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酿王

凌鼎年

    黄阿二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翘起大拇指，没有不说呱呱叫的。古庙镇人黄、王不分，大伙习惯喊黄阿二为“酒酿黄”，但听起来总像“酒酿王”，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至少在古庙镇上，还没有谁做酒酿能做得过黄阿二的。

    黄阿二做酒酿，不用大钵头，而是用小钵头。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都习惯用大钵头，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单凭这一点，黄阿二就区别其他做酒酿买卖的。

    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酒酿王”来了。别人喊“酒酿——酒酿来——”他喊“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有一种穿透力，能穿过门墙，撞入人们的耳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

    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头了，来了客，端碗酒酿小圆子，乃待客的一种，既不破费多少，也还上得台面，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据他们说，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每每这时，黄阿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一种得意来。用他的话说，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比吃人参还补。

    酒酿王的酒酿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没有卖不掉的日子。但黄阿二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一小钵头也不多做，从无例外。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一路骑过去，一路吆喝过去。黄阿二常说：他做酒酿买卖，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通体舒畅。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不吆喝，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

    黄阿二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下午，他或茶馆里坐坐，或澡堂城泡泡。天长日久，他有了不少茶友、浴友，每日里聚在一起，嚼起来没有啥话题避讳的。有位老茶友对他说：“你的酒酿，牌子已做出了，生意这么好，何不多做点？”“我只一双手。”黄阿二说了这话再不多言。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那请一两个帮手嘛，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黄阿二默默半晌后说：“我这人命贱，自己不动手做，比死还难受。再说了，自己做放心。做好做坏，心里有底。”

    黄阿二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论钵头的，一小钵头一买，连钵头买也可，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拣，顺着摆放的次序拿，若要比比看，挑挑看，他就不卖。老主顾都知道，黄阿二的酒酿钵钵一样，无需挑挑拣拣的，否则，咋叫“酒酿王”？古庙镇的人都说：如今像黄阿二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了。

    有次，一公司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说有批上海客户慕他酒酿王的名，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公司准备连钵头买，钱可以预付。

    黄阿二说：“可以。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

    那怎么行。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

    谁知黄阿二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只能一天三十钵头。要就要，不要拉倒，没啥商量的。

    经理碰了一鼻子灰，一百个想不通。有赚不赚猪头三，这黄阿二死脑子一个。

    听惯了黄阿二的吆喝，几回不听见，就有人问：“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往往这话还在耳边，那“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的吆喝声就传来了。

    最近，连着好几天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生活中仿佛缺了什么。一打听，原来黄阿二病了。大家怪想念黄阿二的，几个老茶友、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进了门，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

    黄阿二听后浑身一震，他撑起身子说：“你们这一声吆喝，对我来说，比吃啥药都强，这不，毛病好了一半。”

（摘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信封上的大头菜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东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价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自己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卤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往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钤着大头菜的印。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菜·冯”，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竟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痴。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至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至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因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平。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秩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至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粒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至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至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至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

卖眼镜的宝应人

汪曾祺

    他是个卖眼镜的，宝应人，姓王。大家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才合适。叫他“王先生”高抬了他，虽然他一年四季总是穿着长衫，而且整齐干净（他认为生意人必要“擦干掸净”，才显得有精神，得人缘，特别是脚下的一双鞋，千万不能邋遢：“脚底无鞋穷半截”）。叫他老王，又似有点小瞧了他。不知是哪位开了头，叫他“王宝应”，于是就叫开了。背后、当面都这么叫。所以“王宝应”也觉得自己本来就叫王宝应。

    卖眼镜的撑不起一个铺面，也没有摆摊的，他走着卖，——卖眼镜也没有吆喝的。他左手半捧半托着个木头匣子，匣子一底一盖，后面用尖麻钉卡着有合页连着。匣子平常也是揭开的。匣盖子里面二三十副眼镜。平光镜、近视镜、老花镜、养目镜。这么个小本买卖没有什么验目配光的设备，有人买，挑几副试试，能看清楚报上的字就行。匣底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以说是小古董：玛瑙烟袋嘴、“帽正”的方块小玉、水钻耳环、发蓝点翠银簪子、风藤镯……这些东西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寻摸来的。

    他寄住在大淖一家人家。清早，就托着他的眼镜匣奔南门外琵琶闸，哪里人多，热闹，都可以看到他的踪迹。王四海耍“大把戏”的场子外面、唱“大戏”的庙台子下面、放戒的善因寺山门旁边，甚至枪毙人（当地叫做“铳人”）的刑场附近，他都去。他说他每天走的路不下三四十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天生的劳碌命！”

