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伤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

乙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万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节选自杨绛《老王》，有删节）

深情

徐建英

    我出生的鄂南地区，山高林密，各类野兽世代扎驻在深山之中，紧挨山边的庄稼跟着常遭罪，各村成立的护农小组中，父亲年轻时候就是其中的一位铳手。《枪支管理法》实施后，父亲的那杆双管猎枪被公安机关列入收缴之列，到父亲重新持证换上单管猎枪时，山下的庄稼人开始一茬茬往城里卷，山上的野兽下山无食可觅，也很少再来作孽，而父亲此时的年岁也大了。

    庄稼少后，荒地多了，从前热闹的围猎随着护农小组成员一样相继老去。父亲平日里侍弄完屋檐外廊墙角的几丘菜地，余下来的时间，还是喜欢一个人柱着那支老式的单管猎枪上山转悠。只是年岁大后，从前健步杠在肩上的猎枪，如今经被他柱在脚下，成了一支看起来很滑稽的拐棍。而他总是习惯说：“转转吧，习惯了咱湖村的山，转转也好。”特别是雪落的冬季，父亲每隔两日，必定在清早进山一趟。

    就是这样的一个冬季，父亲遇上了那个人。

    那个人，父亲时常在我们湖村周边碰到。笼着雾罩泊着小筏的湖边，袅袅升腾着炊烟的早晨，更多的时候，父亲会在密匝匝被夕阳涂得金灿灿的林子里遇到他，那些橡树，槲树，青杉，松柏什么的，平日里庄户人家司空见惯的树们，在那个人眼里像似镀过金的宝贝。有时他弓着腰，有时会曲膝半蹲着地，伴随着那个人手中的玩意儿“咔嚓”“咔嚓”的灯光闪过，有时还会哗啦啦一下跪在地下，样子庄严肃穆，像似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庆礼。再看那个人时，父亲就常常忍不着多瞅几眼，更多时会瞅他背上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

    那年冬季的雪很大，母亲的阻止没能如愿，反而加速了父亲进山的频率——隔日一趟转成了一日一趟。

    那天一大早父亲又柱他那杆老猎枪，鬼鬼祟祟地瞒着母亲从菜窖里拎出一条棉布小袋，踏着积雪穿过村口，走上了村后被雪落镶白过的南拢凹。那被大雪厚厚覆盖的山路上，一行脚印直向镶白的树林子，一股啸冷的雪风在父亲错愕的神情里吹动树条子上缀满的冰挂。

    顺着那行脚印，父亲很意外地在南拢凹岔路上碰到了那个人。他立在路边，像似在等着什么，背裹里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缀上了一层薄雪。迎着父亲错愕的目光，他对着父亲笑笑算是招呼，然后跟在父亲身后，也上了山。

    父亲柱着猎枪的步子在前方停了下来，他紧了紧手中的棉布袋子，看着同时停下来的那个人，折返身向另一座山头走去。那个人在原地仅停了一下，也折转身子跟向父亲身后。

    父亲再次停下来，看着那个人，柱着的猎枪在雪地上不满地跺了跺，一动不动地立在雪地上望向那个人。那个人在父亲的目视下，后退了几步，复又走上前，父亲的猎枪再次在雪地上跺了跺，一动不动地望着他。那个人停在原地半响，才背着包一步一回地绕向另一个山头。父亲站在雪地中，直见那个人在林子里只剩下一个小黑点时，才折转身向南拢凹的深山走去。

    父亲在响午时柱着猎枪空着手走进家门，棉布袋中装着几粒不知名的树木坚果，他边拍打着肩上的残雪，边絮絮叨叨地唠着那个人的不是，唠那个人扰了他的好事。母亲见此很不满地在一旁接口：“就是没人惊扰你，你平素不也照样是空手回家的。”而父亲听罢，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对此，我们再一次把父亲所有的举动归辔于他老小孩的心理在作梗。

    这件事不久我返城找到了新的工作，应新同事约，我陪他参加一个摄影大赛的颁奖会。

    在获奖作品展厅中的一角，一幅叫《深情》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雪地里半蹲半跪着一位老人，老人的模样慈眉善眼，在他的手伸前的地方，是一只灰色的野兔，看到老人，灰兔眼神像极了委曲的孩子，挣扎着向老人身边挪近，一旁的雪地上，一只棉布小口袋散在雪地上，几只鲜红的萝卜露出袋口在雪地中格外醒目。远处一棵枫树，被积雪压弯的树桠下，隐隐有支陈旧的单管猎枪在雪风中飘。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1250万美元的阳光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栋海边花园楼房里，住着一位孤单的老人贝蒂·哈里斯太太。她不愿去养老院，而唯一的亲人——侄子哈特已经一个月没来看望她了。

