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动人的遗忘

鲁小莫

    圣约翰先生是一位退休教师，62岁那年，他被原先的学校聘回去，主要做一些内务管理工作。

    许多人对学校的做法有些疑虑：身强力壮的教师多的是，何必用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呢？但很快，人们的疑虑就打消了。圣约翰先生工作起来不比任何人差，他思维敏捷、口才极佳，书桌上总是有条不紊。经他保管的物品，打了标签，然后在记录本上做好标注。他常常提醒那些年轻人：“嗨，小伙子，上次借的书该还了。”他的记忆力也不错。

    圣约翰先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水，然后从公文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把药，送进嘴里，仰起脖，用水送下。以前的老同事，都熟知他的这一习惯。可现在大家发现，他走进办公室后，常常先喝口水，然后给妻子打电话：“露娜，我的药忘在家里了，请帮我送过来。”

    半小时后，露娜出现在办公室。她的表情有些愤怒，很不友好地把药递给他。他倒是不在意，看着妻子的脸，呵呵笑着说：“谢谢”。露娜的面色有些蜡黄，头发也很干枯。看着他吃完药，露娜转身走了，也不跟其他同事打招呼。于是有人打趣他：“下次可别忘了带药哦。”

    还有一次，圣约翰给露娜打电话时还阳光明媚，可刚放下电话不到10分钟，天空就乌云密布，片刻，“哗哗”下起雨来。圣约翰慌乱地看着窗外，不停地给家里打电话，却已无人接听。他慌忙打开壁柜取出一把伞，正要出门时，门却开了，露娜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浑身湿透。圣约翰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满脸羞愧地迎上去。露娜将药递给他的同时，几乎咆哮着说：“你这健忘鬼！”尽管露娜浑身湿透，但她仍像往常一样，看圣约翰把药吃下去之后才走。

    露娜走后，圣约翰在窗前静静地站了很久。同事们都以为，他是在懊恼自己的健忘，心想下一次他一定不会再忘记带药。可是下一次，圣约翰先生依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大家慢慢都习惯了：上班后半小时，露娜出现在办公室。有人嘀咕，圣约翰真是老了。也有人说，露娜愤怒也是应该的，谁让他总是那么健忘。还有人说，圣约翰的健忘其实是露娜惯出来的毛病，她完全可以不来送药，因为他工作起来并不健忘嘛！

    两年后，圣约翰先生辞职，那时候，他的健忘症似乎好了很多，露娜很少出现在办公室，偶尔出现，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怒气冲冲，而是笑眯眯的，温和地跟大家打招呼。圣约翰先生拍着大家的肩膀，说着辞别的话，大家也嘱咐他：保重，别忘了按时吃药。他笑了，道出了“健忘”的原因。

    原来，露娜在两年前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暴躁、易怒、自闭、厌世，甚至还自杀过两次。任凭他怎样精心照料、带她求医问药，都不见好转。无奈之下，他想出一个办法。他找到校长，要求校长给他一份工作，打扫卫生或者做门卫都可以。鉴于他以前的表现，校长就让他做了一份内务管理工作。这样，他可以每天在离家以外的地方吃药。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年轻时发作过几回，幸好有露娜的用心照顾才有惊无险。这么多年了，虽然他的病未再犯过，可一直是露娜的心事。他通过忘记带药的方式，让露娜走出家门，走在阳光下，利用她的爱，重新唤起她的责任心和对生命的热情。如今，露娜已经康复，他该回家和她一起安享晚年了。

    圣约翰先生的话让大家一愣，继而他们紧紧握住他的手，那是一双多么苍老的手啊！

    如今，大家还常常看到，圣约翰先生和妻子一起在学校附近的小路上散步。那对相互搀扶、不离不弃的身影，多么像两片老到深秋的枫叶，周身都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良心的安抚

    困难时期，粮食成了全社会的中心，天下事，再大也大不过粮食去。“民以食为天”的平淡警句，在那个时候，彻头彻尾地被我们所理解，牢牢地记在心上。

    在普通的家庭里，一天要吃几两粮食，一顿又该怎样分配，成了大家要反复掐算计较的事情，决不可以有半点疏忽。

    就是在粮食如此困难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奶奶突然意外地扛回了一袋粮食，是捡来的。天上掉馅饼！足足三十斤重的白面。我们全家都愣了，呆呆地望着那袋粮食，不是大喜，而是惶恐。是谁丢的粮食？