    王宝应也不能从早走到晚，他得有几个熟识的店铺歇歇脚。李馥馨茶叶店、大吉升油面（茶食）店、同康泰布店、王万丰酱园……最后，日落黄昏，到保全堂药店。他到这些店铺，和“头柜”、“二柜”、“相公”（学生意的）都点点头。就自己找一个茶碗，从“茶壶捂子”里倒一杯大叶苦茶，在店堂找一张椅子坐下。有时他也在店堂里用饭：两个插酥芝麻烧饼。

    他把木匣放在店堂方桌上，有生意做生意，没有生意时和店里的“同事”、无事的闲人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他久闯江湖，见多识广，大家也愿意听他“白话”。听他白话的人大都半信半疑，以为是道听途说。——他书读得不多，路走得不少。可不只能是“道听途说”么？

    他说“十八鹤来堂夏家”有一朵云。云在一块水晶里，平常看不见。一到天阴下雨，云就生出来，盘旋袅绕、天晴了，云又渐渐消失。“十八鹤来堂”据说是堂建成时有十八只白鹤飞来，这也许是可能的。鹤来堂有没有一朵云，就很难说了。但是高邮人非常愿意夏家有一朵云——这多美呀，没有人说王宝应是瞎说。

    除了这些稀世之宝，王宝应最爱白话的是各地的吃食。

    他说淮安南阁楼陈聋子的麻油馓子风吹能飘起来。

    他说中国各地都有烧饼，各有特色，大小、形状、味道，各不相同。如皋的黄桥烧饼、常州的麻糕、镇江的蟹壳黄，味道都很好。但是他宁可吃高邮的“火镰子”，实惠！两个，就饱了。

    他的白话都只是“噱子”，目的是招人，好推销他的货。他把他卖的东西吹得神乎其神。

    他说他卖的风藤镯是广西十万大山出的，专治多年风湿，筋骨酸疼。

    他说他卖的养目镜是真正茶晶，有“棉”，不是玻璃的。真茶晶有“棉”，假的没有，戴了这副眼镜，会觉得窨凉窨凉。赤红火眼，三天可愈。

    有一次他拿来个浅黄色的烟嘴，说是蜜蜡的。他要了一张白纸，剪成米粒大一小块一小块，把烟嘴在袖口上磨几下。往纸屑上一放，纸屑就被吸起来了。“看！不是蜜蜡，能吸得起来吗？”

    蜜蜡烟嘴被保全堂的二老板买下了。二老板要买，王宝应没敢多要钱。

    二老板每次到保全堂来，就在账桌后面一坐，取出蜜蜡烟嘴、用纸捻通得干干净净，觑着眼看看烟嘴小孔，掏出白绸手绢把烟嘴全身上下仔仔细细擦了个遍，然后，掏出一支大前门，插进烟嘴，点了火，深深抽了几口，悠然自得。

    王宝应看看二老板抽烟抽得那样出神入化，也很陶醉：“蜜蜡烟嘴抽烟，就是另一个味儿 ，香，醇，绵软！”

    二老板不置可否。

    王宝应拿来三个翡翠表拴。那年头还兴戴怀表。讲究的是银链子、翡翠表拴。表拴别在钮扣孔里。他把表拴取出来，让在保全堂店堂里聊天的闲人赏眼：“看看，多地道的东西，翠色碧绿，地子透明，这是‘水碧’。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不贵，两块钱就卖，——一根。”

    十几个脑袋向翡翠表拴围过来。

    一个外号“大高眼”的玩家掏出放大镜，把三个表拴挨个看了，说：“东西是好东西。”

    开陆陈行的潘小开说：“就是太贵，便宜一点，我要。”

    “贵？好说！”

    经过讨价还价，一块八一根成交。

    “您是只要一个，还是三个都要？”

    “都要！——送人。”

    “我给您包上。”

    王宝应抽出一张棉纸，要包上表拴。

    “先莫忙包，我再看看。”

    潘小开拈起一个表拴：

    “靠得住？”

    “靠得住！”

    “不会假？”

    “假？您是怕不是玉的，是人造的，松香、赛璐珞、‘化学’的。笑话？我王宝应在高邮做生意不是一天了，什么时候卖过假货？是真是假，一试便知。玉不怕火，‘化学’的见火就着。当面试给你看！”

