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多尔衮召见传教士汤若望，委任他主编新历。

1687年，法国路易十四和法国皇家科学院派遣了白晋等五名精通天算地與的传教士来华。

1697年，康熙特派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和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

1715年，康熙授意传教士德里格、马国贤致书教皇，要他选择精通“天文、律历、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力”。

1720年，九名技艺人才随教皇使节到中国，受到康照的任用和优厚待遇。

1590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回欧洲后向罗马的外交官和耶稣会士学者提供了其巨著《图书论》中有关中国的资料。

1687年，巴黎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著作《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

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巴黎刊印了由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考察资料汇总成的巨著《中华帝国志》，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

1767年，魁奈因发表鼓吹中国政治制度的著作，被誉为“欧洲的孔子”。

1770年后，霍尔巴赫发表《社会体系》，主张以德治国，他公然宣布“殴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西学东渐

中学西传

耶稣会士是16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除了传教以外，耶稣会士将传教与传播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主要有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火器制造等，还将天主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大成功。有明朝士大夫感叹道：“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

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卢梭、歌德等人都饶有兴趣地研究中国文化。伏尔泰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美、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

①

大司马；《神农本草经》；五经博士

②

稷下学宫；《商君书》；《道德经》

③

二府三司；《梦粱录》；米芾

④

风力水车；《天工开物》；《杏园雅集图》

著作

重要内容

《明夷待访录》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日知录》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

《读通鉴论》

天下之治，统于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统乎天下，则天下乱。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统于国：郡县之天下，分其统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