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婚宴

刘成章

    雄阔的陕北高原。纷纷扬扬的大片子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倾倒下来，到处一片洁白。山呀，塬呀，梁呀，沟呀，河呀，路呀，村庄呀，这一切都难以分清，一切都失去了平日里显著的界线。整个世界仿佛都结冻了，没有了一点儿活气。可是，在一户正在办喜事的人家的院子里，人们围着一桌一桌的酒菜，正在动着筷子，正在宴饮。雪就像给简陋的餐桌上铺了一块块洁白的桌布。

    那场面别致极了，所有人的头上都落上了雪，他们的黑发就像浓白大雾中露出的一些模糊的林梢，只有白发老者的头上看不见雪的踪影；人们的蓝的、黑的、花的棉袄，也都被白雪逐渐吞没，而原先的颜色，只留下一丁点儿了。有的人戴上了连衣帽；有的人把大棉袄顶在头上；还有人却被特殊照顾着，主人找来两三把伞让其打着，不用问，那伞下定是些年轻婆姨，怀里还抱着乳毛未褪的吃奶娃娃。

    院子边横着的一根圆木，已经变得又白又胖。

    虽然刚端上来的菜肴顷刻就变得冰凉了，虽然伸出的筷子上都落上了雪花，但是，正在宴饮的人们，没有一个人紧缩脖子，因为他们骨头里在往常的岁月磨砺中储满了的生命烈焰，此刻正好散发于周身，仿佛周身正需要借此降降温的。

    人们乐滋滋地大声猜拳了。还有人唱起了酒曲。

    但主人还是满怀歉意的。他走上前来说：“唉，天气预报不准确，这雪又来得太突然了，没来得及出去借帐篷布，抱歉抱歉！”

    众人一哇声地说：“没甚！没甚！其实天冷能让咱多喝上几盅，好事一桩！”

    记忆中，陕北的各种较大的筵席，都是在院子摆开阵仗的——谁家能有那么多那么大的窑洞啊！近些年生活好了，不少人纷纷改在饭店举行各种饮宴，那当然显得高档了，优雅了，但是，我却也还是乐见这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陕北露天饮宴，特别这是我此生头一遭碰上的雪中婚宴，它是正史野史中都不曾记载过的故事，它对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我太喜欢它了。它所展示出来的人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人的精神世界的旷世璀璨，足以让我沉醉三年！

    在这块苍凉的土地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不安逸、不舒适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些事情，比如这婚宴中撒在人们头上的纷纷落雪，其实它们每一片都像一把明晃晃的雕刀，它们是在雕琢着强健的灵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望着面前的粗犷质朴的雪中婚宴，我国古代诗家的无数对于雪的精彩形容，注满我的心头。于是，我看见，千朵万朵的梨花，装饰着这一婚宴（梨花有着新娘不敢奢望的婚纱的清纯之色）；千颗万颗的盐粒，正在供婚宴的厨子们煎、炒、炸、烩（好厨子一把盐哈）；千只万只的白蝴蝶，欢舞着，旋转着，飞来，飞来，落在婚宴上每一个诗情盎然的温热的地方（谁不喜欢这喜庆的精灵）。

    一碟一碟的热腾腾的菜肴，不断地放上桌来，而就在这一放之间，已有数不尽的雪花融入其内，给这些菜肴增添了几分大自然的香醇。而人们的筷子夹起的，应是这天地间的精气，应是辈辈祖先们遗传下来的勇于吃大苦耐大劳、勇于战胜艰难险阻犹如左近的壶口瀑布一样永在沸腾的奋斗精神！

    这精神，与柔弱无缘，与萎靡无缘，与颓丧和消沉无缘。

    我猛然想起了中唐诗人卢纶的《塞下曲》，便向着大伙朗吟道：“欲将丸子夹，大雪满碗筷。”（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引起一片笑声。

    凌空降落的雪花是水在做着最浪漫的游戏吧，它飘飘悠悠地从天上落下来，一接近院落就被沾上了红烧肉和炸油糕的浓香，而它又带着这浓香把每个宾客都塑成了雪人，而众宾客，又以浓香的银白，与雪的院子、雪的村落、雪的山野融为一体。世界上往日纷纭繁杂的色彩，似乎只剩下单一的白色了。

