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脂

贾平凹

    走头头的骡子三盏盏的灯，挂上那铃儿哇哇的声。白脖子的哈巴朝南咬，赶牲灵的人儿过来了；你是我的哥哥你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你走你的路。

    在米脂县南的杏子村里，黎明的时候，我去河里洗脸，听到有人唱这支小调。一时间，山谷空洞起来，什么声音也不再响动；河水柔柔的更可爱了；山也不见了分明，生了烟雾，淡淡地化去了，只留下那一抛山脊的弧线。我仄在石头上，醉眼蒙眬，看残星在水里点点，泛出明灭长短的光波。我不知这是谁唱的。三年前，我听过这首小调的唱片，但那是说京腔的人唱的，毕竟是太洋了；后来又在西安大剧院听人唱过，觉得舒扬有余，神韵不足；如今在这么一个边远的山村，一个欲明未明的清晨，唱起来了，在它适应的空间里，味儿有了，韵儿有了。

    歌唱的，是一位村姑。在上岸的柳树根下，她背向而坐；伸手去折一枝柳梢，一片柳叶落在水里，打个旋儿，悠悠地漂下去了。

    这是个极俏的人，一头淡黑的头发披着，风动便飘忽起来，浮动得似水中的云影，轻而细腻，倏忽要离头而去。耳朵一半埋在发里，一半白得像出了乌云的月亮。她微微地斜着身子，微微地低了头，肩削削的，后背浑圆，一件蓝布衫子，窈窕地显着腰段。她神态温柔、甜美，我不敢弄出一点响动，一任儿让小曲摄了魂去。

    这是一首古老的小调，描绘的是一个迷人的童话。可以想象到，有那么一个村子，是陕北极普遍的村子。村后是山，没有一块石头，浑圆得像一个馒头，山上有一二株柳，也是浑圆的，是一个绿绒球。山坡下是一孔一孔窑洞，窑里放着油得光亮的门箱，窑窗上贴着花鸟剪纸，窑门上吊着印花布帘，羊儿在崖畔上啃草，鸡儿在场埝上觅食。门前小路，一拐一拐，到了河里，河水很清，里边有印着丝纹的石子，有银鳞的小鱼，还有蝌蚪，黑得像眼珠子。少妇们来洗衣，一块石板，是她们一席福地。衣服艳极了，晾在草地上，于是，这条河沟就全照亮了。

    有那么一个姑娘，该叫什么名字呢？她是村里的俊仁者。父母守她一个，村里人爱她，见过她的人都爱她。她家在大路口开了个饭店，生意兴旺，进店的，为了吃饭，也为着见她。她却最是端庄，清高得很，对谁也不肯一笑。

    姑娘有姑娘的意中人，眼波只属于清风，只属于他。他是后山的后生，十八或者二十岁，每天要从这里路过去县上赶脚。进得店来，看见她，粗茶淡饭也香，喝口凉水也甜，常常饥着而来，呆会便走，不吃不喝也就饱了。她给他擀面，擀得白纸一张，切面，刀案齐响，下到锅里莲花转，捞到碗里一窝丝。她一回头，他正看她，给她一笑，她想回他个笑，但她却变了脸。他低了头，连脖子都红了，却看见了桌布下她露出的两只鞋尖。她看出他的意思了，却更冷了脸儿，饭端上来，偏不拿筷子。他问；她说：“在筷笼，你没长手？”他凉了心，吃得没味，出去了。她得意地笑，终又恨他，骂他“孱头”。

    他几天竟不来了，她坐在家里等。等得久了，头也懒得梳，她说：“不来了，好！”但却哭了。

    一天却听见门外树上的喜鹊叫。她走出来，却是他在用石子打那鸟儿。她愣了，眼泪都流了出来。他瞧着她喜欢，向她走来，她却又上了气，“为什么打鸟？”“我恨！”“恨鸟儿？”“它住在这里。”“那碍你什么了？”“也恨我。”“恨你？”“恨我不是鸟儿！”她想了想，突然笑了。他一看她，她立即面壁不语。他向她走近来，她却又走了，一直走到窑里。只想他会一挑帘儿进来，回头一看，他没有进来，走出窑看时，他却走了，边走边抹着眼泪。

    她盼他再来。再盼他来。他却再也没来。每天赶脚人从门口来往；三头五头的骡子，头上缠着红绸，绸上系着铜铃，铜铃一响，她出门就看，骡子身上架着竹筐，一边是小米，南瓜，土豆，一边是土布，羊皮，麻线，他领头前边走，乜她一眼，鞭儿甩得叭叭地响，走过去了。

    一次，两次，眼睁睁看他过去了，她恨自己委屈了他，又更恨那个他！夜里拿被子堆一个他，指着又骂又捶又咬，末了抱住流眼泪。等着他又路过了，她看着他的身影，又急切切盼着他能回过头来，向她招一招手……