    奶奶说，也许是从自行车上掉下来的，也许是毛驴车上掉下来的，也许是大卡车……奶奶伸出冻红的手，说我守着这袋粮食，在路边等了两个小时。我们心情复杂地望着这袋粮食，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奶奶说，要不，咱就跟这个人买点粮食，只买一碗，只一碗！我们都不明其意。奶奶拿起碗，从口袋里舀出一碗，又将口袋扎紧，拿出十块钱来，将粮食又扛了出去。全家人如释重负。奶奶拿着钱，背着粮食，又到路边上去等候了。直到傍晚，夜幕降临，奶奶又将口袋背了回来。没有人认领这袋粮食。

    第二天，我们又从口袋里“买”了一碗粮食，奶奶又拿出十块钱……整整三个月，我们全家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将一口袋粮食“买”光了。小柜上放下了一百多块不知该给谁的钱。在那个冬天，奶奶的心情一直很不安，像做了天大的错事。空空的粮袋，成了她最大的心病。她甚至神经质地一手攥着钱，一手拿着空粮袋子，三番五次地站在路边，等候那个丢粮的人。

    岁月如梭，奶奶的不安，似乎一直都没有化解。后来的年份里，奶奶总要拿出家里的吃食送给邻居。甚至无故地塞给小孩子们钱，为他们买糖果。有一天，奶奶将父亲给她的工资一分不剩地全丢了。奶奶回来不是丧气，而是有些兴高采烈。她不断唠叨着，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就算是还上了。原来，她还是想着那袋粮食。两件事情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奶奶却像是做了某种道义上的补偿。奶奶的这种“交换”虽然可笑，甚至近于迂腐，但我们却能理解她的心情。

    在奶奶的晚年岁月里，她因那一袋粮食，而做了许多的善事，很投入地去帮助别人。她常常帮得生硬过火，令人不解。但在奶奶的这些善举里，她的眉眼渐渐地舒展了，脸上渐渐地多了笑容。在她临去世的那年，她终于开心地说：奶奶到底还上了那袋粮食，一定是还上了，你们说呢？我们随声附和，使劲说，还上了，还上了！

    奶奶是用了多少代价去偿还那袋粮食，我们说不清，奶奶心里自然有她自己的计算，也许是十倍，也许还不止十倍。从她津津乐道的言语中，我们觉得她是还上了！是多少倍地还上了！

    这件事，让我记了许多年，印象之深，永不可磨灭。尽管奶奶的做法近于可笑和迂腐，尽管她的举动是那么不可思议，但左右思量，却又觉得十分对称。人世间就是这样，良心是需要安抚的。后来我发现，凡是世上的好人，忠厚的人，都会有这般的迂腐。仿佛冥冥之中，与上帝早已签好的一张契约。守规矩，讲良心的人，都会遵守着这张冥冥中的契约。

    世上有些事，我们大概永远也找不到债主，永远也不知道那个我们该去感恩报德的人是谁。甚至两下里，谁都不被对方所知晓。但我们却躲不过良心的自审。对于善良的人，活一生，莫过于良心上的安逸了。它是一种温暖，一种可靠，一种约定，人生是万万不能失去的。人自然需要许许多多物质上的东西，但往往更离不开良心上的安抚。

    奶奶在还清了“债务”之后，每晚睡得特别踏实，夜夜香甜。记得有一句话：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枕着这个温柔的枕头，无论窗外有什么样的响动，我们都可以安然入眠。

大师的由来

【法】莫洛亚

    画家杜什正在收尾，就要画完那张药罐里插着花枝的静物写生。这时，小说家葛雷兹走进画室，看他朋友这么画了几分钟，大声嚷道：“不行！”

    那一位惊愕之下，抬起头来，停下不画了。

    “不行！”葛雷兹又嚷道，“不行！这样画法，永无出头之日，你有技巧，有才能，为人正派。可是你的画风平淡无奇，老兄。这样轰不开，打不响。一个画展五千幅画，把观众看得迷迷忽忽，凭什么可以让他们流连在阁下的大作之前……不行的，杜什，这样永远成不了名。”

    “为什么？”正直的杜什叹了口气，“我看到什么画什么，只管把内心的感受表现出来。”

    “话是不错的，可怜的朋友。你已有家室之累，老兄，一个老婆加三个孩子，他们每人每天要三千卡路里热量。而作品比买主多，蠢货比行家多。你想想，怎样才能出人头地？”

    “靠苦功，靠真诚。”

    “咱们说正经的。那些蠢货，想要刺激他们一下，杜什，非得干些异乎寻常的事。宣布你要到北极去作画啦，开创一个画派啦，诸如此类。把体现、冲动、抽象画等术语，一股脑儿搅在一起，炮制几篇宣言。否认存在什么动态或静态，圆形或方形。发明只用红黄两色作画，或者抛出什么圆锥形绘画，四度空间绘画，等等……”

