓜面煎饼我们叫它黑煎饼，玉米面煎饼我们叫它黄煎饼。

    我和张里是吃黑煎饼长大的。

    黑煎饼烧胃，胀肚子，大便黑，解大便困难。黄煎饼就不同，它有让人眩晕的黄色和香味儿，而且大便顺畅呈黄色。张里他爷经常吃黄煎饼。用张里他娘的话说，你爷干活儿最累，所以吃黄煎饼。张里和他6个姐姐，都吃黑煎饼。我永远记得张里他爷举着黄煎饼的样子，黄煎饼在张里他爷的黑手里攥着，攥得我的心生生地疼。我只能干咽唾液。那天，我咽下两个黑煎饼，去叫张里上学。张里从他家的粪篓里掏出一个黄煎饼，掖在怀里，拉着我飞跑进村南的小树林。张里对我说：“我偷的，咱俩分着吃了，千万别说，说了俺爷能敲死我。张开手接着，别掉了。”我大张着两只小手，张里小心翼翼地撕开，把大一点儿的一块递给我。我双手捧着大半个煎饼，兴奋得发晕。吃下第一口，我浑身战栗。尽管那半张煎饼上还粘着几点黑黑的猪粪。

    那是我和张里童年的事。说着说着就长大了。

    张里是属于绝顶聪明的那种，用村里人的话说，家里最小的一个，是他爷他娘积攒力量要来的，所以最聪明。事实证明，这话有点儿道理，我们初中3年，张里一边玩儿一边学，没费什么力气就读了中专，上的是省城的银行学校。你想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能到省城读中专的有几个？而且学的是数钱的专业，参加工作后天天对着钱。村里的老少爷们想到这一层，眼球里都像铺了一层青苔，绿莹莹的。我笨一些，只能复读了一年，然后上了高中，等到我费尽力气考上专科师范，到乡镇初中教书时，张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市的银行里管着往外发钱的科长了。张里给我打电话，说黄煎饼天天吃，但是很小，四四方方的，小巧玲珑的，什么时候你来，我请你。我就笑，然后心就不听话地乱跳。

    据说局长们、县长们都盯着张里的钱，苦于没门路。但我对于我和张里的关系，闭口不谈，熟悉的人问起来，我只是说已跟他无往来，他们都信。因为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尽管他们都说我有沉鱼落雁之貌。就是让那个色眯眯的校长扣了奖金，压迫着教两个年级12个班的课，我也没有找张里帮忙。

    在我结婚那年，我见到了张里，是在张里组织的初中同学会上。在这之前，我几次梦到过他，他的高大魁梧和他的递给我黄煎饼的修长手指。那一次，是在市里最好的一家酒店，我去的时候，张里正在和一个小姑娘说笑。她不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但比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要漂亮得多，包括我。我注意到张里修长的手指，正夸张地搭在小姑娘的肩上。张里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绿了一下，过来就抱住了我。当我在他怀里战栗时，我听到张里说了一句话：“有男朋友吗？如果没有，就跟了我吧。”我迅速逃出他的怀抱，虽然我曾经渴望过。我笑着说：“张里，你太白了，我不喜欢白皮肤的男人。”然后我对着他哈哈大笑。其实，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那样笑的。

    酒宴的始终，我一直听到张里高亢的声音。他的声音过于夸张，修长的五指张牙舞爪。他对我们的男同学们说：“放心玩乐，有你想不到的快乐。”那一刻，我正举着一块黄煎饼，就是张里说的那种，四四方方，小巧玲珑，有着让人眩晕的黄色。听到这话，我差一点儿吐了，好像十几年前那块煎饼上的猪粪才开始散发臭味。当看到张里歪歪扭扭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主意。那次聚会回来，仅半年时间，我就和一个同事结婚了。

