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三教融合，滥觞汉魏南北朝，发展于隋唐，成热于宋代，至明代达到高峰。中国历史上，三教之间一直有争论，一直有融合。在争论中融合，在融合中争论。本文采取三教融合的表述，而不采用“三教合一＂的表述，是因为三教一直在融合中保持着个性，三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地“合一”。如果三教真正地“合一＂，就不可能各美其美，而成了儒非儒，佛非佛，道非道。三教在斗争和融合中始终保持着个性和特质，在融合中保持着张力，在不失各自特性的同时又能吸纳对方的长处，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能美美与共，这才是三教融合的妙谛。

    佛教和儒道教在各自发展传播的过程中，都努力汲取对方的精华，融合互生。这种融合有三个维度:一是社会伦理方面的融合，二是学术观念上的融合，三是宗教实践上的融合。佛教与儒教在社会伦理上的融合，表现为佛教吸纳儒教观念，消弥了“不孝”“不忠”的责难，而主张佛门的忠孝;佛教与儒道教在学术理论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充分认识到心性的作用，强调三教同源于一心、初心、善心;佛教与儒道教在宗教实践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导人向善，主张普度众生、仁者爱人、仙道贵生。

    在佛教与儒道的融合过程，三教同源的观念一直存在，这就在源头上为三教的融合找到了理论基础。三教圣人都一致指出，三教的源头，就是心性的源头。明朝吏部尚书陆光祖向王龙溪问三家之学时，龙溪回答他说，佛氏重“明心见性”，道家重“修心炼性”，儒家则重“存心性”三教工夫皆用于“心”。 只是因为情境的差异，导致“心”发挥了三种不同的功能。 蕅益智旭进一步指出，三教之“道”之所以相同，是由于三教之“心”相同:“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 而此“心” 非他，乃是仁民爱物之心:“ 三教深浅，未暇辨也，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在具体运用层面，儒家以此心来“保民”，佛家以此心来“度生”，道家以此心来“爱物”。

    佛教和道教、儒教长期共存，互相影响，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瑰美景现。这在观音形象的演变、大足石刻的雕像中表现得尤为特出。观音菩萨既是佛教的菩萨，也是道教的神仙慈航真人，又是儒家的孝顺女儿;大足石刻既有缤纷多彩的佛菩萨造像，也有佛教与儒家融合的孝道的造像，有儒家的石经、道教的诸神，还有将三身佛、孔子、老子堂而皇之供列在一起的佛龛，以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潮。

(选自吴言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美美与共》，有删改)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

摩天轮：俯瞰美景的发明

林会

    摩天轮是一种大型转轮状的机械建筑设施，挂在轮边缘的是供乘客搭乘的座舱，乘客坐在摩天轮里慢慢地往上转，可以从高处俯瞰四周景色，既惊险又刺激，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在摩天轮的发展历史上，伦敦的“伦敦眼”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建于1999年，总高度为135米，共有32个座舱，每个座舱可载客25名，旋转一周需要30分钟。

    “伦敦眼”又称“千禧之轮”，原本是为了迎接千禧年而建造的，最初只获准运作5年。没想到，摩天轮建成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伦敦市的地标，这座用7500万英镑打造的临时性建筑因此被保留下来。

    其实，对“伦敦眼”而言，高度并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部分。这个重1600多吨的庞然大物，是在浮于河面的一个平台上建造的，两个从陆地延伸过来的支架承担了它大部分的重量，另外加上六条巨型钢索防止其倒塌。直到接近完工阶段，负责建造的工程师才透露，他们在设计时比预先估计多尝试了几百万次的运算，超过世界上任何较大和复杂的建筑，以确保其安全性。

有人统计过，“伦敦眼”的吸金能力居全英国付费景点之首。在它不停旋转的过程中，平均每天都有超过1.5万名游客，愿意每人支付26英镑在135米高空一睹伦敦风采，为该市旅游业赚进了天文数字的利润，这也是它“由临转正”的一大重要原因。

    “伦敦眼”刷新当时的世界巨型摩天轮纪录，此后也“点燃”了这股热潮。后来，摩天轮的数量和高度几乎每年都被刷新。从世界级大都市到普通二线小城，不论城市体量，“第一高”之争从未降温。当然，有的是凭“净高”，也有的是借助山顶、塔顶等“外援”而成为“最高”。如广州新电视塔塔顶摩天轮，高达455米；俄罗斯莫斯科麻雀山摩天轮高170米。与它们不同的是，中东富庶城市迪拜继建造了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之后，2013年宣布将建全球最大、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约210米。

    现在全球到底有多少座摩天轮，大概没人能说得准。那么，为什么各地都热衷于“建轮”呢？

    显然，摩天轮的可复制性比摩天大厦容易多了。有人算过一笔账，选择摩天轮做地标是一个价廉物美的选择——造价大多为几千万美元，正常用时一般在一到两年。但如果要建造一栋摩天大厦，动辄就要几亿美元，而且三五年甚至更长的开发时间都是小意思。

另外，摩天轮能依靠游客带来可观的门票收入，后期运营不复杂，而且源源不断的游客意味着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这是摩天轮经济最大的吸引力之一。2014年，华盛顿景区国家港口附近的“首都之轮”诞生。这座摩天轮总投资1500万美元，55米高，视野可达港口全景、亚历山大旧城、华盛顿纪念碑等。人们对“首都之轮”的热情超出了预期，据说在开门迎客的首周就有2.5万的游客量。

    此外，不知什么时候，摩天轮开始同浪漫等词语挂钩，是很多情侣求婚的胜地。年轻人选择在它缓慢旋转到最高点时向心爱的人表白，像“伦敦眼”就专门设置一些私人观景包厢，备有香槟和巧克力等，从来都是供不应求。南半球最大的观景摩天轮“墨尔本之星”上，还推出过新奇的“天际婚礼”，新人们可以在豪华摩天轮包厢里举办难忘的婚礼。

