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语的屋檐下

    少年时代的伙伴自大洋彼岸归来探亲，多年未见，把盏竟夜长谈，我们聊到故乡种种情形，特别谈到了家乡方言，兴之所至，后来俩人干脆用家乡话谈起来。

    本来以为这么多年不使用，很多方言都已忘记，不料却在此时鲜明地复活了，恍惚中，甚至忆起了听到这些话时的具体情景，眼前浮现出了说话人的模样。友人感慨：真过瘾。

    在一种语言中浸润得深入长久，才有资格进入它的内部，感知它的种种微妙和玄奥，那些羽毛上的光色一样的波动，青瓷上的油彩一般的韵味。几乎只有母语，我们从牙牙学语时就亲吻的语言，才应允我们做到这一点。

    关于母语，英文里的一个说法，最有情感温度，也最能准确地贴近本质：mother tongue，直译就是“妈妈的舌头”。从妈妈舌头上发出的声音，是生命降临时听到的最初的声音，浸润着爱的声音。多么深邃动人的诗意！在母语的呼唤，吟唱和诵读中，我们张开眼睛，看到万物，理解生活，认识生命。

    诗作为浓缩提炼过的语言，是语言的极致。它可以做为标尺，衡量一个人对一种语言熟悉和理解的程度。“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坍了”，说的是世事沧桑，人生无常。“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说的是心绪流转，昨日遥遥，没有历史文化为之打底，没有人生经历作为铺垫，就难以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其间的沉痛和哀伤，无奈和迷茫。它们宜于意会，难以言传。

    每一种语言都连接着一种文化，通向一种共同的记忆。文化有着自己的基因，被封存在作为载体和符号的特有的语言中，仿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阿里巴巴的山洞里，藏着稀世的珍宝。

    “芝麻开门吧！”咒语念起，山洞石门俨然敞开，堆积的珠宝付光跃彩。

    但洞察和把握一种语言的奥秘，不需要咒语，时间是最重要的条件。在一种语言中沉浸得足够久了，自然就会了解其精妙。有如窖藏老酒，被时光层层堆叠，然后醇香。瓜熟蒂落，风生水起，到了一定的时候，语言中的神秘和魅惑，次第显影。音调的升降平仄中，笔画的横竖撇捺里，有花朵摇曳的姿态，水波被风吹拂出的纹路，阳光下明媚的笑容，暗夜里隐忍的啜泣。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母语，才有这样的魅力和魄力，承担和覆盖。日升月落，春秋代序；昼夜不舍的流水，远古沉默的荒野；鹰击呼啸着射向天空，羊群蠕动成地上的云团；一颗从眼角滑落的泪珠有怎样的哀怨，一声自喉咙迸发的呐喊有怎样的愤懑。一切，都被母语捕捉和绾结，表达和诉说。

    我骄傲于自己母语的强大生命力，五千年的漫长历史，灾祸连绵，兵燹不绝，而一个个方块汉字，就是一块块砖石，当它们排列衔接时看，遍仿佛垒砌了一个广阔而坚固的壁垒，牢牢守卫了一种古老的文化，庇护了一代代呼吸沐浴着它的气息的亿兆的灵魂。

    童年在农村度过，记事不久的年龄，有一年夏天，大人在睡午觉，我独自走出屋门到外面玩，追着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不小心走远了，一直走进村外一片茂密的树林中，迷路了，害怕得大哭。但四周没人听到，只好在林子里乱走，过了好久，终于从树干的缝隙间，望见了村头一户人家的屋檐。

    一颗悬空的心倏的落地了。

    对于长期漂泊在外的人，母语熟悉的音调，带给他的正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返归家园之感，一个汉语的子民，寄居他乡，母语便是故乡的方言土语；置身异国，母语便是方块的中文汉字。“官秩加身应谬得，乡音到耳是真归”，故乡的语言，母语的最为具体直观的形式，甚至关联到了存在的确凿感。

    因为时时相与，反而熟视无睹，就像对于一尾悠然游弋的鱼儿，水的环抱和裹抉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去意识和诘问的，但一当因某种缘故离开了那个环境，就会感受到置身盛夏沙漠中般的窒息。被拘禁于全然陌生的语言中，一个人也仿佛涸辙之鲋，最渴望母语的濡沫，那亲切的音节声调，是一股直透心底的清凉水流。

    每一种语言的子民们，在自己的母语的河流中，泅渡，游憩，俯仰，沉醉，吟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经由翻译传播，成为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以诗歌为证，《鲁拜集》中波斯大诗人伽亚谟及时行乐的咏叹，和《古诗十九首》里汉代中国人生命短暂的感喟，贯穿了想通哲学追问；中世纪的意大利，彼特拉克对心上人劳拉的十四行诗倾诉，和晚唐洛阳城里，李商隐写给不知名恋人的无题七律，或者隽永清晰，或者宛转迷离，各有一种入骨的缠绵，让不同的语言彼此尊重，在交流中使各自的美质得到彰显和分享。