    我是经常回老家的。回去就有人说我，还有张里。说张里的时候，全村的人就一个表情﹣﹣馋，就像当年我在张里家里眼馋他爷的黄煎饼一样。我就强装笑脸，历数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的一大摞证书。张里他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全村第一个吃黄煎饼也是吃黄煎饼最多的人，在张里飞黄腾达的时候溘然而逝。在村里我也见过一次张里，他因臃肿而不再魁梧，修长的五指变得粗而白，那时他已经是副行长了。看到他艰难地把自己塞进小车时，我的心不再有以前的疼痛。这真的很奇怪。村里的老人们说：“你看张里多出息，又白又胖。”我就说：“是啊是啊，多少年才出一个张里啊。”

    后来再回去，就没人跟我说张里了。“张里给逮住了。”这是张里他娘跟我说的。我经常去看她。那个慈眉善目、养育了6个女儿1个儿子的老人，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妮子，你替我去看看张里吧，我走不动了。”她坐在夕阳里自言自语：“张里那么听话，他怎么会拿公家的钱呢？他媳妇儿来闹腾我，说张里还养着二奶，我都听不懂。他是不是让城里的女人给祸害了？妮子，张里到底咋了？”

    隔着一张厚玻璃，我见到了张里。我带去一摞黄煎饼，是张里他娘给的。她说，张里都当上官了，还是喜欢吃她摊的黄煎饼。张里看到黄煎饼，竟然笑了一下，是黄煎饼再一次让我的心疼起来。张里对我说：“我还配吃黄煎饼吗？”他脸上的肉太厚了，其实根本看不出他在笑。

    走出那扇大铁门，我才想起给他买的那盒烟﹣﹣中华牌的。那次聚会后，我知道他喜欢抽这种烟，但我不知道它贵得这么离谱。

    我回去时，张里还没回监号，我看到他正把一块黄煎饼往嘴里摁。

    那一刻，张里像极了一个偷食的孩子。

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剩一只胜出的风筝才告结束。规则是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若有风筝被割断，那些孩子就拼命地追逐那个随风飘扬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是哈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书房里烤着火，爸爸划了一根火柴，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比赛!”爸爸随口一说，却在我脑海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办法!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

    街上新霁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雪花覆盖了每一个屋顶，矮小的桑椹树在我们这条街排开，树枝上也堆满了积雪。一夜之间，雪花塞满了所有的裂缝和水沟。哈桑和我走出锻铁大门时，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街上，风筝斗士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挤满了看客。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

    突然间我想放弃，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

    “我有点不想放风筝了。”我说。

    哈桑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哈桑一眼看穿了我。

    “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

    不到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一个钟头后，空中已经挂着至少四十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哈桑在我身旁，他的手掌已被线割得鲜血淋漓。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

    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

    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的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

    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我的红风筝和那只蓝风筝了。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线。

    人们纷纷顿足尖叫：“干掉它!干掉它!”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但我所能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

    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干掉它!干掉它!”的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你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快赢了！”哈桑兴奋得直喘气。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割开一个创口，接着……

    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赢了!我看到爸爸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

    “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哈桑撒腿就跑。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踢起阵阵雪花，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我收回风筝后，寻找每条通道都没有哈桑的踪迹。天就快黑了。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只见哈桑站在末端，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三个邪恶的大男孩挡住了哈桑的去路。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他们逼近哈桑。

    “把风筝给我!”其中一个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你这个白痴!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们一愣，退后一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哈桑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但我没有，我浑身麻木。

    他们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其中一个的额头。他们一拥而上……

    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眼角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回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斜倚在一家小店铺紧闭的门前。

    十五分钟后，哈桑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17号旅馆

远山

    他一上码头，径直往左前方的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小路走去。似乎，他对这个名叫布袋的小岛地形非常的熟悉。

    17号旅馆。他抬头看了看院子墙门上面的门牌号，这个小岛最有特色的就是一家家错落有致的庭院式旅馆。

    老板娘，我还住三楼最靠边的明轩斋。倚在总台边，他笑容满面。明轩斋已经有人住了，老板娘看着面熟的他抱歉地说。我可以等。他庆幸自己比她早到了七天，他一定要比她早到的，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第六天，他终于住到了明轩斋。一进门就直奔卫生间，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锋利的瑞士小刀，轻轻一弹就打开了洗手台下面的木夹层。果然，他去年藏着的东西还在，用黑油布包裹着。

