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打三分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要征集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物件﹣﹣马凳。

    何谓马凳？就是给马匹钉掌时用的矮木凳。

    三个月征期已过，马凳尚无音讯。馆长马增直摇头，认为没戏了。

    这一日，一个白胡子干巴瘦老头儿，肩背梢马子找上门来，对马馆长毛遂自荐说，做马凳是我的熟套子活儿。

    马馆长打量眼前这位老爷子，青鞋白袜灯笼裤，腰背挺直，双眼有神。说是八十有九，但也就像七十出头摸边小八十的样子。

    马馆长心里直打鼓，试探着问，您带家伙儿来了？

    老人将梢马子从肩上取下，兜底往地上一倒，好家伙！刀、斧、刨、锯，光凿子就有十几把。

    马馆长问，您要什么条件？一个马凳要做多长时间？

    老人开出条件：一个独门独院，要什么料得供什么料，一个马凳要做七七四十九天。

    马馆长略一思索，一拍脑门，行。

    马馆长给进了一批枣木，老人用眼一瞥，说：不对，我要的是酸枣木。这是牛犄角枣木。

    马馆长一摸后脖梗子，犯了难，我上哪儿淘换酸枣木？

    老人指点，山里辛庄北山阴坡，有三棵碗口粗的酸枣树。其中有一棵树过了火，那是被日本鬼子放火烧的。

    酸枣木终于给弄来了，是十几根短棒棒。老人用手掂掂，说：不对。这是从枣树上半截锯下的，下半截还留在山上。我要的是坐地棵。

    马馆长很纳闷，您怎么知道锯的是树的上半截？

    老人随手将那些木棒棒往水池里一丢，只见一头沉下，另一头翘起，露出水面。老人用枯手指着说，酸枣木长成这样，得千年以上。坐地棵下半截扔进水里，会全被浸住，不会上半截露头。

    七天后，马馆长看到他面前摆着十几根短木枋，酸枣木黢黑的外皮已经被刮掉，露出微红嫩黄如铜质的白茬，纹理细如蛛网。

    十四天后，老人对马馆长说，给我准备一口大锅，烧一锅滚开水。

    那又是为何？

    老人颇自豪，这你又不明白了。酸枣木只有经开水煮过，虫不吃，蚁不咬。

    二十一天后，马馆长再去看时，只见老人手中摆弄着几个小物件，两头尖，中间凸。

    您这是做的什么？像枣核，

    老人颇为得意，算是让你猜对了，这叫枣核钉。我做的马凳，浑身不见铁。我用枣核钉，拼接凳面。

    二十八天后，马馆长再去探视时，只见老人用二分半的凿子在木枋上凿眼。凿刃啃咬着矩形小凹槽，金黄的木屑被掏出，榫眼却没凿透。

     马馆长笑了，您这是……

①这是闷榫，不是透眼。你当我是糙木匠？你别看我是个钉马掌的，做马凳﹣﹣手细。

    三十五天后，老人面前的木枋子长出了榫头，不过马馆长看了一眼，觉得卯眼不对。既然是卯榫结构，怎么榫头大于卯眼呢？走着瞧吧。

     四十二天后，马馆长看马凳还未成型。凳面与凳腿，长掌与短掌，牙板与嵌板，还在老人面前摊成一片。他不由得催道，再过七天，“纪念馆揭幕式”就要举行了！

    满四十九天，揭幕式如期召开。

    一块红绸布被揭开，原来只是一只马凳，高一尺六寸六分六，厚墩墩的凳面分出三条粗腿，立柱分别往八个方向伸展着，上承下托如重檐歇山，全身结合无一钉一铁。颜色如老榆木擦漆却免漆，气味似松香又掺进五月槐花香和紫荆条花香。

    马馆长指着马凳说，钉马掌师傅把马腿弯起，马蹄垫在上面，翻蹄亮掌，然后顶住刀铲，切下一层烂马蹄，剔掉旧马蹄铁，换上新马掌，战马才能奔跑如飞。想当年，冀东几百匹战马在东八县的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就是多亏了这样一只小马凳。并且，无论将马凳怎么扔，最后总是三条腿着地，不滚不倒。

