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黄豆

    爷爷是染布的。他爱吃黄豆出了名。在镇子西头，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在地上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这吃饭的手艺是“偷”来的。

    爷爷从小喜欢跑进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爷爷便蹲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大染锅。爷爷蹲着染布时，就从兜里摸出几料炒熟的黄豆塞到嘴里嚼，这样一蹲就是一两个时辰。“呆瓜”——染布师傅往往这么笑话爷爷。当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大家才知道爷爷不呆。

    那年，家里遭了大灾，爷爷架几口大锅开始染布。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爷爷一边敲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一边香甜地嚼着，一边搅动大染锅。当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青布便染成了。青色衬着爸爸额头的汗珠，沉稳得像傍晚袭来的夜幕。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爷爷快乐的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了有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爷爷兜里也开始响着咣咣当当的银元声。

    有了钱，除了每天有滋有味的多嚼几把黄豆，还取了奶奶。迎亲那天，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他捡了好一阵子，奶奶什么反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这事时，爷爷还叹气，这一绊，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爷爷喘着粗气，我帮着捶了半天背，他还是喘得满脸猪肝紫。

    其实，爷爷在生父亲的气。

    闲时，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聊天，像在咀嚼他的一生。他说，父亲是一个“倒钱筒”。父亲是爷爷的独苗，奶奶宠着他，惯着他。听爷爷说，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大烟馆。没钱，就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计钱时，爷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就像一颗荒野的树那样疯长。

    我十岁那年，三天三夜，父亲跟人赌输了。大染坊被抵了赌债。那一天爷爷没有嚼他的黄豆，唉声叹气，一脸乌云。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习惯性地掏出黄豆，迟疑了一下，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一路撒在地上。

    没几年，爷爷病得不行了。父亲依然整天不着家，爷爷的安危只是他耳边刮过的一阵微风。临终前的那个晚上，爷爷示意我到他跟前，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打开来，是些黄豆。昏暗的灯光下，豆子炒得金灿灿的，爷爷说，这辈子只剩下这点黄豆了，他的声音很轻，连他旁边油灯的火苗都没有动一下，他颤巍巍拈出一颗豆子，习惯性地放入口中，又试着嚼它。不知是黄豆太硬，还是爷爷老了，牙品不行，他没嚼动，又把豆子放入袋中。

    他叹叹气，说这辈子就爱这黄豆，人走了带上它，也算来世上留个念想。他慈爱地对我说，如果你长大了真活不下去，可以再到爷爷这里来拿这黄豆吃。不过，你要是争气，最好就别来找我了，他语气中满是沮丧。

    我愣愣的，不太明白，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爷爷走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邻居帮忙葬了爷爷后，父亲才回来。没人怪他，他在邻里眼中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影子。

    父亲长号着，声间凄厉，如同塌了脊梁。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哭，整整两天两夜，他雇了好几个人把小屋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爷爷那几坨金子。他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爷爷确实有几坨金子。不过，爷爷临终前偷偷让他打成了一颗颗金珠子。

    我蓦然明白，爷爷那小袋黄豆是什么了。爷爷给我留了一笔活命钱。

    有人曾问我，金子最终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爷爷的坟头早被我平了，当时还有人说，我跟我那疯死掉的父亲一样，也是忤逆不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人们称我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不久前，一次慈善会上，我说了，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我那个儿子和老婆都不跟我说话了。为什么这么做？有记者问我，我一时语塞，眼前浮现出爷爷那小袋最后的黄豆。

（改自王琼华《最后一碗黄豆》）

永远的普希金

余杰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是无法形容的，一如俄罗斯皑皑的白雪。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又是活生生的，一如他们用以维持生命的黑面包和红菜汤。

    《皇村的早晨》中生动地描写了童年的普希金。一个坚强而敏感的孩子被选中去捍卫整个民族的尊严，去创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当与他同宿舍的孩子还处在迷迷瞪瞪之中的时候，他就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普希金在皇村的树林中做了一个梦，树们、草们、花们，都在跟他谈话，用一种比现有的俄语优美千百倍的语言。从此以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感。他再出现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无论是在客厅里、在游艺所、在朋友圈中，还是在酒宴上、在牌桌前，普希金都会表露出这样的特性：他会突然神离周围的人们，陷入仿佛人迹不至、无声无息、忧郁的思想深渊之中。这个现象是从皇村的那个早晨开始的。那时候他还是个满头鬈发的少年，他已经知道他的使命，他为何来此人间。

