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

陈峻峰

    不是一棵，也不是两棵，而是一排水杉。在我居住的城市的东南，向天空高高地直立着，高过了那些栗树、梧桐、刺槐和雪松。

    两只鸟，我们权且可以称它们为山喜鹊吧，在早春里飞来。我以为我认识它们，我以为它们是去年的那一对。它们的巢还在，也就是说它们原来的家还在，经过了去冬的那场大雪，看上去好像依然完好无损。而且，就一只鸟巢而言，它的高度、支点、造型，都大抵可以称得上经典。

    两只鸟飞来，先在空中盘查了一会，停留在附近的一棵树上，对去年的那只鸟巢进行确认。我不知道上帝赋予它们怎样的心灵提醒和暗示，也不知道它们依循了怎样的信息和气息，能够从浩渺的远方，准确地找到这一排杉树，找到它们的巢穴。我猜它们一定会先检查它们一冬没有居住的房子，然后进行外墙的修补，并且把卧室装饰一新。它们要在那里缠绵相拥、谈论天气和诗歌、生儿育女，当然也要在那里抵御今年的飓风、雷电和大雨。

    很快，我发现我错了。那两只鸟并未干这些事情，它们选择了另一棵树，开始建造一个新的巢。循着我的目光从左到右看过去，如果去年的那个巢在第三棵水杉上，那么，它们选择的就是第五棵。

    现在我似乎知道了，这两只鸟不是去年的那两只鸟，而应该是去年那两只鸟的儿女吧。年轻的一代，风华正茂，奋发有为，热爱生活，富于幻想，它们怎肯居住父母的旧巢呢。它们的家族不遗传依赖和懒惰，这是天然的风范；只有人类才会有不肖子孙，好吃懒做，在父辈的财富中坐享其成坐吃山空。鸟类不会。它们担当不起上帝的指责和同类的嘲笑。

    当然，建造一个家是复杂的、艰难的。我无法知道那两只鸟整个春天的辛勤和劳苦，我只能通过它们飞翔忙碌的身影对它们进行判断和猜想。就这样，有一天，我像是突然发现，它们的家建好了。一只巨大的鸟巢也像是突然从枝头上长出来，和树完美地融成一体。我能感觉到巢的坚固和安稳，也能想象那卧室的簇新和舒适。

    那天，让我觉得仿佛整个春天里，我都在向它们仰着脸。年轻人的新巢建在第五棵树上，父母的旧居建在第三棵树上；父母亲不在了，高高树顶的旧居空着，仿佛一个家族的图腾和标志；从我的角度看去，直立的杉树举着那只旧巢，更像是举着一个祖宗的牌位。那么，这两只鸟选择在第五棵树建造自己的新家，是想虔诚守着父母的遗址和祖宗的牌位。那么，与之间隔一棵树的距离，是不是想和旧时的文化传统既不挨得太远，又不挨得太近。它们在生命的繁衍和承续中，需要有自己年轻独立的思想，需要创造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信心、锐气和生活。

    而我必须自觉离开了，我要做的不是对两只鸟进行观察和猜测，而是能否进行自身的反省，包括我对待美妙自然和可爱生灵的态度和行为。旧巢和新巢都建在树的高处，那几乎是树的梢顶了。它们未必不知道这要担当多么大的风险，但它们更知道这世上真正的风险，来自人类。因此它们把巢尽可能地建在高处，建在梢顶，那是对人类最明白无误的拒绝、痛斥和对峙。

    那个悬在高空的巢穴，高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之上的巢穴，不知是鸟类的天性不安，还是人类的巨大痛苦。

(有删改)

刁爷

许福元

    刁爷其实不姓刁，只是以其舌头“刁”而出名，他的舌头是如何“刁”的呢？

    李乡长家娶儿媳妇，请来了鼎鼎大名的王师傅，号称厨子王，领衔做莱。又请来刁爷，担任厨师水平的评委主任。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厨子王心里直打小鼓，小声问知客：“刁爷有何反应？”知客向厨子王附耳说道：“每道菜，刁爷都尝了，不过还没吱声。”