    有人问，现在，可以宣布马凳收藏了吧？

    话音刚落，老人提着十八磅大锤闪亮登场了，说了声：慢！还有最后一道活儿没完呢。

    老人左手持二分半凿子，右手持斧，往那本无缝隙紧致的榫眼正中生生开出一道黑缝，然后从口中衔着的三枚木楔取出一枚，插立于黑缝之中。②抡起十八磅大锤轰然“嗨”的一声带一股雄风，往那楔子上砸去。如此三声三锤三楔，说来也神了，那三枚木楔，已分辨不出你我，竟然和整个马凳浑然一体了。

    众皆称奇。有人问，您这一手活儿可有名称？

    老人吐出四个字：硬打三分。

    这时，坐在前排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者，被人搀扶着颤巍地走上前来，拉住老人的双手，连说道：你就是当年给骑兵营钉马掌的小马哥！多烈性的马，到你手里跟猫似的。我就是骑兵一连的老连长，当年就是你飞出的马凳，挡了日本鬼子一军刀，我的马刀才劈了下去。硬打三分，是你的外号。你还记得是哪位首长给你起的外号吗？

      我宁可忘了我姓甚名谁，也不会忘了给我起外号的那个人。

      谁？

      聂帅，聂荣臻！

（选自2017年第3期《小小说选刊》，作者许福元，有删改）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规则是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若有风筝被割断，那些孩子就拼命地追逐那个随风飘扬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兼仆人与朋友——是哈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对我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比赛！”爸爸随口一说，却在我脑海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办法！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

    街上新霁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哈桑和我走出大门，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街上，风筝斗士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挤满了看客。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

    突然间我想放弃。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

    “我有点不想放风筝了。”我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桑说。

    我试图让眼光离开我们家的屋顶。哈桑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哈桑一眼看穿我。

    “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

    不到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一个钟头后，空中已经挂着至少四十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哈桑在我身旁，他的手掌被线割得鲜血淋漓。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像流星那样划过苍天，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

    我偷眼望向爸爸，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

    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的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

    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我的红风筝和那只蓝风筝了。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线。人们纷纷顿足尖叫：“干掉它！干掉它！”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但我所能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

    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干掉它！干掉它！”的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哈桑兴奋得直喘气。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上割开一个创口，接着……

    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赢了！我看到爸爸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

    “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哈桑撒腿就跑。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踢起阵阵雪花，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

    我收回风筝后，寻找每条通道都没有哈桑的踪迹。我正在担心时，天就快黑了。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只见哈桑站在末端，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三个邪恶的大男孩挡住了哈桑的去路。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他们逼近哈桑。

    “把风筝给我！”其中一个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你这个白痴！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们一愣，退后一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哈桑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但我没有，我浑身麻木。

    他们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其中一个的额头。他们一拥而上……

    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眼角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回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斜倚在一家小店铺紧闭的门前。

    十五分钟后，哈桑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节选自《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马裤先生

老舍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蹬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地说。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荼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先生，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得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先生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竞自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床上。“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快开车了吧？荼房!”

    他站起来，数他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手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停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大概还没到廊坊，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干吗？先—生—”

    “拿茶!”   

    “好吧!”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荼房”小一点。有时呼声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地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孔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项。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有删改)

刃

李新立

    突然想起“刃”，我被自己的这一闪念吓了一跳。

    金属的刃，是技术高超的匠人千锤百炼精心打造而成的，大凡削铁如泥的利刃，要有柔而坚的优良材质。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好刃似乎都沾了过多的血腥。因此，我尽量避开血腥和与血腥相关的词语，只说生活的日常。

    那年我十七岁，第一次进城。从东关车站出来，避开纷杂的喧闹，朝西缓缓而行。

    街道狭窄漫长，两侧的土台子上，摆满了高低不一的民房，这些房含，檐子高挑，花格状的窗户裱糊了白纸，双扇大门钉了铜扣，笨拙得让人喜爱，而木质的材料上，全部涂了深红色的颜料，显得沉稳大气。想必它们一定是民国的建筑风格吧。临街的个别房子前，扬着商家的幌子，有酒有茶，有布有面，斗大的隶书是绣上去的，经年不会掉色。

