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家训节选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忠孝之于人，如食与衣，不可斯须离也，岂候余易哉。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人家富贵两字，暂时之荣宠耳。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读两字。

——宋·包拯《包拯集》

材料二  在家训形式上此期（晚清）家训已经不是以传统的专著作为支撑门户的柱子了，而是以家书为主要形式。另外，并没有诸如家诫、家范、家训等名称的专门形式的家训单篇出现……左宗棠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日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科举）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 李鸿章在《示文儿》一信中说：“年来国事日非……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商业较重于文字，窥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摘编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焚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持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