    王宝应左手两个指头捏住一个表拴，右手划了一根火柴，火苗一近表拴——

    呼，着了。

（本文有删节）

沙井半日

邱振刚

    深圳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色彩的国际大都市，但是，大概很多人都没想到，就在深圳市区内的沙井一带，竟然还有这样连绵成片，仿佛被时光遗忘了一般的古建筑群。其中最醒目的，是横亘在我面前的一道石桥，桥的四周，错落环绕着高高低低，样式不一的古代楼舍。

此桥名为永兴桥，始建于康熙年间，是目前深圳唯一一座古桥梁。我走到桥边，只见桥的样式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条石铺成的三拱石桥，各种雕饰也零散稀少，比起各处更有名的桥，如赵州桥、卢沟桥，显得朴素得多。但是，和很多已经仅供欣赏的名桥不同，永兴桥仍不停有行人步行或者骑车穿过。

    当地文献上说，永兴桥建好后，周边的几个村落，村人要办理大小事项，如采买物品，探亲访友，无不要从这桥上经过，再加上茅洲河的水运功能，物资客商在此处往来穿梭，时间久了，旁边的村子都因桥而得名，如新桥村，桥东村等。甚至，桥边在清中期就培育起一个颇有些名气的集市——清平古墟，也就是我们下车时看到的桥头古建筑群。这些一户连一户的古建筑，构造互不相同，说明当年各有各的功用。向导说，这个清平古墟，当年有杂货铺、粮仓、打铁铺子、糕饼店等各色店面，如今还因为保存得好，还时常有学美术的学生来写生。

    谈及沙井，蚝不可不说，因此当地的蚝文化博物馆便成了必经之地。沙井蚝早就名扬海外，沙井人养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当时本地渔民利用瓦片、石头，摸索出最早的养蚝技艺，并逐步将之成熟完善，一直到了今天。清代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说，“生食曰蠔白，腌之曰蛎黄，味皆美。”这寥寥短句，竟讲出了两种蚝的食用方法。问及当地盛产此物的原因，向导说沙井地处珠江口入海处，咸淡水交汇，特殊的水质给了蚝特殊的生长环境，也造就了它们清甜肥美的口感。

    向导想必也是嗜蚝之人，一番关于沙井蚝的演讲，越说越热闹，篇幅颇不短，最后以一句“沙井蚝要等到每年冬至才上市，可惜你们早来了一个月”宣告结束。我和同行者瞠目叹气之余，只得转身进了蚝博物馆参观，聊以自慰。只见里面关于蚝的雕塑、壁画和各类工具一应俱全，有的蚝壳，已经留存上百年了，竟然足足有脸盆大小。尤其让人大开眼界的是林林总总各种养蚝、采蚝的工具，它们有的是木制，有的是藤编，其中几件，乍看起来像是农田里的犁铧，细细端详却发现并不一样。

    走出博物馆，只见马路对面，夕阳慢慢地从一处小型祠堂的檐角上降下来，那照过古人的余晖，正淡然洒在街面上。那檐角似乎牵拉着我的思绪，让我思忖些什么。现代都市的气息早已在沙井渗透蔓延，和留存至今的历史风韵交织在一起，和谐得如同故友重逢，没有丝毫违和之感。这家博物馆的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成排成片的现代化高层公寓。或许在摩天高楼上看来，这里只是一处黝黑的角落。可无论城市如何变迁，崛起过多少座高楼，惊现过多少桩传奇，这里的人依旧葆有着自己的古朴，品咂着自己的人生。此时，来自不远处大海的风轻轻掠过，凉意在襟间升起。我知道，这道拂过了沙井街面的风，还会拂过曾氏祠堂前枝叶连片的老树，拂过永兴桥下的水波，也拂过离人的思绪。

    远处，连绵不绝的璀璨灯光中，深圳的繁华夜景如大幕般拉开，这座年轻的城市进入了她最美的时刻。我想，自己需要修正一下最初的印象，沙井不是被时光遗忘，而是在时光的流逝中，依然对先人，对传统保留着一份珍视。在身后，博物馆的灯光已经熄灭，暮色更浓了。我路上来时的中巴车，车辆只是一两个转弯，就彻底汇入城市中心地带的车流。这半日的时光，这不长的旅程，只够略略走过沙井斑驳的历史，却已经仿佛一根接现代都市和昔日渔村的丝带，穿梭其中的滋味，让人沉醉，催人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