    小调停了，我却叹息起来，千般万般儿猜想，那后生是招了招手呢，还是在走他的路？一抬头，却见岸那边走来一个年轻人，白生生赶了一群羊，正向那唱小调的村姑摇手。村姑走了过去，双双走到了岩那边的洼地，坐在深深的茅草丛中去了。

    我悄悄退走了，明白这边远的米脂，这贫瘠的山沟，仍然是纯朴爱情的乐土，是农家自有其乐的地方。

医心

明晓东

    街上喧闹声传来时，王仁甫正在医心堂和白忠孝对坐品茗。听着外面日本兵叽里咕噜的叫喊声和皮靴重重敲击青石板街道的声音，白忠孝的手一阵颤抖，绿莹莹的茶汤淋湿了面前摊开的医书。白忠孝长叹一声，这群蛮夷又在抢掠了，这日子啥时才是个头呢？

    王仁甫侧了身子仔细听了听，依旧低头无语。

    二更天时，急促的拍门声响起，王仁甫轻轻拉开门，闪进两个人影，其中一个受伤者被另一个人拖了进来。王仁甫扶伤者躺下，端起油灯仔细查看，白忠孝拉过王仁甫，悄悄地伏在耳边说：“师兄，怕是青龙山游击队的吧，日本人追究起来，咱俩可就没命了。”

    王仁甫看了师弟一眼说：“伤者必救，这是师父的规矩，你不记得了？”

    白忠孝就嗫嚅着退到一边，心惊胆战地听听窗外的动静，不再说话了。

    王仁甫先是取下墙上的皮囊，捻起一枚银针，在麻油灯上燎过，然后扎进伤者的穴位。片刻，汩汩流血的伤口便止住了血。王仁甫伸出一只手一点一点地捏着，把碎裂的骨头复位，再敷上草药，揩掉头上的细汗，牵出后院的骡子，套上车扶伤者躺了上去，目送两人在黑暗中离去。

    翌日，门外飘起了膏药旗，日本兵长驱直入，把医心堂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抓走了一旁瑟瑟发抖的白忠孝。不几日，人们经常看到白忠孝点头哈腰地围着日本鬼子大队长宫本一郎转来转去，才知道白忠孝医好了宫本的头痛病，成了日本人的军医。

    白忠孝带着宫本走进医心堂的时候，王仁甫正捻着他的宝贝银针，一枚一枚地仔细看着。宫本一郎进门就喝退了身边的随从，双手抱拳说：“久闻王先生神针大名，今日总算有幸目睹了。”王仁甫随意一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宫本也不客气，单刀直入地说：“听贵师弟白先生说，令师曾传针灸秘术于你，可否让在下看看？”

    王仁甫正色道：“中华医术博大精深，乃我民族之瑰宝，岂容异族觊觎？先生死了这条心吧！”然后拱了拱手，算是送客。

    宫本一郎沉下脸来说：“仁甫君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带着手下走了。

    过几日，白忠孝独自一人来了，劝王仁甫投靠日本人。白忠孝告诉王仁甫，宫本怀疑青龙山游击队长刘一飞当日受伤是他救的，就这一条足以杀了王仁甫全家。白忠孝还说，宫本有头痛病，一高兴或是一发怒就头痛得满地打滚，要不是念在王仁甫的神针可以救他，早就抓了王仁甫进日本人的大牢了。

    王仁甫笑了笑说：“咱俩师出同门，你就可以治他，而且可以凭着手艺尽享日本人的荣华呀！”

    白忠孝拉着王仁甫的手说：“师兄，你明知我的针灸术不如你，我只能治得了宫本一时呀！”

    王仁甫拍拍白忠孝的手说：“好吧，你坐下，我把师父的针灸术教给你，你就可以治好宫本一郎的病了。”白忠孝坐在椅子上，王仁甫捻起一排银针，悉数刺入白忠孝头顶上，片刻后取下，对白忠孝说：“这神针之妙就在于针的深浅不一，深一毫则当场毙命，浅一毫则治不了根本，师弟切记啊！”

    七日后，宫本头痛病再犯，白忠孝依着师兄传授之术，将银针一一刺入宫本的胖脑袋，片刻间宫本只觉得神清气爽，而扎完针后白忠孝却颓然倒地，再无气息。宫本挥挥手，让手下将白忠孝拖到荒野弃尸。自此，宫本的头痛病也不再犯了。

    再说白忠孝被扔在荒野，被青龙山游击队发现竟是当日救过队长的先生的师弟，就抬上了山准备找个地方掩埋，岂料一锨土下去，白忠孝却长出了一口气，醒了过来。活过来的白忠孝不敢说自己帮过日本人，就留在了游击队给伤员治病。