材料一：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1月10日在京发布。调查显示：2016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亿，超过总人口的1/6。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指出，一个国家在市场统一，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结果一定是空间上的“高度集聚”。“这是现代经济的共同特征。”

    空间的“高度集聚”是怎样的？比如年轻人涌向北上广，比如沿海城市成热门选择，这就会让“不平衡”三个字呼之欲出了。陆铭将此形容为“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国家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每个人都有选择权，资源自由流动；而人们在衡量自己的收益和成本时，都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益，有一个效率追求。在‘统一’和‘效率’都实现的情况下，空间的配置一定是高度不均衡的，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平衡’。”他甚至断言，如果要同时追求统一、效率和经济活动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是“不可能！”

（摘自澎湃新闻网《中国城市化问题：你要大城市一张床，还是小城镇一间房？》2017年1-月2日）

材料二：（本报讯（记者卫敏））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日前在京发布。该《报告》以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为重点，分专题对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与社会融合、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和流动人口生育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相关的政策。《报告》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加，2016年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亿，超过总人口的l/6，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中商情报网讯》2016年10月20日01版）

材料三：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指出，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千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形成一个多元异质、丰富多样的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结构。这对青年们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然而，随着人口的高密度聚集，北上广也日益暴露出“大都市陷阱”的一面：住房昂贵、交通拥堵、通勤距离过长、工作节奏快、高竞争压力、环境恶化、孤独感、亚健康，等等。在北上广谋求发展的全国各地青年经常处在一个“向下的青春”“摇摆的青春”和“放逐的青春”的迷茫旋涡里。

（摘自2016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不断流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最后遭遇失败，两手空空地回来，在你的人生旅途中也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事实上，到大城市去，到资源最集中、机会最多的地方去，是每一个时代的永恒主题。

    在今天的中国，大城市在资源配置与机会均等上，确实有高人一等的优势，这里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一者，大城市也有熟人规则、也有拼爹窘境，但就像不少求职过的大学生说的，在不少二、三线乃至不入“线”的城市，“关系”更像硬通货、更容易升值。二者，在2010年的时候，“逃离北上广”就成了年度热词。人人控诉高房价之祸，铺陈着梦幻田园般的归隐生活。只是躲过了高房价，却完全找不到现代生活的节奏。三者，市场是一个动态平衡机制，人力资源流动带来生产的压力，自然会带动劳动者劳动价值的升高。

（摘自光明网《别鼓动年轻人“逃离北上广”》，2016年9月10日）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

    ②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因寂静、单纯而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油绿的芹菜、细嫩的西葫芦、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③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④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等等。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⑤十一月上旬，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会后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⑥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 是艾芜先生的儿子汪继湘先生和儿媳王莎女士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汤道耕印”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王莎女士说，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拣麦穗

张洁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拣麦穗了。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嘠嘎地叫着。

    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对呀！”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

    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

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区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内”“花美男”充斥屏募，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進求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结，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此思。

（摘编自潘清《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17日）

窃读记

林海音

转过街角，看见三阳春的冲天招牌，闻见炒菜的香味，听见锅勺敲打的声音，我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下课从学校急急赶到这里，总算到达目的地——目的地可不是三阳春，而是紧邻它的一家书店。

我跨进书店门口，暗喜没人注意。我踮起脚尖，从大人的腋下钻过去。在一排排花花绿绿的书里，我的眼睛急切地寻找，却找不到那本书。从头来，再数一遍，啊！它在这里，原来不在昨天的位置了。

我庆幸它居然没有被卖出去。我多么高兴，又多么渴望地伸手去拿，但和我的手同时抵达的，还有一只巨掌，五个手指大大地分开来，压住了那本书：

“你到底买不买？”

声音不算小，惊动了其他顾客。我像一个被捉到的小偷，羞惭而尴尬，涨红了脸。我抬起头，难堪地望着他——那书店的老板，他威风凛凛地俯视着我。我用几乎要哭出来的声音，悲愤地反抗了一句：