    普希金是一个标志，是蛮荒的俄罗斯和文化的俄罗斯的分水岭。之前俄罗斯文学是粗鄙的、零散的、模仿的；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文学中有了真正的俄罗斯精神，天空中出现了满天星辰，交相辉映。普希金是一个象征，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力量的象征。在面对冷酷而阴险的亚历山大一世的时候，普希金体现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光芒四射的高贵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亚历山大一世是世俗世界的帝王，他残暴的统治是暂时的；普希金是精神世界的帝王，他打着自由的火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走路。

    普希金以后，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畅饮着他的琼浆长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她的回忆中不断地写到普希金。她的父亲是普希金博物馆的奠基人。小女孩三岁就为普希金的死而忧伤，母亲的卧室里挂着油画《决斗》，难怪她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童年是跟着普希金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

    茨维塔耶娃记得曾经在家里看见了普希金的儿子，跟画像上的普希金一模一样。她偷偷地读哥哥学校里的《文选》课本，上面有普希金的诗歌《致奶娘》。哥哥不爱读书，妹妹却很爱读书。她不能完全读懂诗里所表达的哀伤、预感、压迫等概念，但是她读到“布满皱纹的双手”和“被遗忘的大门”时，她记住了，并且终身不忘。她躲在巨大的书柜里阅读“禁果”——淡紫透蓝斜烫着金字的大厚书《普希金全集》。她差不多是在黑暗中读的，鼻子几乎触到书本和柜子的隔板上，书的重量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我是用胸和脑来阅读普希金的。”

    最有趣的是，茨维塔耶娃一家人经常到普希金纪念像附近散步。普希金纪念像既是散步的起点也是终点：从普希金纪念像到普希金纪念像。小女孩仰望着黑色的普希金像，意识到自己面临的也将是“黑思想、黑命运、黑生活”。普希金纪念像还是她与妹妹赛跑的终点：看谁最早跑到普希金纪念像跟前。妹妹的保姆有时简单化地把它说成：“咱们到普希金那里坐一会儿。”小茨维塔耶娃总要学着老学究似的纠正她：“不是到普希金那儿，是到普希金纪念像那儿。”茨维塔耶娃是那样地喜爱普希金笔下的女子达吉雅娜，她赞叹：“哪一个民族有如此这般谈情说爱的女主人公：勇敢而自重，钟情而百折不回，有先见之明而又一往情深。”她自己的悲剧性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茨维塔耶娃只是普希金的千千万万个孩子当中的一个。普希金生前早就料到了自己会拥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在普希金生命最黯淡的时刻，他依然坚信这一点：自己比拥有全部俄罗斯人的生杀予夺权力的沙皇要高尚千百倍。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中写道：

    我将永远被人民所喜爱，

    因为我用诗的竖琴唤起了那善良的感情，

    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

    并给那些倒下的人召唤过恩幸。

（选自《想飞的翅膀》，有删改）

竹子就在跟前

沈祖连

    乔迁新居，一家人喜气洋洋。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她进入客厅，进入卧室，进入厨房，最后来到阳台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阳台，几乎成了母亲的最大心愿，她要在阳台上养几盆花，要在阳台上安一张躺椅，每天能充分地享受阳光，而最实际的是可以在自己的阳台上晾晒衣服，这是老人最最期待的。

    给我找根竹子。”母亲发话了。

    大姐说，“就交给他吧。”

    大姐夫不很乐意，但还是毅然受命：不接受行吗，丈母娘的要求，妻子的命令。再说，不就是一根竹子吗？

    可接受下来，大姐夫才知道自己的荒唐：要在老家，要根竹子，提刀上山，便可手到拿来。可在这大都市里，去哪里找？可怜的大姐夫，骑着自行车，跑了市场，跑了生产资料公司，跑了土产公司，一无所获。

    午时归来，大姐问他要到没有。大姐夫说：

    “还没。我想，用根不锈钢管不是更好吗？”

    “真没用。阿妈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一根竹子，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那我下午继续找吧。”

    大姐夫登上楼顶，看到前街有建设工地，正在拆着脚手架，大姐夫心里一高兴，立时跑了过去。一根根卸下来的正是他所要找的竹子。

    大姐夫来到了门口，找到了门卫，递上一根烟，说，“师傅，卖根竹子给我好吗，多少钱呀？”

    “卖竹？我这里不卖竹。”

    “就是那些拆下来的……”

    “那是脚手架用的，不卖。”

    “可我急着用，不瞒你说，我的丈母娘……”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丈母娘要一根晾衣服……”