    这时，飘来一缕奇妙幽微的清香，宣告高司涅夫斯卡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位美艳的波兰女子。她订有几份名贵的杂志，这些刊物都不惜工本精印三岁孩童的杰作，就是找不到老实人杜什的大名。她坐下瞅了一眼画布，顺便摇晃了一下金黄色的秀发，那么娇嗔的一笑：“昨天，我看了个展览，”她的嗓音珠圆玉润，柔婉娇媚，“那是关于全盛时期的黑人艺术。噢！何等的艺术敏感，何等的造型美，何等的表现力！”

    画家送上一张自己颇感得意的肖像画，请她鉴赏。

    “蛮好。”她用唇尖轻轻吐出两字。之后，她失望的，婉转的，娇媚的，留下一缕清香，走了。

    杜什抄起调色板，朝屋角扔去，颓然坐倒在沙发上：“我宁可去当保险公司跑街。画画这一行，最最要不得。帮闲们只知瞎捧，走红的全是画匠。那些搞批评的，不看重大师，一味提倡怪诞。我领教够了，不干了！”

    葛雷兹听毕，点上一支烟，想了半天。临了，说道：“你能不能这样做，向大家郑重其事的宣布，这十年来，你一直着意于革新画法？”

    “敝人我？”

    “你听着……我写两篇文章，登在显著地位，告诉知识界的俊彦名流，说你开创了一个意识分解画派。在你之前，所有肖像画家，都致力于研究人物的面部表情。这真是愚不可及！才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能体现一个人的，是他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意念。因此，画一位上校，就应以天蓝和金黄两色作底，打上五道粗杠（法国上校军衔的标志），这个角上画匹马，那个角上画些勋绶。实业家的肖像，就用工厂的烟囱，攥紧的拳头打在桌上来表现。杜什，就得拿这些去应市，懂吗？这种肖像分解画，一个月里你能不能替我炮制二十幅出来？”

    画家惨然一笑，答道：“一小时里都画得出。换了别人，大可借此发迹呢！”

    “但是，何妨一试。”

    “我不会胡说八道。”

    “那好办，老兄。有人向你请教，你就不慌不忙，点上烟斗，朝他脸上喷一口烟，来上这么一句‘难道你从来没看到过江流水涌吗？’”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葛雷兹说，“这样，人家会觉得你很高明。你等着吧，到时候，咱们再来谈这桩趣事，拿他们取笑一番！”

    两个月后，杜什画展在胜利声中结束。美丽的高司涅夫斯卡夫人，那么柔婉娇媚，香气袭人，跟着她新进的名人，寸步不离。

    “噢，”她一再说，“何等的艺术敏感，何等的造型美，何等的表现力！哎，亲家的，你是怎么画出来的？”

    画家略顿一顿，点上烟斗，喷出一口浓烟，说道：“难道你，夫人，从来没看到过江流水涌吗？”

    波兰美女感动之下，微启朱唇，预许着柔媚圆满的幸福。

    这时，一位有名的画商，抓住画家的袖子把他拉到墙角，说道：“好家伙，真有你的！这下，可打响了。这些作品，我统包下了。我每年向你买进五十幅画……行不行？”

    杜什像谜一样不可捉摸，只顾抽烟，不予理会。

    画室里人慢慢走空。等最后一位观众离去，葛雷兹把门关上，兴冲冲的，把手往袋里一插。“哎，老兄，”他说，“你信不信，他们全给骗了？你听到穿兔皮领那小子说什么了吗？还有你那位波兰美女？那三个俊俏的少女连连说：‘崭新的！崭新的！’啊，杜什，我原以为人类的愚蠢是深不可测的，殊不知更在我预料之外！”

    他抑止不住狂笑起来。画家皱皱眉头，看他笑得呃呃连声，突然喝道：“蠢货！”

    “蠢货？”小说家愤愤然了，“我刚开了一个绝妙的玩笑，自从皮克西沃之后……”

    画家傲然环视那二十幅肖像分解画，踌躇满志，一字一顿地说：“是的，葛雷兹，你是蠢货。这种画自有某种新意……”

    小说家打量着他的朋友，愣住了。

    “真高明！”他吼道，“杜什，你想想，是谁劝你改弦更张，新法作画的？”

    这时，杜什消消停停的，从烟斗里吸了一大口烟。

    “难道你 ， ”他答道，“从来没看到过江流水涌吗？”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王开岭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