“看看都不行吗？”其实我的声音是多么软弱无力！

在众目睽睽下，我几乎是狼狈地跨出了店门。

曾经有一天，我偶然走过书店的窗前，窗前刚好摆了几本慕名很久而无缘一读的名著，欲望推动着我，不由得走进书店，想打听一下它的价钱。也许是我太矮小了，不引人注意，竟没有人过来招呼，我就随便翻开一本摆在长桌上的书，慢慢读下去。直到好大工夫，才过来一位店员，我赶忙合起书来递给他看，煞有其事地问他价钱，我明知道，我绝没有多余的钱去买。

但是自此以后，我得了一条不费一文钱读书的门径。下课后急忙赶到这条“文化街”， 这里书店林立，使我有更多的机会。

一页，两页，我如饥饿的瘦狼，贪婪地吞读下去，我很快乐，也很惧怕，这种窃读的滋味！有时一本书我要分别到几家书店去读完，比如当我觉得当时的环境已不适宜我再在这家书店站下去的话，我便要知趣地放下书，若无其事地走出去，然后再走入另一家。

但我也不是读书能够废寝忘食的人，当三阳春正上座，飘来一阵阵炒菜香时，我也饿得饥肠辘辘。为了解决肚子的饥饿，我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临时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米放在制服口袋里，当智慧之田丰收，而胃袋求救的时候，我便从口袋里掏出花生米来救急。

但在这次屈辱之后，我的小心灵的确受了创伤，我因贫苦而引起的自卑感再次地犯发，而且产生了对人类的仇恨。有一次刚好读到一首真像为我写的小诗时，更增加了我的悲愤。那小诗是一个外国女诗人的手笔。小诗说：

我看见一个眼睛充满热烈希望的小孩，

在书摊上翻开一本书来，

读时好似想一口气念完。

摆书摊的人看见这样，

我看见他很快地向小孩招呼：

“你从来没有买过书，

所以请你不要在这里看书。”

小孩慢慢地踱着叹口气，

他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认过字母。

我不久又看见一个小孩，

他脸上老是有菜色，

那天最少是没有吃过东西——

他对酒店的冻肉用眼睛去享受，

他免不了希望他生来没有学会吃东西。

我不再去书店，许多次我经过文化街都狠心咬牙地走过去。但一次，两次，我下意识地走向那熟悉的街，终于有一天，求知的欲望迫使我再度停下来，我仍愿一试，因为一本新书的出版广告，我从报上知道好多天了。

我再施惯技，又把自己藏在书店的一角。当我翻开第一页时，心中不禁轻轻呼道：“啊！终于和你相见！”受了前次的教训，我更小心地不敢贪婪，多串几家书店更妥当些，免得再遭遇前次的难堪。

“明天早些来，可以全部看完了。”我告诉自己。想到明天仍可以占有书店的一角时，被快乐激动的忘形之躯，便险些撞到树干上去。

可是第二天走过几家书店都看不见那本书时，像在手中正看得起劲的书被人抢去一样，我暗暗焦急，并且愤愤地想：皆因没有钱，我不能占有读书的全部快乐，世上有钱的人这样多，他们把书买光了。

我惨淡无神地提着书包，怀着绝望的心情走进最末一家书店。昨天在这里看书时，已经剩下最后一册了，可不是，看见书架上那本书的位置换了另外的书，心整个沉下了。

正在这时，一个耳朵架着铅笔的店员走过来了，看那样子是来招呼我的，我慌忙把眼睛送上了书架，装作没看见。但是一本书触着我的胳膊，被轻轻地送到我的面前：

“请看吧，我多留了一本没有卖。”

啊，我接过书害羞得不知应当如何对他表示我的感激，他却若无其事地走开了。被冲动的情感，使我的眼光久久不能集中在书本上。

当书店的日光灯忽地亮了起来，我才觉出站在这里读了两个钟点了。我合上最后一页——咽了一口唾沫，好像所有的智慧都被我吞食下去了。然后抬头找寻那耳朵上架着铅笔的人，好交还他这本书。在远远的柜台旁，他向我轻轻地点点头，我默默地把书放回书架上。

我低着头走出去，浑身都松快了。摸摸口袋里一包忘记吃的花生米，我拿起一粒花生米送进嘴里，忽然想起有一次国文先生鼓励我们用功的话：

“记住，你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

但是今天我发现这句话还不够用，它应当这么说：

“记住，你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更是在爱里长大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