    “正是。”

    “可我不能卖呀。要不你去找工长吧，”门卫指着里边的一个汉子说，“就是那个戴着黄帽子的。”

    大姐夫来到了黄帽子跟前，叫了声：“工长，你好。”

    “什么事？”

    “我想跟你买根竹子。”

    “没有竹子卖。”

    “这是脚手架，还要搬到其他工地去用。”

    “我只要一根，次一点的也行。你就收回成本费吧。”

    “这可没有先例啊。”

    “看在我们男人的面上。通融一下吧。”

    “可是，我不能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扛着一根竹走出去呀。这么吧，你去找我们主任吧。他在办公室。”

    大姐夫在工长的指点下，见到了主任。

    主任是个脸皮白皙的汉子，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可不想一听到大姐夫说要买他的一根竹子时，却是一副不耐烦：“去去去，买竹子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碰了一鼻子的灰，大姐夫从工地出来，望着一地的竹子，却是一脸的茫然。这样回去，丈母娘问起，怎么是好？

    他在街角点燃了根烟，吸了一口，大脑皮层一下子跳出了个人：老同学李青不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任职吗？并且听说已经是个不大不小的部门头头了，好，就找他，不就是一根竹子吗？难道会不给老同学点面子？

    到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说是不在家，得晚上才回来。好吧，晚上就晚上，等等吧。

    心里有了点底，大姐夫便昂然地回来了。不过他还是不太敢见丈母娘。

    大姐问：“怎么，还没找到？”

    “有眉目了。”

    “我的天，跑了一天，才有眉目，能告诉我，怎么个眉目吗？”

    “阿英你别说这根竹子，手续还挺复杂的，不过总算找到了建筑公司的一个老同学了，他今晚回来，我估计明早吧，明早准能要到。”

    “什么呀？为了一根竹子，还得托人情，你这人情也用得太廉价了吧。”

    这时，二姐夫骑着摩托车回来了，一听大姐在指责大姐夫，便说，“不就是根竹子吗，也值不了多少钱，大姐夫你说你在哪发现了，告诉我，我去搞掂。”

    “不远，在前街工地上就有。只是……

    “你是说那些刚拆下来的吗？好。”

    二姐夫说着掉转车头，不到5分钟工夫，便扛着一根竹子回来了。

    大姐夫尴尬地问，“怎么我去不卖，你去就卖了？”

    “不就是一根竹子吗？用什么卖不卖的，我扛起就走。”

    “那要是让人抓住了呢？”

    “那就让罚吧，一根破竹能值什么钱的。不过谁管？”

（选自《21世纪微型小说排行榜》，有删改）

十字勋章

（法）巴比塞

    由于一次非常成功的偷袭，我们进入了加拉各村。村子里只剩下一些妇孺老弱。只有几个漆黑的人影儿在墙上警戒着。

    大家隐蔽在矮茅屋后面，子弹上膛，步枪平托，一切就绪。在我前面，有两个黑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背靠着墙，默默无声，一动也不动地紧偎着。我瞄准了右边那一个，暗自思忖道：他们两人没完没了地在谈些什么呢……

    一声号令!我们的步枪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射，有如晴天霹雳。时间并不长，两分钟而已，这些漆黑的人影儿，全都呜呼哀哉，被打发回老家去了。他们好像钻进了地底下，又好像烟雾似的，风吹云散了。

    我却记得很清楚：两个黑人，在我前面，我举起步枪，瞄准了其中一个。这两人后来我又见到了：因为我几乎绊倒在他们身上。就在前不一会儿，他俩还不言不语，模样真够滑稽，现在却变成了尸体，倒在长凳下。这是两个小黑人，一男一女，身子蜷缩，相互紧抱着，酷似两只紧握住的手……是一对恋人!这件事总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萦绕在我的脑际，以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不禁有好几次以此来说笑逗趣。

    后来，我的脑子完全糊涂了：狂食暴饮，呼嚎吼叫，手舞足蹈，挤鼻子弄眼儿，乱蹦乱跳。突然，脑壳上一阵剧痛……我跌倒了……不省人事。

    六个星期以后，在圣路易医院我才恢复了神智：一天早晨，我睁开了两眼，四周呈现出一片白色，散发着一股碘酒气味。

    此后旁人陆陆续续地告诉我所发生的惨剧：我们的连队过于疏忽，滞留在那被征服的村子里，而且倒地酣睡。因而，回家来的敌人杀尽了我们全部的人，全部，一个也没剩。

    “那么我呢?”我问。

    他们告诉我，说运气救了我，一所茅屋倒塌了，断墙土块把我压倒在下面，但是却把我遮盖住了。第二天，远征军的主力重新占领了村子，洗劫了全村，终于把罗洛贝族人杀得一干二净，还从掩盖着我的坍塌的碎块堆里，拉着我的两腿，把我拖了出来。