    热爱来自母亲的舌尖上的声音，应该被视为是一个人的职责，他的伦理的基点，他可以走向天高地阔，但母语是他的出发地，是他不断向前伸延的生命坐标轴线上，那一处不变的原点。

（原载《光明日报》，有删节）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文学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隋代王通和唐代刘迅相继“续《诗》”，选录《诗经》之后的诗歌并纳入诗教范畴。“续《诗》”不仅很难达到其经学目的，反而容易使人们从汉魏六朝诗歌的情貌特征，推想《诗经》的本来面目，成为解构经学和尊经意识的潜在异质，为《诗经》入选文学总集提供了反向的启示。宋代朱熹设想编纂一部收录《诗经》《楚辞》和后世诗歌的大型诗歌总集，直接为文学总集选录《诗经》做了理论准备。但朱熹最终未能将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也预示着总集选录《诗经》的思想阻力依然强大。直到明代，才出现《诗学正宗》《汇古菁华》《诗冶》等真正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走下经学的神坛，融入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偶然，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以彰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的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碱蓬草

胡修江

    秋天是属于陶渊明的。金秋的菊花开放时，天空蓝得像一个童话，于是人们就登上高坡，高坡上满是文人的诗情，亲朋们精致的思念。而此时，我的心灵却被一丛丛红红的野草完全占据了。乡人说，那是碱蓬草，是沿海滩涂特有的一种植被，也叫碱蓬菜。说它是菜，是怀了亲切；说它是草，是因为野生野长。五月长出新芽时，草叶还翠绿如滴，然后由于生长在海陆之间，潮来潮往间，叶子就逐渐开始变红了，九、十月间，简直是漫滩遍野的红。它喜欢盐碱地，喜欢和海浪亲吻，丛丛簇簇，扎根于荒凉，向翱翔的海鸥铺展野性的美丽。

    碱蓬草生长在海滩上，一年又一年，蛮横、执着，看惯的人觉得是顺理成章，初到的人觉得惊讶神奇。我虽不是伴着碱蓬长大的，但也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我和它就有了一种若即若离的默契，它正适合我的细细阅读。暂时的逃离城市，既非归隐，也非从俗，就是想在作秀般的喧扰中寻到一点朴实的宁静。登高赏菊，很多人是因为陶渊明，似是一种硬造的文人情结 ， 我不想这样。陶渊明的归隐，因着文人的清高，并非本愿，乃逃禄而归耕，不论外表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他种的豆从来就长不好，草长得太茂盛；他的田园就像一个装饰好背景的舞台，一个人粉墨登场，耕种就是演戏了。但当你面对这一丛丛犹如红色的地毯般一直铺到天边的碱蓬草时，你就会直面最朴素的生命诠释：自然。你能炫耀一种坚强么？坚强是在不适合自己的环境中的勇敢生存，碱蓬草不是，它就适合盐碱地，土地肥沃，就会死亡；你能赞美一种热情么？热情是无时无刻不在的青春的涌动，碱蓬草不是，秋天过后就会凋萎。

    当年在大沽河边，英雄战死在疆场，鲜血染红了大地，也染红了河岸海边的漫山遍野的碱蓬草，从此野草涂上了英雄的光辉。今天，理想主义的时代渐渐远离我们而去，但草却依然在顽强地生长，铅华洗尽，本色如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瓜菜代”的岁月，碱蓬草成为救命草。滩边的渔民村妇采来碱蓬草的籽、叶和茎，掺着玉米面蒸出来红草馍馍，几乎拯救了一整代人。今天，也不会再有人会钟情于它，只有一些都市人，在厌倦了生猛海鲜、大鱼大肉后，买上一两个碱蓬菜的包子，调节一下已被油腻堵塞的肠胃。碱蓬草依旧鲜红亮丽，依旧春天发芽，秋天枯萎。它能觉出自己地位的变化、曾经的荣辱么？草木无情，多情的只是人类自己，但往往又是自作多情。草依旧是草，就如同人依旧是人。

    碱蓬草环绕的，是一处处的养虾池，那些赤脚的农民经常从碱蓬草上走过，每一天夕阳坠落的时候，家人送来饭菜，一家人就这样在晚霞的余晖中享受着最平常的幸福。为了看虾，他们晚上经常睡在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屋中，夜风吹送，送来大海的涛声，与之相伴的就是这丛丛的碱蓬草，一生的匆忙岁月，几世的艰辛劳碌，都融进瞬间的永恒中了。他们说，这里没什么风景。风景就是每天一如既往的生活。

    如今，对都市人而言，单纯玲珑的风景已经不再具有太大的诱惑，粗犷与坦荡反倒吊足了一些人的胃口。于是更多的人开始走马观花般地浏览“荒凉”，对此，我只想说，向往一种勾人魂魄的旅程的同时，不要玷污了一份朴拙，一份厚重。

