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主》，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家训节选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忠孝之于人，如食与衣，不可斯须离也，岂候余易哉。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人家富贵两字，暂时之荣宠耳。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读两字。

——宋·包拯《包拯集》

材料二  在家训形式上此期（晚清）家训已经不是以传统的专著作为支撑门户的柱子了，而是以家书为主要形式。另外，并没有诸如家诫、家范、家训等名称的专门形式的家训单篇出现……左宗棠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日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科举）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 李鸿章在《示文儿》一信中说：“年来国事日非……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商业较重于文字，窥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摘编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材料一 世界各民族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随着世界各地联系的加强，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交流、碰撞，有时表现为激烈的状态，有时表现为平和的状态。早在明朝以前，中外文化就有了交流、碰撞。

材料二 明清之际，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华，与徐光启等合作开展翻译活动，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大学》、《论语》等典籍介绍到欧洲。欧洲学者称之为“一次相互的启蒙”。

材料三 儒家的“知天命”推动了古代的天文观察和天文学研究；天文历法的研究离不开数学，因而儒学把数学列为“六艺”之一，由此激发了很多儒生对数学的研究；儒家以“仁”为核心，于是以治病救人的医学为“仁道”，主张“不为良相，但为良医”；儒家认为治国要以农为本，对农学的重视乃是其题中之意。其次，儒学的一些思想方法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如孔子的“举一反三”、孟子的“苟求其故”，对于古代科学家开拓研究思路，探寻事物规律具有深远影响。

——摘自王永星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