    ……不过更妙的事还在后头：总督来到我的床前，亲手颁发给我五等荣誉勋章。

    没多久，我伤愈了：我迫不及待地想佩戴着我荣获的勋章回到故乡去。盼望已久的日子来到了：七月的一个清晨，我抵达维勒福城。我穿上了我原来的那件军大衣，挂上了我的新勋章，昂着头，迈着方步。

    天啊!多么了不起的欢迎会!车站，乐声响连天，列着队的少女，年幼的和年轻的，全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摇着旗子，挥着花束。

    人们把我拥到市政厅去进午餐。席前，席后，没完没了的演说，所谈全是关于我一个人的事。大家称我：“塞内加尔的英雄”。

    大家散了席，外面还有陪送的人群，他们一直排到村镇的尽头，言之无物的演说，巴尔贝大爷的敬酒，最后是一场令人受不了的拥抱，这样，大家才散了……我终于在朦胧的夜色中，独自来到了工厂区附近。

    我沿着教堂旁边的小石子路走回家。夜色已降临，我不时地眨着眼睛，两眼还在冒金星，难道是他们的香槟酒和他们错综复杂的大道理把我的神智搞糊涂了吗?我多少有点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忘却了自身的一段经历：我忽然忘记了自己的功勋，就像我全然不曾有过什么功勋似的。

    ……这时，在一个拐角上，我透过昏暗的月色，发现有两个人，互相紧偎着坐在庄园里的一条长凳上，他们像是手拉着手，谁也不说话；不过，他们似乎沉湎在一种共同的寂静之中，仿佛全神贯注于一件重要的事情。朦胧的夜雾中，一点也看不清他们的模样，只能分辨出他们的形体和察觉出他们胜似语言的那种内心的交往。

    “哎呀!”我叫了一声，又站住了。

    两眼直望着村镇深处的这个拐角，骤然间我恍如看见了另外一个村庄，现在它已被消灭殆尽，这个村子和全体居民，最要紧的是那两个小黑人，都已从这地球上消逝了。他俩曾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虽然只看到他们的形体，只察觉到他们那种心灵相通的默契……这对小黑人，由于夜色的简化作用，就和这里的两个人影一模一样。

    这两个影子，那两个黑人……我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这实在是太傻了，但我确是发现了。人们酒喝得过量的时候，就会变得十分天真，头脑也简单起来，我一定是相当醉了，因为这种可笑的联想，本来应该使我发笑的，却使我哭了。我的手伸向十字勋章，把它从胸前摘了下来，很快地塞进口袋深处，好似一件偷来的东西。

【注】《十字勋章》是巴比塞的以描写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名篇之一。小说以19世纪法国发动的一场侵略非洲的战争为背景。

秋来查干湖

李旭光

    查干湖美，美在秋天。秋湖的长天，极为疏朗。站在环湖路上，依稀看得见天宇的穹顶与湖水交割的弧线。惊鸿照影，间或掠过几朵祥云。夜幕乍落，伫立在湖岸高坡上的妙因寺，不时传出阵阵晚课的钟鼓和诵经的吟唱，剪影里，空气也凝固了一般。到了晓夜当空，繁星拱月时，天上湖中，已辨不出哪里是真实的，哪里是虚幻的。

    查干湖美，美在秋水。秋水如娴静而又落落大方的少妇，深邃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你。从松花江引入湖中的百里运河，已放慢了流速，使得这时的湖水波澜不惊，清澈见底。泥沙已经淘尽，水中的游鱼和水草分明可见。夏日肥得如油的湖水，已经显得清瘦，是湖水中的鱼虾和健硕的蒲苇把它的营养吸吮殆尽。湖水从暑热变为秋温，鱼儿多半向湖的深处游去，垂钓的人们便懒于来此蹲守。随着秋一天天走向肃穆，湖区的游人也少了许多，但仍有不少老人、情侣、画家、摄影家、迁客骚人来此小住。与其说是游湖，莫若说是人生的一次悄然回眸。