    他拿过来，坐到了靠窗的藤椅上，细细抚摸着那黑油布。窗外是海，一望无际，他似乎看到了去年的那个傍晚，那个自己，那个她。

    那是他第一次来这个小岛，他是随便在网上点击时点到这个地名的，一个小岛屿，一个还保留着古老的传说带点神秘的小岛。他从长白山下来，只带了一把贴身的瑞士小刀。海风习习，涛声轻柔。他第一次看到海，他很好奇，他更好奇，夕阳下的那个背影，修长，衣袂飘飘，他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那个海的女儿。

    他走过去，慢慢地靠近她，他很想跟她说说话，他很担心她，天快黑了，海边没有一个游客，一个女孩子独自站在海边很不安全。他看时间她已经整整站了一个小时了。她一直看着前面的那片海。他不好打扰，他怕她怪罪，尤其对于一个陌生的女人。于是，他也装作欣赏大海的样子站在她的旁边。

    突然，她转过头来，她说，我叫清秋。他很纳闷，她叫什么关他什么事呢。她接着又说，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你住在哪？你叫应涛，是住在17号旅馆明轩斋的房客。你住在明轩斋七天了，你是个画家。你不停地画不停地撕，你很烦躁，你很焦虑，你画画时落笔很重，你撕画时很急，你情绪不稳，带着很大的不满，你像是要把生活和自己都撕碎了。

    她好看的嘴巴一张一合，一句句清晰的话从她的嘴里慢吞吞地流出。他惊讶地看着她，看着她看不清的眼睛，天都黑了，这个还戴着墨镜的女人究竟要干什么呢？我就住在你对面的房间，红藤阁里的女人，从我的阳台可以看到你的房间，你很粗心，或者说你已经不在乎，你不拉上窗帘，这几天几乎不吃饭不睡觉，你很糟糕。她继续轻轻柔柔地说着。

    那么你呢，你一个人站在这里也是……？他手里紧攥着那把瑞士小刀，迎着她问。如果不是因为担心她——很莫名其妙的，他居然还会去担心一个陌生的女人。此刻，他恐怕用那把瑞士小刀割了自己的手腕走向海里了，他从长白山下来时就是这么想的。他给了自己七天时间，如果在这个无人干扰的小岛上，他用七天的时间还没有构思出自己一副满意的作品，那么他就用这把瑞士小刀结束自己，他是个艺术家，没有了灵感和创造，就等于死去。

    你终于问了。她弯下腰，轻轻地撩起裙子的一角。你看到我的左腿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不知道那天的舞台有多漂亮啊，镁光灯、音乐、天鹅湖，一切都布置好了，一只只白天鹅就要起飞了，可是，世事就是这么难以预料，当领舞的那只白天鹅刚从幕布后飞出来时，舞台旁边的一根管子倒了下来，那只天鹅飞不起来了，后来医生宣判了，从此不能再在舞台上跳舞了。她抚摸着明显纤细的左腿，声音低了下来。

    但是，路有千万条，对不对？少顷，她直起腰抬起头，嫣然一笑，摘下了墨镜，一双大眼睛亮闪闪装满了天鹅湖的水。

    扶我一把，她把手伸向了他。有很多摄影师替我拍过照片，但还没有一个画家为我画过像，明天，你能为我画一幅吗？

    他把那只紧攥着那把瑞士小刀的手缓缓地抽了出来，握住了她。

    一轮旭日冉冉升起，海面上一片霞光，她就这样面朝大海，静静地……他突然感觉眼前是多么辽阔，似乎有一股强大的暖流激励着他，他支起了画架，运笔入神，从没过的轻松和流畅，仿佛有一把钥匙开启了他的思想、灵魂。他把画郑重地交到她的手里。