    对于那丛红草，我也只是一个过客，回归都市，心依旧茫然，脚步依然匆忙。该忘掉的就忘掉吧，不能忘怀的，就存在心底，一切随缘，自由地生长吧。

（选自2017年第5期《散文选刊》略有删改）

    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余年。这段时期的文学以词为极盛，其艺术成就亦最突出，因而被誉为“时代文学”。词调今存八百余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宋人创制和使用的。宋代词人一千四百余家，词存两万余首。宋词的作家作品的数目与唐诗相比约少一半，若与宋诗相比则少得更多。这是因为词体文学样式的“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法严而义备”，故创作起来比诗困难得多。它是倚声而作的，要求作者精通音律，否则便可能遭到“不当行”之讥，而那种不谐音律的作品就被视为“句读不葺之诗”了。所以像词这样精巧严密的古典格律诗体能有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属罕见的文学现象。

    词之为时代文学，虽然因体性的局限，不可能像宋诗那样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而获得重大的意义，但仍有不少言志遣怀、登临怀古、感时伤世或歌颂升平的题材，也有表达林泉逸兴、善良祝愿、情操高尚、人格伟大的作品，尤其当汉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词人发出了悲壮激烈的时代强音，汇为一股振奋人心的爱国思想的潮流。

    在宋词里，估计最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属艳科，即涉及恋情的。我们对于这部分作品应当怎样认识呢？我以为应从文化的意义去理解。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各个时代的人们却赋予它特定的内容与色彩，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见到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一般历史，还可以见到一种很真实的时代精神。

    宋人多在词里赞赏女性的形态之美，大胆地描述男欢女爱，表现心灵的颤动，歌颂甜蜜的幸福。正因宋人在词里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真实，服从了新的规律，词才成为时代文学的。在艳科题材里，作者流露了真实情感，于是往往不自觉地表现了主体的精神品格。因此这类作品就其品格而言，是存在各种等级的。宋人许多春愁闺怨与离别相思之作，虽然表现了蔑视礼法，冲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争取爱情自由，敢于向阻碍获取幸福的社会因素斗争的反抗精神，但他们并不坚决，没有付出最大的代价，结成的是苦涩的果实，留下了永生的遗憾。他们幽会时总是“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他们注定缘悭分浅，“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他们魂牵梦绕，再见无期，“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只得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作为慰藉；他们往往辛酸地饮下人生这杯苦酒，“到头难灭景中情”，未了今生，亦不希望于来生，因为“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从这里可见到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的精神生活的压抑与不幸。因社会性的制约势力过于强大，宋代词人是不能充分展示个人的本质力量而高唱胜利之歌的。

    词为艳科，这是由词体文学产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的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表明它就体性而言最适于表达爱情题材，而且概括了宋词题材内容的基本情形。宋人思想的活跃与欲望的增强，尤其受到新兴市民思潮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这在词体文学里表现得鲜明而深刻。

（原文有删改）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幺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頗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

    “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

    “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

    “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

    “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地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

    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

    “府上在哪里?”

    “岳家湾。”

    “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

材料一：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可谓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自不待言。“君子”一词，在《孟子》中出现82次、在《荀子》中出现了304次，其推波助澜，可谓不遗余力。与儒家学派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说“君子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等，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判然有别，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道德经·三十一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和称许。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子人格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其中广为人知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这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概括。

由孔子孕育培养、诸子百家呵护成长的君子人格，在此后中华文化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景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不仅在汪洋浩瀚的历代典籍中星罗棋布，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仪及家教家训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缘于“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礼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的观念。

君子概念历久而弥新，至今仍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当今社会尽管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村老农，也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人群，包括社会底层老百姓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祖训，像血液一样涌动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等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

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材料二：

如果说圣徒、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君子文化，无疑是联系中国人的血脉之根，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权力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所推崇，并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新君子群体”产生。新君子群体通过推广“六经”，强调仁爱精神，播下了人文思想的种子。君子形象成为文学家们最为迷恋的书写对象。从《诗经》起，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君子形象。有岳飞、关羽等忠烈君子，有赵云等勇毅君子，等等。

当然，君子毕竟是楷模、典范和高标，做个君子自然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于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就外在而言，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如“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当然，对于君子的内在要求更为恢弘、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这样的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得富有文人雅趣。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中华大地上。哪里有君子的身影，哪里就播撒了君子文化的种子。

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一些人因为与世俗生活完全同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半人”。完成了君子人格塑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人”。或者说，不少人不过是一次性活着，只有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才可能让精神传承，才可能不朽。做个君子，不但预示了人生的方向，而且确立了最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追求。既是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又是中华文化人格的品牌标识。

弘扬君子人格的正能量，是传播中华优秀君子文化的必由之路。培养新一代有操守、有担当、有襟怀、有胆识、有雅趣的新君子，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悲悯情怀、生命意识和人文素养。传承君子文化的优良基因，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同时，应该正视君子文化的瑕疵，君子一度被矮化为“文弱书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显然是对君子的误解。君子不等于文弱，君子文化不等于腐儒文化，不等于失去了血性和勇武。当下，君子文化的式微，源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大行其道，以及现代性焦虑和人文精神信仰的断裂。事实上，当下是推行君子文化最好的时代，因为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

(摘编自张国龙、凌丽君《中华民族的精魂：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