    厨子王还是有点儿不放心，对知客说：“烦你问问刁爷，是不是可以上汤了？”

    知客来到刁爷面前说：“刁爷，能上汤了吗？”

    刁爷只吐出两个字：“上吧。”

    厨子王闻听大喜，忙让“油盘”上汤。

    知客手中高举着东家赏的红包，边走边喊：“东家赏厨子汤钱，一千块！”

    厨子王手拿红包，来到刁爷的酒桌前致谢：“谢谢，谢谢。”又言辞恳切地对刁爷一桌人说：“刁爷，您务必再点几个菜，我再给您上四个飞碟。”

    刁爷见厨子王诚心实意，便点了平平常常的四个菜：拍黄瓜、炒绿豆芽、香椿摊黄菜、熟扒五花离骨肉。

    一盘拍黄瓜端上来，积青叠翠。厨子王忙请刁爷：“您老尝尝。”

    刁爷只拿眼睛一瞄，说：“拍黄瓜讲究放葱、姜、蒜，你放对了吗？”

    “放了放了，都放了，您看——”厨子王忙指着那盘拍黄瓜。

    刁爷这时沉下脸：“我说的是葱、姜、蒜的形和量，葱要葱花，姜要姜丝，蒜要蒜泥。至于量呢，葱是四成，姜是一成，蒜是五成。你看看你这盘，成何比例？”

    厨子王的脸一下子像红布一样，赶紧指着那盘炒绿豆芽：“您老尝尝这盘。”

    刁爷这时一笑，一摆手，说：“我不用尝。这个炒绿豆芽，是先放的醋，对不?先放的醋，就先闻到‘醋味，如果后放的醋，只有吃到嘴里才有醋味。再说，炒锅你用的是薄铁锅，应该用厚铁锅。用厚铁锅炒，小灶子火上再泼一勺子油，叫爆炒，这样炒出的绿豆芽没有生豆浆味，还站得住条。”说毕，刁爷又找补一句：“你看，这盘绿豆芽倒针了吧，一吃，准熟腾味儿，不会是脆生生的。”

    刁爷的一番话，把大伙儿都说愣了。厨子王也服了，忙说：“您再尝尝这盘香椿摊鸡蛋：”

    “你呀你呀！”刁爷马上给厨子王纠正，“这是外行话，那叫摊黄菜！”刁爷手一指，“你用的不是香椿，是菜椿，这要是香椿，打鼻儿香，一丈以外就能闻出来。”

    最后，刁爷点评那盘熟扒五花离骨肉：“这盘五花肉，是用刀从骨头上剔下来的。这道菜的规矩是用木槌。一点儿一点儿砸下来。”

    这回，厨子王真是彻底地心服口服，心里那点儿傲气，一下子荡然无存，才知道自己学的那点儿手艺，不过九牛一毛。试想，刁爷还没用到舌头，已经是入木三分，要是他把那二十四道菜一一点评，自己脸面更要丢尽。人啊，真别小看了他人，世上有高人呀有高人！想到此，厨子王忙从兜里掏出那一千元红包，交到知客手上：“这场酒席，我们确实没有做好，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刁爷却从知客手中拿过红包，转手按在厨子王手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辛辛苦苦，烟熏火燎，这是东家一点儿心意。你们的大路菜，做得不错。我只是挑你们飞碟的毛病，也不一定都对。”

    厨子王知道刁爷在替他们打圆场，便动情地说：“您看，原来我等只是久闻您的大名，今天算有幸当面领教了。我们虽非亲友。但您是老前辈，请受晚生一拜。”

    刁爷忙托住了厨子王的手臂：“千万别这样，别这样，咱人不亲，刀把还亲呢！你我都是厨子，同行不能成冤家，要互相抬着走。”

（有删改）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的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像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有删改）

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 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