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香港，一个身世十分朦胧的城市。

    ②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避，是忘记悲情的良方。香港，没有时间回头关注过去的身世，她只是努力朝前方，紧紧追随着大流适应急剧的新陈代谢，这是她的生命节奏。好些老香港，离开这都市一段短时间，再回来，往往会站在原来熟悉的街头无所适从，有时还得像个异乡人一般向人问路，因为还算不上旧的楼房已被拆掉，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及高架天桥全现在眼前，一切景物变得如此陌生新鲜。

    ③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常想总结一下香港的个性和特色，以便向远方的友人介绍，可是，做起来并不容易，也许是她的多变，也许是每当想起她，我就会陷入了浓烈的感情魔网中……爱恨很不分明。只要提起我童年生命背景的湾仔，就可说明这种爱恨交缠的境况。

    ④说湾仔是一个与海争地的旧区，并不过分，因它大部分土地都是从海夺过来的，老街坊站在轩尼诗道上，就会咀嚼着沧海桑田的滋味。当初在填海土地上建成的房子已经残旧，给人一幢一幢拆掉，代替的是更高更遮天的大厦。偶然一座不知何故可以苟延残喘夹在新厦中间的旧楼，寒伧得叫人凄酸。有时，我宁愿它也赶快被拆掉，可是，又会庆幸它的存在，正好牵系着我的童年回忆。洛克道、谢非道，曾经是有名的烟花之地，自从那苏绍黄故事出现之后，湾仔这个名字，在许多外国浪子心中，引起无数蛊惑联想。每逢维多利亚港口停泊着外国船只时，我就很怕人家提湾仔。我曾经厌恶自己生长在这个老区，但别人说她的不是，我又会非常生气，甚至不顾一切为她辩护。在回忆里，尽管是寻常街巷，都具温馨。现在，湾仔——已经面目全新了，新型的酒店商厦，给予她另一种华丽生命。我本该为她高兴才对，但随着她容貌个性的变易，仿佛连我的童年记忆也逐渐褪色，湾仔已经变得一切与我无干了。

    ⑤不知不觉，无声岁月流逝。蓦然，我们这一代人发现，自己的生命与香港的生命，变得难解难分。离她而去的，在异地风霜里，就不禁惦记着这地方曾有的护荫。而留下来的，也不得不从头细看这抚育我的土地；于是，一切都变得很在乎。但，没有时间关注过去的身世了，前面还有漫漫的长路要走。

    ⑥我常对朋友说，香港既是一个朦胧之城，生长在其中的人，自当也是具备这种朦胧个性。香港人不容易让人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生于斯长于斯，血脉相连着，我们已经与香港订下了一种爱恨交缠的关系。对于她，我们有时很骄傲，有时很自卑，这矛盾缠成不解之结，就是远远离她而去的人，还会时时在心头。

千手观音

景凤鸣

    长春解放纪念碑的下面有片广场，大理石铺就的。四面是多层的台阶和缓坡道，茂密的树冠围簇过来，带出森林味道的风。

    他们集中在这个高高的突显位置，有时三三两两，有时归成一大群，进行有秩序、有节奏的交流。

    任何团队都需有带头的，这一大群中也有一个。一米八零的个头，腰杆粗壮，烫着短发，很有气势。这样的块头，在哪里都会有气势，除了俄罗斯的农庄，毛利人的丛林。当然这里既不是农庄，也不是丛林，而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公园。

    大块头当然是女的，男的就谈不上稀奇了。东北的街面上，这样的块头可随意挑。对于大块头，那些人似乎听她的，又似乎随时不听她的。为了增加阵势，她的身边站了两个男闺蜜，陪着她一起招呼。

    大块头斜挎着小包，这就不像领头的，而像是张罗事儿的。只是事儿张罗起来不太容易，大块头不用哨子，不用喊，而是需要用手——纪念碑下的别处，广场上稍远一些的，有的人正自由散漫，目下的任务是，得用手把这些人召集回来。

    参加聚集或者聚会的，总得有七八十人吧。着深色衣服的多，鲜艳衣服的少，中年或中老年的多，真正老年的少。真正老年的都在家里待着了，跟着挤挤公交车，都会有人叫嚷：错过早高峰行不！开始时他们还由着自己，逛公园，进早市，后来就不了。跟年轻的争个什么意思，年轻人里头有儿女哩，得让着些，往回缩。