    先是听见“叮当，叮当，叮当”的敲打声，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极具节奏。泥炉的火焰正好，一块铁在里面燃烧，支在一旁的砧台上，老师傅用钳子夹着一块已经打扁了的铁料，挥着小锤。小锤打下去，抬起，年轻的徒弟抡起大锤砸了下去。砧板上的铁，红星四溅，随后由红变黑，师傅又将它丢进泥炉。如此反复，一把刀有了形状。水槽里的水泛着浊红，带着高温的铁放了进去，雾气升腾而起，上面坐了神仙似的。刀口处一抹白，与众不同，名簪叶铁白，那是一把利器的刃。

    可惜的是，这个美妙的去处很快消失了，先是街道拓宽，土台子和那些建筑尽悉拆除，硬化了的人行道和楼房修筑而成时，民国遗风茫然无存，我也就不知道老手艺的去向。

    现在想起这个，是因为我所寓居的巷子里一声唱腔般的“启刀磨剪子喽”，①突兀得让人措手不及，险些将行人撞翻。这也是个老手艺人，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在小巷子的出入口处摆了一条长凳，上面夹着他的家当。他没有坐在长条凳子上，而是坐在旁边的可折合的小马扎子上，当时就想到，他这是出于对一种老手艺的尊重吧。他用钢质铁器启磨菜刀时，肯定用力却捉拿得有些分寸，刀口卷起的铁屑，刨皮一般。然后在磨石上稍加抛光。菜刀的刀口就闪着宝贵的银白。

    不几日，又在巷口遇见了另一磨刀者。其实他是出售磨刀工具的，属于现代科技产品。叫卖声是从旁边的电喇叭里发出的，不是方言的唱，是普通话的讲。我看清楚了，任何刀具，置于规定的磨口，只需拉几下，刀口就可变得锋利，以他的现场演示，吹发可断，落纸可削。但不同的是，那个刃，有些粗糙，虽然发白，却不见银光划亮眼睛。

    我仍然要说有刃的生活器具。

    在老家农村，每一件有刃的家当都置放于指定的位置，比如，莱刀的刀背朝外或者朝下，出工的铁锨夹在腋下，锨头朝前，刃口向下，更不允许用有刃的家当直指他人。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耕作者，要经得起许多磨练，要让它们熟悉你的体温和气息，你要有接近和使用它们的足够本领。一次，我合刃具时，没有多少经验，加上用力过猛，刃具的偏锋划在手掌上，没有声响，没有疼痛，只见鲜血直流，因此而耽误了几天的劳作。

    假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连一把用以牧割的刃具，也会有假货，即便是真货，也分三六九等。其中奥妙只有经年和土地打交道的人知道。我曾经跟着年长者去商店购买刃具，他拿过一沓，蹲在地上，抬起胳膊，逐一将手中的刃具摔到地面上去，将那种发出清脆声响的收到一边。而后，又在这些刃具中用手指试着刀口。这些，是生活累积的经验，口传无效。假货材质不好，那只能算是一片硬铁，没有可用的刀口，就连载纸可能都有些费力，更别说用来收割作物。年长者对这样的东西当然不会鉴别不出来，并且十分不屑。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片“死铁”罢了。由此，②我认定一张好的刃具是鲜活的，有生命的，甚至是有灵性的。

    除了厨具和农具，几乎每个人都使用过有刃口的其它工具。小时，我用过的就有削铅笔的小刀，村小学门口不远处就是代销点，包容了许多日常所需的商品。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不是用现钱去购买的，是拿了可以当作钱花的鸡蛋，换一把铅笔刀和一支不带橡皮的铅笔。现在回想起来，剔除物质上的匮乏，竟然觉得有些古风的味道。

(有删改)

包身工（节选）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