    满屋的灰尘，每天只喝两顿稀粥，好久没见过明媚的阳光，贝蒂·哈里斯太太的生活渐渐陷入了绝境。她时常躺在床上叹息，感觉自己快油尽灯枯了。

    一天下午，有人敲门。贝蒂吃力地爬起来，摸索着开了门。站在门外的不是侄子哈特，而是一个笑意盈盈的陌生女人。“太太，您好！我叫珍妮，和丈夫刚搬过来，住在您对面的楼里，以后请多多关照！”珍妮热情地自我介绍。

    蓬头垢面的贝蒂冷漠地应了一声，随即关上了门。她对外界的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即使是新邻居。因为她觉得自己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让贝蒂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珍妮又来敲门。“太太，能把您的窗户打开吗？我们想借点阳光。”珍妮委婉地提出请求。“我的窗户挡住你们的阳光了吗？”贝蒂有些生气，斜眼看着这个故意来找茬的珍妮。“是的，太太，您看，您的房子挡住了我家的窗户。如果您不开窗，我们的房子就照不到阳光。”珍妮无奈地摊开双手，笑意依然。

    珍妮住的楼房低矮，只有借助贝蒂家的窗户才能享受到阳光的温暖。之前的住户曾经找贝蒂交流过这些，可都被她冷冷地回绝了。但珍妮不一样，她笑容明净，性格温柔，言谈和善，令人怜惜。“哦，好吧。我行动不便，你自己进来开窗户！”贝蒂回头看看自家凌乱的房间，有些不好意思。“太太，如果您不介意，我来帮您收拾房间吧。”担心贝蒂不接受“施舍”，珍妮抢在了贝蒂前面补充道，“就当是对您借给我家阳光的回报。”

    珍妮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把贝蒂的房间里里外外都拾掇得整洁如新，还让丈夫帮贝蒂修整了花圃。

    看着透过火焰木树洒在窗台上摇曳的阳光，贝蒂眼里露出了少有的喜悦，原先萎靡的状态明显改变。“原来阳光也会跳舞，谢谢你！”她向珍妮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珍妮看着脸上溢满阳光的贝蒂，会心地笑了。

    一天早上，贝蒂喝了点粥，便坐在花园的木椅上晒太阳，珍妮走过来跟她聊天。

    阳光下，贝蒂碗里剩下的一点粥越发显得清亮。珍妮有些难过，她稍思片刻，说道：“太太，我还想借下您的阳光。”“又有哪遮住您了吗，夫人？”贝蒂有些疑惑。“我和丈夫以前有个习惯，喜欢在阳光下用餐，您看我们家餐厅根本没有窗户，能借您的阳光用餐吗？”珍妮指了指自家的餐厅。

    丈夫去世，亲人离弃，虽然住在宽大的房子里，贝蒂的世界却变得逼仄、灰暗，她拒绝见人，更是很久没有与人共餐了。珍妮的话像一团燃烧的火，瞬间温暖了她冰冷孤寂的心。“当然可以。”贝蒂爽快地答应了。

    从此，在贝蒂家的花园，三个人沐浴着阳光，围着一个用树桩做的餐桌用餐。贝蒂终于不再只是喝粥，而是吃到了珍妮精心制作的美食。饭后，珍妮夫妇还会推着贝蒂到海边吹风，陪她聊天。

    日子像春日的阳光一样惬意，贝蒂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还让珍妮丈夫教她下棋，有时逗逗珍妮家那只同样喜欢借阳光的小猫咪。

    随后几年，珍妮每天都来“借”贝蒂的阳光，贝蒂也享受着“借”给珍妮阳光得来的幸福与温暖。2012年11月的一天，贝蒂沐浴着阳光，无憾地走完了一生，那年她95岁。

    2013年3月的一天，一位律师找到了珍妮。“夫人，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律师递给珍妮一份遗嘱。“遗嘱？”“是的，这是哈里斯太太临终前立的。之前她财产的继承人是她的侄子哈特，后来改成您了。现在，她那栋价值1250万美元的房产就是您的了。”

    贝蒂在遗嘱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因珍妮馈赠了我和这房子阳光，我的全部房产由她继承，这是她应得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拥有它。

    原来，阳光也是有价的，而且是高额回报，借出越多，回报越多，所以不要吝惜供给别人阳光。

（有删改）

醉拳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语气中荡漾着蔑视，平淡而又坚定。日本少佐美津智朗，上下打量了面容清瘦却棱角分明的张三。

    哟西，有胆量。

    斟得满登登的四十大碗酒，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伸手道“请”。你的，一碗酒放一个，四十碗我放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德州武城人，几十年来，人们记忆中的张三总是身着长衫，袖口高挽，手端鲁北老酒，泰然自若，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有滋有味地品着。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拳，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酒持得稳，喝得淡，放得轻，一天没酒日子就不是张三爷的日子，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端起，日头落西，最后一滴酒也淌入肚子。张三爷微抖长衫，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可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三爷的碗里，三爷泯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热汗直流，柴掌柜闻听颠颠地跑上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泼了三碗，腥，涩，嫩……，一时酒气冲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是看得起你，你想请都轻易请不来。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那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声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双手捧着一碗高粱酒，轻迈金莲来到张三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脖子一扬滴酒不剩。好一碗女儿红，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粱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是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的，柴掌柜就是不吐个口话，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个破坏大东亚共荣，就捆了柴家四十来口。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不住点头。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候，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体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柴掌柜那头绳子一松，人瘫倒在地上。