    查干湖美，美在秋草。轻露染过的蒲草依然葱郁滴翠，很深的一截还在水里，蒲棒却透出橙黄。渔民介绍，蒲棒采摘下来，可以作为驱赶蚊蝇的香炷，一支蒲棒，可以燃上几个小时。有些地方用蒲草做床垫，铺在下面厚厚的、暖暖的，还散发着蒲香，销路很被看好。秋苇比起蒲草来，要更美些，更张扬些，更浪漫些。一枝枝、一簇簇，泛着轻黄的舒展的苇叶，就像跳藏族舞的姑娘，张开双臂，弓起腰肢，献出哈达。而泛着油光的银白色的芦苇花，在风中柔软地散落开，烈火呼啸般地狂舞。修长的苇秆，接踵摩肩，竹林般地森然列阵。待到湖上结冰时，这些蒲草和芦苇都 要被渔民割掉。割去固然可惜，但为了将一腔热血回报养育它们的大地，为了来年春天新生命的再一次萌发，想一想， 也就释然了。湖中还有铺天盖地的菱角与荷花。花期过后，尚有一片片圆得可人的叶子浮在湖面，新绿里透着油一般的光泽，圆叶的下面，是一枝细蔓连到湖床。这时，肥硕的菱角，黑黝黝的已经成熟。记得小时候开那达慕大会时，总有一些小商贩，将菱角煮熟后对半切开，用粗瓷碗盛着叫卖。孩子们用菱角那略朝里弯曲的锋利的尖儿，把果肉从菱角壳里抠出来，送到嘴里，吃起来真香。荷花的莲蓬籽，连同泥里鲜嫩稚白的藕都已成熟，渔民们却不舍得去捡拾，任由它们在湖中自在地散落，肆意地蔓生。

    秋天的查干湖，是水鸟的王国。从8月底到10月初，在北国圣水中完成季节性侨居、顺便又繁衍后代的候乌，几十万只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湖中翔集。对水禽颇有研究的鲍鹏友局长告诉我，这里面有天鹅，有丹顶鹤、白鹤、灰鹤、 苍鹭、白鹳，有大雁以及其他近百种水禽，其中，光是野鸭，就有针尾鸭、绿头鸭、赤颈鸭等20多种。一时间，湖中用来接待“客人”的蒲苇显得容量不足，鸟儿们吵闹着、争抢着、嬉戏着，一边庆幸着对圣湖的占领，一边抓紧时间在这里捕鱼啄虾，补充能量，同时讨论着生活琐事，谋划着南归的路线。

    秋天，湖中的鱼也肥了。南湖的水草茂密，草根鱼、青根鱼长得特别快。夏天到南湖垂钓，听到“咔哧”“咔哧”，那是草根鱼进食的声音，“咯嘣”“咯嘣”的声响则是青根鱼的。青根鱼被渔民归类为牙鱼，它们非常爱吃田螺、河蚌等贝类，因此青根鱼的牙床后面有个冲压床一样的凹凸槽，骨头自然是极硬的。渔民在食用青根鱼前，都要先把这块骨头取出来，做成小饰件。青根鱼的肉雪白、细腻，口感极爽，是湖中的上佳之品。每年冬捕时，南湖的青根鱼一出水就极畅销，大的四五十斤重，一两米长，一斤就要卖到 100 多元钱。在北湖，鲢鱼、鳙鱼、鲤鱼、湖虾，俱为上佳之品。尤其是北湖的鳙鱼，俗称胖头鱼，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绿色有机食品。冬捕时，湖面上人潮涌动，车如穿梭，冰晶雪国里蒸腾着节庆的热浪。

    秋天的查干湖，最美的还是渔民。春天投放鱼苗，夏天管护，到了秋天，终于眼见着湖里的鱼肥了、大了，将整个湖都胀满了，渔民便美在了心里。他们这时开始收拾冬网，做着冬捕的准备。干活累了，几杯酒落肚儿，他们在一起海吹神聊，什么泥鳅用皮肤、肠道呼吸啦，胡罗鱼要在河蚌里产卵啦，老头鱼会冬眠啦，更别有一番情趣。

（选自《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

灯笼

陈忠实

    县纪委书记焦发祥一早走进县委大门，瞧见传达室旁边围着一堆人，他瞥了一眼，从人头攒动的缝隙中，瞅见了一只灯笼，也凑上前去。

    大伙儿围观的确是一只灯笼。外边糊着一层红纸，里面点燃着一支小蜡烛。

    挑着这只灯笼的是一位乡下老农民。一张脸没有生气，只有几根微微颤抖着的胡子，表明他心里憋着气。

    “喂！你在这儿干什么？”焦发祥问。

    那双似睁似闭的眼睛闻声看过来，似乎在掂量问话人的身份。“寻找真理！”他的干瘪的嘴唇动了一下。围观的干部们笑起来。

    “你说具体点？”焦发祥提醒他。

    他的眼睛忽地一翻，露出一缕难受不堪的神光，盯住焦发祥，反问：“我给你说了，你给管？”

