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汉代儒学，有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遇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

——摘自刘宗绪主编《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在黄宗義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義，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

材料一：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解政治的见解。……但他对（当时）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同义）也。”“夫仁谊（同义）礼知（同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南宋孝宗《佛祖统纪》卷48

材料四：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五：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前提下，那些经济上有实力的商家要求政治上的地位，于是出现了精神上的反叛。……李贽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下，他的思想也有了初步的“民主意识”，从而为他的“民本意识”突破儒家“民本思想”提供了社会基础。从李贽生存的地理环境来看，当时李贽生活在比较繁华的贸易港口泉州，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一窗口传播进来。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影响下，李贽的思想更具反叛精神，富有战斗性。

——肖国华《李贽的儒家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