    张三两碗咕咚咕咚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屋里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了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酒痞野蛮无酒德？

    告诉你，酒德两字，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儒家有“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晋代《断酒戒》，唐代《酒箴》，宋代《酒赋》，元之《饮膳正要》，明之《本草纲目》，清之《日知录》，无不是酒德之说。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竟敢陈说礼法，只如蜾赢螟蛉如侍侧在焉也。

    张三爷滔滔不绝，不觉兴起，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李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势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精通日语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影子，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后的五二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新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进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人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粱酒封泥打开，一口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划得一行草字笔走龙蛇：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文友

阿成

    鹤岗的梧桐也有我的文友。

    黑龙江境内的业余作者，彼此都是有联系的。看到谁成功地发表作品了，或者征文得了三等奖、优秀奖、提名奖了，就通通信，在血泪般的成绩面前，发泄一下，无比自豪一下。省内的大作家，我们也扯不上。人家裤兜子里的家伙都是玉的，我们怎么能比？

    但是，我们不服他们！

    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之间经常走动。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另外，大家都在省内，走动起来很方便，车票也不太贵，吃住也不敢挑剔。彼此见了面，就是一个聊啊。

    通宵达旦地聊！

    我先是在鹤岗下的火车。从哈尔滨到鹤岗的那趟火车，有一个乘警是我的小学同学，这样，不仅车票钱省了，还白吃了一顿他们的“工作餐”。

    下了火车后，我再转长途汽车去梧桐。都说好了，我的那个文友在车站等我。

    我下了长途车，便和文友像外国人那样拥抱起来，互相叭叭地拍了背。这种样子当地人是看不惯的。

    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铺吃饭的时候，文友无奈地跟我说，住他家里是不行了，他的那个娘儿们，又从娘家整来一大堆的亲戚，大人小孩的，人五人六的，连老爹的寿材上都睡了人了。唉，怎么创作呢。

    我吃了一惊说，那我住哪儿？当天返回去可没车了，咋也得明天早晨走哇。

    他说，放心吧，安排妥了，在一家老房子里。事先我都收拾好了，搭了两个板铺。还说得过去。大夏天儿的，还用被褥么？

    我说，不用不用，能聊天就行。我能让住几天？

    他说，两天。

    我说，两天够了。就是想跟你聊啊，都想疯了。

    事后，我们又弄了点酒、烟和吃食，出了小饭铺，就去了那个老房子。

    那个老房子虽然破，但比预想的还要好。我们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屋子里。屋子里的两个板铺也行，平平的，阔极了。于是我们边吃边聊。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构思。比如爱情啊，打猎啊，土匪啊，七大姑八大姨，爹妈兄弟呀，还有机关改革，美好的理想，自杀，疯子，流浪汉等等。但是，好像编起来挺困难。目前就是咱们兄弟嘴小，等以后吧……奴隶要翻身哪。不远的将来，也有咱们不断接受采访，不断上电视的那一天！

    我们仰面躺在板铺上聊天的时候，文友说，你也别瞧不起咱们睡觉的这个地方。

    我说，我没瞧不起。我又不是托尔斯泰，我刚才讲的话，也不过是展望未来。

    文友说，这个地方，日伪时期是梧桐伪警察分驻所。赵尚志被俘之后，就死在这里。

    真的？

    文友说，赵尚志可是抗联队伍里的一个大人物啊，他担任过东北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还有一些衔我记不住了。日本鬼子想抓他想得眼珠子都红了。后来，他们和梧桐警察分驻所共同下了一个套，把赵尚志抓住了。

    什么套儿？

    文友说，挺复杂的。我简单说，就是派了一个假装收山货的特务上山，取得赵尚志的信任后，勾他一同去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就是现在咱俩住的这个地方中埋伏了，是不是？肯定的。

    对。并且那个特务还冲着赵尚志的腹部干了一枪。我到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呢。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我说，你背背我听听。

他开始背：“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审讯时，他对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得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他痛骂审讯官，狠狠地瞪着警察，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却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文友问，咋样？写得挺客观吧？

    我说，写得好！

    后来，我提议，用酒祭奠一下赵尚志。于是，我们翻身下床，把碗斟满了酒，将酒一圈一圈儿洒在地上，并说了些佩服的话。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坐长途车离开梧桐的时候，车又路过了那座老房子。看着它离我们车越来越远了，在灰尘里变得迷蒙起来，心中不禁一阵凄凉。

（有删改）

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善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