    “问你就是想管。”焦发祥肯定说。

    “啊呀！我可找到包青天了——”打灯笼的农民嘴里叨叨着。

    我跟村支书刘治泰家原住一个院子。这是土改时分的，两家挤一院。这二年，我申请庄基地，没批；刘支书却自己划了庄基地建了新房，搬走了，按规定老庄基地归我。没料到，他搬了家，不提老房子的事了。我找他，他先说忙，后来，干脆说要在老屋里拴牛。

    我急慌了！我的三个娃子连一个媳妇也没娶，净等房子喀！没办法，我就说买下来，支书要价的口开得多大！大得怕怕！我的天，这老房子椽也朽了，瓦也朽了，雨天漏得像草筛。这不明摆着坑人吗？我找乡政府，不下八回，总说忙，抽不出时间解决这号鸡毛蒜皮的事。我实在想不下好办法，就打上灯笼来了……

    “杨书记吗？喂！你们乡的清水湾，有个叫田成山的农民，居然挑着灯笼闹到县上来了。”焦发祥平静地说。

    “我一定处理好！”杨书记在电话里连连自责。

    第三天早晨，焦发祥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急促地响着。

    电话是市纪委打来的，说是本县清水湾一个名叫田成山的农民，挑着灯笼到市委大门口名为“寻找真理”，实际是喊冤。

    焦发祥真有点火了，直接拨通了乡上的电话。

    “焦书记，我昨天已经处理了，”焦发祥耐着性子听着，“昨天，我严肃批评了田成山打着灯笼大闹县委，影响了县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经调查，田成山没参加派性组织，但他老婆是个厉害手，这件事背后有没有背景，尚待进一步了解……”

    “好了好了，你真是动了脑筋了！”焦发祥真是哭笑不得。放下话机，对司机传话：“走一趟清水湾。”

    清水湾三面被坡丘包围，一面出水路，坡地上多柿树，杏树和桃树。村前有一弯簸箕似的平川，种麦又种稻。这个小小的村庄是本县山区一个独厚于天的角落。七八十户村民，村长从东到西吆喝了一遍，男男女女就聚集在村子中间的会场上来了。

    焦发样让村支书刘治泰把县政府关于给村民划拨庄基地的文件宣读一下。刘治泰大声宣读完文件，一只手挂在桌子上，一只手插在腰间，向全体村民讲话：“我先作检讨……”焦发祥不由地瞧瞧这位刘支书，真是聪明剔透！

    “听说你想把朽房子卖给田成山？”焦发祥问。刘治泰面不改色，满口应承。

    焦发祥站起来，说：“治泰同志，据说这房子原是地主家的，你要是把这号都快倒塌的房子卖给成山，我说一句不大中听的话，你的心就太黑了——”焦发祥停顿一下，侧过头瞅瞅，刘治泰的脸红了，红得像个猪肝。

    焦发祥说到这儿，动情地说：“乡亲们，我没来过这儿，想不到咱们县竟然有这样一块好风水的地方。刘治泰同志呀！你甭把这样好山好水好百姓的清水湾，给搅和成一个混水湾……”他的嗓门被清水湾村民的呼喊和掌声淹没了。

    吉普车驶出清水湾，在土石公路上疾驰。秋天的田野，秋庄稼收获净尽了，冬小麦泛起一抹新绿。夕阳如金。

    焦发祥和杨书记并排坐在后座上。“谈谈你对田成山的处理问题吧！”焦发祥盯着杨书记。

    杨书记自责说，“我只是考虑田成山影响县委的工作……”

    “出一点问题，先在田成山身上查根子，找背景，这是一种什么习惯呢？”焦发祥盯着杨书记，“实在说，刘治泰这样的作风问题并不难纠正，难就难在我们的这个可怕的习惯！你想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习惯呢？”杨书记红着脸，渗出汗水来了。

    两人告别时，焦发祥手里挑着一只灯笼，笑着说：“把这只灯笼送给你做个纪念。关于那个‘习惯’问题的答案，就在这只灯笼里。”杨书记红着脸，接过了那只小灯笼。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