    几个月后，宫本一郎指挥手下围攻青龙山，游击队已经弹尽粮绝，眼看着青龙山就要被攻下。宫本手舞军刀大笑，正指挥着日本兵最后冲锋的时候，突然觉得头皮一麻，头痛病又犯了。宫本丢了军刀，捂着脑袋直挺挺地倒下去，一蹬腿死了。

    游击队乘机反攻，全歼了日本鬼子。游击队员不解，为什么没人击中宫本，宫本却自己死了。只有白忠孝不语，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医心堂再次开张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王仁甫端坐在草药味弥漫的大堂里，白忠孝也进来了。白忠孝进门就跪在王仁甫面前说：“师兄，我没能遵从师父教诲，帮了日本人，害了别人也差点害了自己呀！要不是师兄扎我几针，恐怕我已是罪人了呢。”见王仁甫不语，白忠孝又说：“你扎我，我再扎宫本，一样的针法，咋就治死了宫本呢？”

    王仁甫哈哈一笑说：“宫本病在身上，一针刺进神经止住疼痛，再一针刺出脑血管微疵，欣喜若狂自会出血而死；而你身虽无病却病在心神，一针刺你灵魂出窍，再一针刺你回归正道，是为医心啊。”白忠孝跪地不起，王仁甫双手搀起白忠孝说：“心已归正，就忘记过去，我教你师父的神针绝技吧。”

    自此，医心堂名震省内外。

（节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英雄之器

齐川龙之介

    “项羽这个人毕竟不是英雄之器！”汉将吕马童把一张长脸拉得更长，抚着稀疏的胡须说。他的脸孔四周，有十几张脸在正中央的灯火映照下，红彤彤地浮现在营幕的黑夜中。每张脸都不自觉地露出微笑，因为今天取得西楚霸王首级的战胜喜悦仍然没有消逝。——

    “这个嘛——”

    一张鼻子高挺、眼光锐利的脸孔，望了一眼吕马童，唇角泛起有点讽刺的微笑。不知为什么，吕马童似乎有些狼狈。

    “说强嘛的确很强，据说举起过涂山禹王庙的石鼎哪！今日之战亦然。我当时还认为这下可没命了。李佐被杀，王恒也被杀。但是气势却没有了，说强嘛的确很强。”

    “嗐。”

    对方的脸依然微笑，大大方方地颔首。营幕外，沉静无声，除了远处传来几次角笛外，连马匹的嘶叫也听不见，只偶尔飘来枯叶的芳香。

    可是，吕马童环视众人的脸，仿佛为了“可是”这个字，眨了一下眼睛。

    “可是，毕竟不是英雄之器。这可以今日之战为证。楚军被追到乌江时，只有二十八骑，对我方如云霞般的大军，根本没有战胜的机会。据说，乌江的亭长还特地用舟来迎接他到江东去，如果项羽有英雄之器，就应该含垢忍辱渡江，再图卷土重来。根本不必管什么丢脸不丢脸！”

    “这么说来，所谓英雄之器，就是要精于计算？”

随着这句话，众人不禁发出沉静的笑声。吕马童很意外的，竟然毫不畏怯。他把手从须上移开，稍微挺直身子，时时望着鼻子高挺、眼光锐利的脸孔，猛比着手势说：“不，不是这个意思——就项羽来说。项羽在今日之战开始前，据说曾向二十八个部下说：‘亡项羽的是天，并不是人力不足。证据是：用这一点点军队，就可以三破汉军。’其实岂止三次，九次都战胜了。可是，以我观之，这是怯懦。把自己的失败推给天——天才真倒霉呢！如果那是在渡过乌江，纠集江东健儿，再度逐鹿中原之后说的，就另当别论。但是，情形并非如此。还可以活得好好的，竟然死了。我说项羽不是英雄之器，不只是因为他暗于计算，更因为他想用天命来搪塞——这可不行。我想，英雄不应该这样。不知道像萧丞相这样的学者会怎么说。”

吕马童得意洋洋地顾盼左右，住口不说。他的说法，大家都会觉得言之成理吧。众人交互轻轻颔首，很满意地沉默下来。这时，只有那张鼻子高挺的脸，出乎意外地，竟然眼中闪现了一道激动之色。黑瞳孔仿佛带着热气，闪闪发亮。

    “真的？项羽真的这样说了？”

    “据说，这样说了。”吕马童的长脸大幅度地上下摆动着。

    “不是很懦弱吗？至少不像个男子汉吧？我想，所谓英雄，就该与天作战。”

    “是的。”

    “我想，纵知天命，也要继续战斗。”

    “是的。”

    “这么说来，项羽——”刘邦抬起锐利的眼光，望着在秋夜中闪烁的灯火，半独语般缓缓回道：“才是英雄之器啊！”

北平陷落

老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剃头匠孙七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我孙七的厉害!”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地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睛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看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文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齐家是独一份儿。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赶到不得已的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今天，瑞宣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一一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地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瑞全小声地说：“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