    既然提到公园，还是顺便介绍一下吧。当年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强行归并了四个村子，驱赶劳工开河，形成这片湖。打算建伪都呢，只是第十四年上就被撵回国了。树少部分是那时栽的，大部分是后来栽的。黑松枝叶墨绿，气势汹汹，因此树下草叶稀疏茎细，仿佛少须的下巴。桦树枝干白白，越是雪天越俊俏美丽。又想起长白山美人松，她们披着长发，穿着长裙，仪态万方地向群山示意，让你的心间覆上一只细嫩的小手。只是这样的松在长白山下的小镇生长着，原始森林里都未必有，搬移到这里更是不可能。不过成片的黑松也挺好的了，一年四季，无论冬夏，苍郁地围住这片地势，和周边所有的树冠达成平齐后，约好似的不再生长。却一圈一圈、一点一点地扩展岁月的沧桑。

    而树下台上的他们呢，湖边的青石铺地，林中的红砂延展，宽敞的湖心岛屿，他们占到哪里，哪里都让着他们，都没人跟他们抢。此刻他们硬气地选到了这里，他们仿佛站到了冠丛中。

    不光大块头，他们大堆小堆，一律拿手说话。手在他们那里，技法如此丰富，像在熟练活络地编织毛衣。眼神嗖嗖地交流，表情顾盼飞扬，唠到兴致处，情不自禁地发声。那声音不是咿呀学语，而是唱歌一向跑调的家伙，开怀地笑岔了声。

    因为站在高台上，各个角度都可望见他们动作幅度很大的手。右手是一只活泼的鸟，往左边的手心里啄点，于是左手被叫醒，也跟着活跃起来。所以左右两手在默契地说相声呢，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又似两只鸽子，扑棱棱地飞。

    鸽子。一人两只，七八十人便是一百多只，都流畅地在每个人的枝头上飞。彼时听得见阵阵鸽哨，有灰软的轻羽，如微尘般地升腾。

    “嗨”是什么意思，不是高音的嗨C，而是透彻，爽。他们玩得如此透彻，如此之爽。

    坐在广场的石座旁，也就是树冠中，漫不经心地溜看，生怕打扰了他们。眼前的枝繁叶茂，纪念碑上的文字，缭绕碑顶的流云，流云旁边的湛蓝天空。那里没有大鸟飞过，如浪的车笛声、行驶声，却贴过黑松林、白桦林、各种的杂树林，陆续隐隐地涌过来。

    看过敦煌的千手观音，拍照的或者摹画版的，画面深沉、古旧而内敛。也看过舞台演绎的，如金光层层外溢，视觉炫极而美。眼前的这个观音，她密集的、不同方向不同形态的手，在头顶上、耳畔旁、身前与身后，如鸽子般灵活翻飞，构成了生活中千手的佛、佛的千手。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师道

许锋

    给大学生上课，母亲起初是为我担忧的——站在那里，像一根葱，要讲出话才行哩。讲义就是我要讲的内容。两节课，八十分钟，我写了五六千字。讲的是国学。我反复读讲义，读了一个月。上课前一天，我在局促的客厅支了张桌子，上面放了一台电脑，手拿遥控笔，开讲。妻子和女儿，临时充当了我的学生。

    我一拍“惊堂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妻子和女儿没有笑，我先乐了。再来。“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

    从小学开始，我一直是插班生。父亲是个军人，漂泊不定。初二时，我转到老家甘肃的一所初中，班主任姓金，教语文。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内心极度不安，父亲把我交给金老师，骑上车子一溜烟走了。我走进教室时，同学们几十双眼睛“歘”地扫过来，“打”得我一个激灵。金老师笑呵呵地对同学们说：“今天，我们班转来一个新同学，叫许锋，你们知道吗？他的作文写得可好了，同学们以后要多向他学习。”有了金老师这一番推荐，我忐忑的心渐渐平静，也感到了一缕温暖。