    我不要。她轻轻摇头，你把它藏在17号旅馆里吧，我们约定明年的今天一起来取。

    明年的今天一起来取。他坐在靠窗的藤椅上，窗外是海，一望无际。

借给你的温柔

江文胜

    这天晚上，天下大雪，出奇的冷。养猪专业户王老汉蜷缩在家里的火盆前，他不敢出门。

    忽然，狗叫。王老汉极不情愿地打开屋门，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刮来，他打了一个激灵。王老汉哆哆嗦嗦地来到院子里，没见到任何人，可狗还在叫。

    院子左边的一排房屋，是猪圈。他逐一查看猪圈，仔细地数，总共60头猪连毛发都没少一根。猪没被盗，狗为啥叫呢？肯定有情况，不然，通人性的狗是不会无缘无故地瞎叫的。果然，王老汉在那排距自己的住房最远的饲料库发现了“敌情”：喂猪的苕片饲料少了一袋！

    王老汉立马来了精神，他赶紧回到屋里，拉上三十岁出头的儿子金华出来寻找。原来下了雪，现在雪停了，院子里从院门到饲料库、从饲料库到院门各有两行脚印，清晰可辨。金华说：“咱们跟着脚印去追那偷饲料的人！”王老汉说：“这是一个人的脚印，咱俩去追，可以对付，铁证如山，看他如何狡辩。”

    父子俩一前一后顺着脚印一口气追到了蜡子山矿区宿舍。脚印通到一间砖房的门前没了，别的砖房都熄了灯，只有这间房没有熄灯。

    真是胆大包天啊！做了贼还敢亮着灯？王老汉这样想。

    窗是玻璃窗，玻璃上结满了冰花。左下角的一块玻璃没了，糊上了报纸。王老汉用舌头舔湿了窗户纸，用手指轻轻一捅，报纸上便出现了一个小孔：一个黑黑的瘦瘦的中年汉子，坐在屋里的矮凳上，他的头上还冒着热气。啊！那袋装有红苕片的大编织袋赫然放在他的面前。床沿坐着一个双手笼在袖头里的老头，床头的被子下露出一个小脑袋，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这个黑汉子的对面。

    王老汉父子猫着腰蹲在窗户外，大气不敢出，倾听着屋里的动静。

    “粮，借来了。这就是，红苕片，100斤。你还愣着干啥？还不快去熬苕片汤！”汉子的声音。

    “妈，快熬，我饿坏了，我要吃苕片汤。”小孩的声音。

    “亚龙，这粮是咋借来的？”老人的声音。

    “爹，我事先写好了借条，借条压在袋子下。”汉子的声音。

    王老汉一愣，心想，我怎么没注意到那借条！真的有？

    “这不是偷吗？自打你从娘胎里出来，我是怎么指教你的？做人要本分！还好，留下了借条，人要凭良心。但借粮容易还粮难哪！矿上不开工资，啥时候能还上？”老人的声音。

    “爹，这个我想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还有一双手。到春天，矿上如果还不能开支，我就到农村去帮工。听说王老汉厚道，日子也过得殷实，不然我干吗要借他的。我想去他那里，帮他干活，用工钱抵粮钱……”汉子的声音。

    “快走！”王老汉在心里喊。他拉起儿子往家里赶。进了院子，王老汉急奔饲料库，果然发现了那张借条：

    家里无米下锅。借一袋红苕干片。春天还。蜡子山矿区吴亚龙，此据。

    某某年某月某日

    上面还有一个用墨水作印泥盖的“吴亚龙”的私章。

    太阳从蜡子山上露出头来。吴亚龙推开屋门，见门口堆了一些东西：一袋大米、一袋面粉、一大块猪肉、几条鲜鱼和一袋冻豆腐……吴亚龙像见到了天外来物似的翻来覆去地找，竟找不出一张哪怕是手指宽的字条……

捞月亮的母亲

石兵

    捞月亮的人,是一位母亲。

    在那个川藏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里,我遇到了她和她时年六岁的儿子。彼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心性跳脱,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那座贫瘠的大山是我在天黑之后来到的地方。我支起随身携带的帐篷,准备在野外过上一夜。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小心地坐起身来,慢慢拉开帐篷一角。很快,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提着水桶的女人领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披着月光从山下走来。