（节选自2018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有删改）

    语言艺术将走向何方？它的归宿究竟在哪儿？网络文字的沙尘暴吹个不息，势头不减，文字垃圾的雪球越滚越大，使人恐惧而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乐观的心态，因为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一切都会盛极而衰。以法国为例，雨果和左拉时代就涌现出大量的报纸、刊物之类，并有大量通俗读物，但是流芳百世的语言艺术的瑰宝，也不过屈指可数。可见语言艺术的精华由人类的智慧和心血凝聚而成，总是不可多得的。人类语言艺术的瑰宝与人类世界同在，它的消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类再次回到冰河期，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

    几百年过去，无论东方西方，纯粹雅正、最高最美的那部分语言艺术历久弥新，不仅没有消亡，而且仍然在生长，总量也在增加。再看那些同期盛行与风靡的文字，现在已无人注意。没有记忆，没有传递，没有津津乐道，没有研究、引用和欣赏。要想了解它们，就必须去专门的图书馆和资料馆，翻阅积满厚厚尘埃的老报刊。它们大部分早已去了应该去的地方，那就是语言的垃圾场，时间的河流将其冲刷得无影无踪。所以，别说是分分秒秒都在刷新的网络文字，就是现在出版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纸质书，终将被埋进历史的尘埃，剥蚀和消解。当然，这其中还会包括一部分被时代潮流所遮蔽、湮没的优秀文字。

    语言文字由基本的使用工具，进步到一种艺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衡量一段历史创造的伟大与否，也要看它语言艺术发展的高度。虽然语言艺术不能像物质成果那样简单而直接地被消费和使用，比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鲁迅的《野草》等，既不能入口裹腹，也无法用来居住，但它们象征着一个民族在一个历史时期的生命能力、一个民族的心灵力量，决定着这个民族在一切方面的创造强度。所以，人类文明的最终归宿就是语言艺术，这是一个至高的指标，也是一个至高的区别。

    目前中国处于一个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如果我们丢掉了汉语言艺术这个最苛刻、最艰难的标准，毁坏它而不是使之生长，那么这个时期所有的物质成果都将是脆弱的。语言艺术的发展和保存是最困难的，人类发明了火药、造纸、火车、飞机、宇宙飞船等等，发现了圆周率、勾股定理、万有引力、相对论等等，这些科技成果一概得以贮存和记忆，后人可以踩着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巨人的肩膀继续攀登，然而文化与艺术却很难积累与进步，因为它是生命中最深奥最厚重、最复杂最难解的东西，也是人类文明旅程最终的抵达之地。像古希腊哲学、莎士比亚的戏剧、东西方的古老史诗、中国的《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等等，都是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再比如中国唐朝的李白杜甫，这些奇妙的语言艺术，都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思考语言艺术的归宿，无论面对多么极端化的语言混乱和文字垃圾，仍然应该怀有希望和信心，要坚信规律，相信它将在属于自己的安息之地存在，其代表人物和创造物都在那里。不要太气馁。读那些最值得读的经典，它们的创造者虽然不在了，但伟大的文字还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与我们同时代的那些杰出者，这些人不会因为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因为过于切近而变得廉价。千万不要和他们擦肩而过，虽然遇见是一件困难的事。

（张炜《语言艺术的归宿》，有删减）

    成长于“五四”前后的郁达夫，视个性为现代散文的生命。强烈地表现作家的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郁达夫指出，“个性”是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的根本区别。他说，“中国古代的国体组织、社会因袭，以及宗族思想等等，都是先我们之生而存在的一层固定的硬壳……这一层硬壳上的三大厚柱，叫作尊君、卫道与孝亲；经书所教的是如此，社会所重的亦如此，这些就是从秦汉以来中国散文的内容，就是我所说的从前‘散文的心’”。将目光由古代转入现代，他强调：“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个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综观郁达夫的散文创作，自始至终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建的。他不加掩饰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美好的、不可告人的，甚至是相当阴暗的一面，如《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海上》《大风圈外》等篇章，无不透露出自己彼时的生活状况、 思想及行为，是其个性化记录自己的真实的文字，这些文字又比刻意为自己立传显得更率性而为，韵味十足。

    看一个作家是否是进步的，是否与国家、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应仅仅从道德层面考量，而应看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关注，以及对普罗大众的爱。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忧患意识，而“五四”以来，这种蛰伏在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显得更加强烈，“启蒙”与“救亡”这两个命题在“五四”时期被视为文化人最高的追求目标。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且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郁达夫，“启蒙”与“救亡”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形影不离且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有人认为“从早期的‘零余者’之作到后期颇具文人意识的游记， 个性与社会性的同一始终是郁式散文立意的一贯特色。郁达夫早期的散文虽有明显的日本‘私 小说’印迹，以自我表现为鲜明特色，但不是其他日本作家那种放弃了政治的‘自我’，而是社会性的‘自我’。祖国的现状与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的作品在表现个性的同时，也倾诉着时代重压下青年的苦闷和反抗。”因此，阅读郁氏早期散文我们才会感到_：“他的苦闷、彷徨、自哀、自惭都来自这种对个性的关注和社会对‘自我’的弃绝，以及现实对理想的嘲弄。‘自我’，是他个性的充分展露，悲剧意识就是他在社会和自我、理想和现实不断冲突的两难中那抉心自食的哀寞。 这份悲苦表现了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的孤寂、苦闷、渴求和彷徨。”

（摘编自周明全《郁达夫散文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