    我从小立志要当作家。到了初中后，由于金老师的鼓励，决心更大，课余偷偷地写作，偷偷地投稿，但一篇都没有发表。急得不行，有一次，找来两个铅字，一个是“许”，一个是“锋”，蘸了黑墨水，把别人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作文，用刀片将人家的名字轻轻刮掉，印上自己的名字。我看着“变成”铅字的“许锋”，激动得像苍蝇似的到处乱窜。金老师看到报纸，兴奋异常，说：“上课的时候我给全班同学宣布一下。”

    金老师走进教室时，我心里一凉——他手里没拿那张报纸。在讲课之前，他问同学们：“大家到学校读书，是为了什么？”

    提高成绩、考上大学、建设祖国……回答五花八门。

    金老师说：“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那怎么可以？什么是信用，就是诚信，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诚信，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所以，同学们到学校里来，学习是主要的，但做人更重要。不好好学做人，学习成绩好，将来更会危害社会。”金老师话题一转：“任何的学习与兴趣，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同学们要不骄不躁，只要努力，能吃苦，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我不敢看金老师，脸上如一颗火球在滚，发烫，灼热。从此，金老师都没有再和我说过这件事。

    前年，我去看金老师。他已退休，一见我，老远就喊：“大作家来了。”“大”字让我十分羞愧。

    到大学，学什么呢？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的学生，有的人说学技术。伍新木教授也问过我们同样的问题，有的人说学知识，有的人说学技术，有的人说学文凭。伍新木教授斩钉截铁，声如洪钟：“学文化，学人文情怀！”老头儿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没有讲义，空着手，七十多岁高龄，两个多小时。伍新木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可是，他第一次课告诉我们的是该如何做人。

    那次课，我始终处于激动之中，不知不觉攥紧拳头，捏了一手心的汗。

    当我的学生告诉我到大学来是为了学习技术时，我说：“这是主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做人，学习人文情怀。”

    我像伍新木教授一样激动：“同学们，在大学学习应当葆有四大情怀。我的老师曾告诉我第一是人文情怀，这会让你们的心灵质朴与纯粹……”

    同学们瞪着眼睛听着，几百人的大教室如雪霁的清晨一般寂静。

    我感动得几乎要流泪，我知道，这正是文化的传承，生之所需，师之所授，俱来自于师道。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沙海一苗树

梁衡

    没有在沙漠里生活过的人，不知道绿色就是生命的火种。世界排行第九的库布其大沙漠浩瀚无垠。①沙漠中的达拉特旗（县）如海中一叶，官井村就是这叶上的一痕。但只这一痕，就有一百六十一平方公里。四十年前这里曾是飞沙走石一片混沌。村民住房一律门朝里开，如果向外，早晨起来沙拥半门高，你根本推不开门，人将被堵在屋子里。村里所有院子都没有院墙，如有墙，一夜狂风满院沙，墙有多高沙有多深。

    ②苏东坡形容月光下的院子，竹柏交影，如积水空明。而风沙过后的院子，沙与墙平，月照明沙静无声。我曾有在沙漠边生活的经历，风起时帽檐朝后戴，走路要倒行。就是进了村也分不清房子、行人。过去像达旗这样的地方，不用说庄稼难有收成，风沙起时，人们赶车出门，就如船在海里遇到台风，车仰马翻，淹没沙海。平时小孩子出门玩耍，也有被风卷沙埋而失踪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存？乡民渐渐逃亡殆尽。

    村里有个汉子名高林树，一个名字中有三个木，也该他命中有树。全家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逃到三十里开外一处低沙壕处。一次赶车外出他向人家要了棵柳树苗，就势插在沙窝子里。借着低处一点水汽，这树竟奇迹般地成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柳树长到一房高。外来的人站在沙丘上，手搭凉棚四处一望，直到天边也就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绿，别看只这么一点绿，它点燃了不知多少远行人生的希望。能在这树荫下、沙壕里，喝口水，喘喘气，比空中加油还宝贵。这是茫茫沙海中的唯一坐标，这里就称为“一苗树壕”。时间一长这个地名就传开了。民间口语真是传神，不说“一棵”而说“一苗”，那风中弱柳就如一苗小草，在无边沙海中无助地挣扎。但这苗绿色的生命启发了高老汉，他想有一就有十，就有百，栽树成瘾，几近发狂。凡外出碰到合适的树苗，不管是买、是要，总要弄一点回来。平时低头走路捡树籽，雨后到低洼处寻树苗。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这条老沙壕染上一层新绿。有树就有草，草下的土也有了点潮气。1990年，当地人永远记住了这个年份。高林树在树荫下试种了一片籽麻，当年卖油料竟得了一万两千元。那年头，国家兴起改革，允许有人先富，一个万元户在城里也是让人眼热心跳，更不用说在寸草不生的沙窝子里淘出这么大一个宝。远近的村民纷纷效仿，进壕栽树，种树种草种庄稼。一晃过去快三十年。三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呢？