    我屏住呼吸,这时已经接近午夜,居然还有人来山上汲水,种种灵异传说让我不寒而栗。女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牵着男孩,两人一言不发,不疾不徐地走着,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在我视野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

    好奇心最终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走出帐篷,小心翼翼地循着他们的背影走去。远远地,我看到母子俩停下了脚步,那里居然有一口水井。

    这时,我已经确定,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山村母子。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上几步,终于听到了女人说出的话语。

    “只有这个时候,井里的月亮才最大最圆,狗儿莫急,娘给你捞一个上来,回家以后放在你的床前。”女人的乡音十分绵软,不像山里女子所固有的泼辣。

    “娘,月亮落在水里,是不是就被洗干净了,不像在天上那样模糊着让人看不清楚了?”儿子稚嫩的声音充满了期待。

    女人顿了一顿,说:“狗儿说得对,月亮被水洗了以后,可好看了,就像狗儿的眼睛一样好看。”

    听了母亲的话,小男孩笑了起来,奶声奶气的笑声顿时让幽黑沉默的大山有了勃勃生机。

    母亲用力地从井中提出水桶,然后弓着腰提起水桶,另一只手牵着小男孩,吃力地踏上了归途。走上十几步,瘦弱的母亲就要休息一下,停下的时候,她抚摸着小男孩的头,再看看天上与桶里的月亮,神情中竟有掩不住的忧伤。

    我来到她们的面前。在寂静的午夜,这对母子竟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恐惧。

    我说:“大嫂,我来帮你提水吧。”

    女人没回答我,自顾自地说:“你是刚才路边帐篷里的游客吧,这山上很凉,收了帐篷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本想下山时再叫醒你的,没想到你跟着我们上了山。”

    原来,她早就发现路边的帐篷和我了,也许只是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刻意多看几眼罢了。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小男孩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女人对我说:“狗儿眼上有病,长了白疮,你们城里人叫白内障,我正在攒钱给他治。这不,白天我上了一天工,给人纺丝线,晚上才能照管家里的田地。刚刚散了工,想起家里没水,才在这个时候上山。”

    或许是看到了我眼中的疑问,女人接着说:“狗儿爹去了城里打工,那里挣钱多一些,家里就只有我和狗儿了。”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提起水桶,慢慢地跟着母子俩下了山,一路来到了女人位于半山腰处的家里。

    这个小村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同样的贫穷让女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可女人跟我说起这些时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她说,乡邻们已经帮了她很多,不能再麻烦人家了。在家里,女人熟练地烧水给我喝,然后铺床,哄儿子睡觉。

    我躺在外间屋原属于男人的床上,听到了母子俩在睡前的交谈。

    儿子说:“娘,我想爹了,今天山上遇到的那个人好像爹啊,个子一样的高,手一样的有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母亲说:“狗儿,快睡吧,睡着了,就能见到你爹的样子了。再过上半年,咱们就去城里找他,治好你的眼睛。狗儿知道吗?你的眼睛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好看,娘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要把它从水里捞上来,让你看清楚你想看的。”

    或许是怕打扰,母子俩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却早已听得泪流满面难以自抑。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结束了旅行,回到城市,用最快的时间联系好医院,然后找朋友开车来到大山接这母子俩去医治眼患。面对她们的道谢,我竟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位捞月亮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她捞起的并非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旁观之人的迷途之心。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自己正因为一场懵懂爱情的破碎而选择了放逐与放纵,却忽略了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更加珍贵的事物,譬如四处寻找我去向的焦虑父母,譬如被青春之雾迷失视线的纯真心灵,譬如这世间那么多的温暖与悲凉、伤痛与希望。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第10期,有删节）

呼兰河传（节选）

萧  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颠。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至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歪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

    “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园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罩。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秩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桌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歪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歪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歪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