    地址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比如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迅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东西。再比如传说 的“香格里拉”，即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诗意消费，也不影响其存在和意义，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溶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现在城市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垃圾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分，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叙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而它的“旧了”易迷路的“新人”，如此无常的城市里，人和地点间已失去了最基本的约定，同一位置，每年、每月、每周看到的事物都闪烁不定，偶尔，你甚至不如一个刚进入它的人了解某一部位的现状。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 或下葬之前，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改）

奶奶

曹文轩

    开镰了，收割了，新稻登场了。

    青铜的爸爸赶着拖着石磙的牛，碾着稻子。稻粒不像麦粒那样容易从禾秆上碾下，碾一场稻子，常常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有的稻子，几乎是一起成熟的，秋天又爱下雨，因此，全村的劳力，都必须被发动起来，不停地收割，不停地装运，不停地碾场。

    深夜，爸爸的号子声在清凉、潮湿的空气中飘荡着，显得有点儿凄凉。

    碾上几圈儿，就要将地上的稻子翻个身再碾。通知大家来翻场的，是锣声。

    锣一响，大家就拿了翻场的叉子往场上跑。

    夜里，疲倦沉重的人们一时醒不来，那锣声就会长久地响着，直到人们一个个哈欠连天地走来。

    第一场稻子碾下来，很快就按人口分到了各户。当天晚上，人们就吃上了新米。

    那新米有一层淡绿色的皮，亮亮的，像涂了油，煮出来的无论是粥还是干饭，都香喷喷的。

    面黄肌瘦的大麦地人，吃了几天新米，脸上又有了红润，身上又有了力气。

    这一天晚上，奶奶对全家人说：“我该走亲戚了。”

    奶奶是要去东海边她的妹妹那儿。奶奶说，她活不了太久，趁还能走动，她要去会一会妹妹。

    爸爸妈妈倒也同意。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奶奶去东海边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青铜家借了别人家不少粮食，等将这些粮食还了，青铜家的粮食又很紧张了。奶奶想，她去她妹妹家住上一段时间，就会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妹妹家那边相对富裕。还有，妹妹家那边，是一个大棉区，每到采摘棉花的季节，就会雇很多人采摘棉花，工钱是钱或是棉花。她想弄些棉花回来，给青铜和葵花做棉袄、棉裤，马上就要过冬了。日子过得这么清贫，这两个小的，却一个劲地蹿个儿，原先的棉袄、棉裤，即使没有破破烂烂，也太短了，胳膊和腿，去年冬天就有一大截露在了外面，让人心疼。

    然而，奶奶只说去看看她的妹妹。

    奶奶走后，青铜一家人，心里总是空空落落的。

    过了半个月，奶奶没有回来，也没有一点儿音信。

    妈妈开始对爸爸抱怨：“你不该让她去的。”

    爸爸说：“她一定要去，你拦得住吗？”

    妈妈说：“就是该拦住她。她那么大年纪，不能出远门了。”

    爸爸很心烦，说：“再等些日子吧，再不回来，我就去接她回来。”

    又过了半个月，爸爸托人捎信到海边，让奶奶早日回家。那边捎话过来，说奶奶在那边挺好的，再过个把月，就回来了。

    不出半个月，海边却用船将奶奶送回来了。船是夜里到的。陪奶奶回来的，是爸爸的表兄。他是背着奶奶敲响青铜家门的。

    全家人都起来了。

    爸爸打开门，见到这番情景，忙问表兄：“这是怎么啦？”

    表兄说：“进屋再说。”

    全家人都觉得，奶奶变得又瘦又小。奶奶却微笑着，竭力显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爸爸从表兄的背上将奶奶抱起，放到妈妈铺好的床上。爸爸抱起奶奶时，心里咯噔一下：奶奶轻得像一张纸！

    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

    奶奶说：“天不早了，一个个赶紧睡吧，我没事的。”

    爸爸的表兄说：“她老人家在那边已经病倒十多天了。我们本想早点儿告诉你们的，但她老人家不肯。我们想：那就等她好些吧，好些，再通知你们。没想到，她的病非但不见好转，倒一天一天地加重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奶奶，声音有点儿颤抖，“她是累倒的。”

    “她到了我家后，也就歇了两天，就去棉花田摘棉花了。别人无论怎么劝她别去摘，她就是不听。直到有一天中午，她晕倒在棉花地里。幸亏被人看到了，把她送了回来。从那一天起，她就再也没有能起床……”

    青铜和葵花一直守候在奶奶的床边。

    奶奶的脸似乎缩小了一圈儿，头发白得像寒冷的雪。

    她伸出颤抖的手，抚摸着青铜和葵花。

    青铜和葵花觉得奶奶的手凉丝丝的……

（节选自《青铜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