    2018年8月底，塞上暑气初消，秋风乍起，我有缘来造访这个远近闻名的一苗树壕官井村。高老汉已八十多岁，不再见客。村主任和老人的二儿子领我登上全村最高处，天高云淡，浩浩乎绿盖四野。一物降一物，原来这沙子也有能制服它的宝贝。杨、榆、柳等高大乔木如巨人托天，而柠条、沙柳、花棒、苜蓿等灌草则铺开一张硕大的地毯。正是羊柴、柠条的开花季节，那红白相间的小花朵，就如小姑娘身上的碎花衣裳。羊最爱吃的沙打旺草，挺着一条圆滚滚的绛紫色花棒，如孩子的小手举着一大块巧克力。黄沙早已被逼到遥远的天边，成了绿洲上一条金色项链。这时一丝风也没有，天地静得出奇。黑黝黝的玉米地密不透风，十里、八里地绵延开去，浓得化不开。眼前这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不是一苗树、一点绿了。村主任自豪地说，这一带壕里产的沙柳苗抗旱、抗虫，成活率高，全国凡有沙漠的地方都用我们的苗。我们现在是拿“万”字来说话——现有沙柳苗基地七点六万亩，林地十六点六万亩，还有一万亩甘草、一万亩土豆、一万亩苜蓿、一万头奶牛……全村已人均收入两万元。我听着他不停地“万”着，笑道：“你现在已算不清，有多少万个‘一苗树’了。”他又指着远处的沙丘说，生态平衡，这沙漠也不敢全治完，留一点在那里可以储存水分，发展旅游，也好让下一代知道过去这里曾是什么样子。

    我问高老汉的儿子，你爹当年栽的那“一苗树”呢？他说，早已长到两抱粗，那年我哥结婚，砍倒做了家具。我说那是个标志，砍了多可惜。他说，要是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参观，肯定不会砍。不过事后又补栽了一棵。我就急切地跟他去看，这是一棵榆树，也快有两抱粗，枝叶如盖，浓荫覆地。榆树是个好树种，木硬枝柔，抗风耐旱，特别是到春天时榆钱满树，风吹四方，落地生根，子子孙孙繁衍不息。我说，这树上一定要挂个牌子：一苗树。让人们不要忘记当年那百里沙海中一点绿。

    世界第九大沙漠的变绿，原来是从这一苗树开始的。

（有删改）

炮台山遗骨

陈力娇

    水路被苏联红军接管，旱路有地方武装把持，只有沿张广财岭一路西逃。山高林密，气温骤降，饥寒交加，开拓团民死伤无数。到了十一月，他们身上还穿着单衣，实在顶不住寒风的袭扰，才从炮台山上走出来，住进了吉兴村难民营。

    这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一万多名开拓团民，已经死伤过半。

    当地的民主政府号召老百姓，去救救他们吧，不然这些日本人都得死在这。中国的老百姓心是善的，他们虽在心里恨着他们，恨他们抢了他们的土地，占了他们的房屋，饿死了他们的孩子，但一看到他们落魄成这样，就一切的恨都不是恨了，钟老头走在难民营的街道上，满大街都是奄奄一息的开拓团民。仅有的两百间房子都住满了，马房也住满了，院子也住满了，人群一直沿乡路伸出两里远。

    钟老头想，尽可能地领养一个吧。但却不知领养哪一个。

    到处都是躺在地上的妇女和孩子。有一个女人见他走过来，吃力地抬起头，她已经站不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和钟老头说：“①国的回不去了，日本不要我们了，病的多多，救孩子一条命吧。”说完泪流满面。

    钟老头停下脚步看她的孩子，大的六七岁，小的三四岁。大的还有活气，坐在母亲身旁冻得哆嗦成一团；小的则快死了，气息微弱，眼看着就睡过去了。十一月寒冷的天气，土地结着冰，孩子尿出的尿，已把他的衣角粘牢在地上。

    女人的眼泪催促着他，抱走哪一个呢？哪一个都会给他的生活增加不可想象的负担。但是他们马上就要死了，眼看着他们死掉吗？钟老头脱下自己的棉大衣，铺在地上，把小的抱起来放在上面，想抱起就走，却看到大的也在眼巴巴地看着他。狠狠心，把大的也放在大衣上。

    地上的女人露出了苦楚的笑，笑过后闭上了眼睛。

    钟老头把两个孩子抱回家，钟老太把他们洗干净，一边放在热炕头的被子里暖着，一边喂他们吃小米粥。一碗粥下肚，两个孩子活了过来，他们没有哭闹，温暖让他们忘记了妈妈。钟老太熬了一个通宵，用自己的衣服给他们一人改做一件小衣服。

    人是救了，日子却难熬了。

    每天钟老头天不亮就起床，用他那匹瘦马为别人家拉东西，挣得少量的工钱，买回少许的米，勉强够两个孩子糊口。他和老伴则吃秋日里留下来的冻白菜和山蘑菇，或上山找积雪下面的野果和橡子。

    转年春天来了，积雪融化了，万物开始复苏，一家人总算有了盼头。大孩子已经恢复元气，能满地跑，帮着钟老太做饭填柴了；小的也能满炕爬，趴在窗台上等钟老头给他带吃的了。他们都叫钟老头爹，叫钟老太娘，甜甜的声音，哄得老头老太乐得合不上嘴。

    这天，钟老太答应给他们做粘米饼，大的就到院子里为钟老太抱柴。他站在柴草垛前好半天都不动地方。钟老太出来接他，见他发愣，就问：“想啥呢？”他吸了吸鼻子，指指吉兴村的方向。钟老太问“那里有什么？”孩子说：“味儿。”又吸了吸鼻子。

    孩子一闻到这味就指指吉兴村，可是吉兴村有什么呢？什么会散发这种味道呢？

    钟老头这天回家，对钟老太说：“你把我最破的衣服找出来，我要去抬尸体了。”钟老太吃了一惊，钟老头接着说：“吉兴村开拓团民的死尸都烂了，雪一化，他们都从积雪里钻出来，一拎不是掉胳膊就是掉腿，再不抬就成泥了。”

    钟老太问：“往哪抬呀？”

    钟老头回答：“往炮台山抬。”

    钟老太说：“那你可得想办法带一点白酒，浑身上下喷一喷，别着了魂。”

    钟老头说：“哪有那么多酒呀，三天三夜都运不完啊。吉兴村的菜窖里、壕沟里、大树下，到处都是死尸，人摞人，都成垛了。”

    钟老太叹了口气，说：“②这些日本人，蛮横时比谁都蛮横，没想到死得这么惨，他们的国家也真的，自己人都不当回事，难怪那么欺压中国的老百姓。”

    钟老头去抬尸了，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去，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

    但是第五天钟老头中午就回来了，回来后悄声地对钟老太说：“怎么办？我看到孩子他妈了，她也在死人堆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你说，也烧吗？”

    钟老太说：“怎么能烧呢？入土才为安啊。”

    钟老头说：“不烧埋不起呀，再说胳膊腿都不知谁是谁的了。”

    钟老太问：“孩子他妈也是吗？”钟老头摇摇头。

    钟老太说：“那你把她藏在背旮旯里，晚上我们俩去把她埋了。”

    他们说这话时，两个孩子趴在窗台上，望着他们俩双双在哭。

    钟老头说：“快，快去哄哄，他们听懂了。”

    钟老太回屋了，钟老头重返炮台山。森林在呜咽……

（有删节）

【注】1945年8月15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然而移居中国东北数以十万计、已无男丁、仅剩下老弱不堪的妇女儿童的日本开拓团民被日本政府抛弃，开始了艰难的逃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