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袁行霈

    李白的诗歌固然有高度的艺术技巧，但只凭这些显然不足以产生那么强大的艺术力量。李白乃是以气夺人。气是一个哲学概念，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经屡见不鲜。尽管古人对气的理解和用法不完全相同，但大致说来是指作家、艺术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以及创作的激情、冲动、勇气等心理准备。说李白的诗以气胜，就是着眼于这些方面的。读者都会感到，李白的诗里有一股与云天比高、与历史等量的气回荡着，使人不得不慑服于他的力量。李白的诗，综而言之，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

    所谓气奇，是指李白的诗歌显示了超凡的创造力，创造了许多按常规不可思议的诗歌形象，使人惊讶、叹服。南北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激发了盛唐人的创造力，而李白的创造力尤其旺盛。他既尊重传统、学习前人，又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最为他所不齿。他的艺术风格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许多诗的写法也是前人不敢想像的。许多自然界的景物，前人曾不止一次地吟咏过，但在李白的笔下又有了新的创造、新的生命，成为新的意象。还有一些自然界的景物，前人似乎忽略了，没有形成饱满的诗歌意象，李白却有新的发现，咏之于诗，成为独具特色的意象。

    李白诗歌的气逸，表现为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李白的诗风飘逸不群，他的才情不受拘束。这种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精神，在李白的山水诗中表现得很突出。他笔下那咆哮愤怒、一泻千里的江河，奇险挺拔、高出天外的峰峦，往往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李白追求自由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不肯让诗歌格律束缚自己，当感情达到高潮时，往往冲破格律的束缚，写出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和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相比，唐代是一个文化比较自由的时代。李白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和时代的脉搏是一致的。

    所谓气壮，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信心，而这也是植根于盛唐时代的。盛唐时代高涨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培育了李白乐观自信的精神。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和打击，李白都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他有深沉的苦闷和忧愤，但主导方面还是对前途的自信和斗争的勇气。李白经常写自己的愁，但只要和中唐孟郊、李贺的愁比一比，和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愁比一比，和宋词里那类锁在小楼深院中的闲愁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即使是愁，也是强者之愁，也有一股浩然壮气充溢其间。盛唐时代，随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也达到相当充分的地步。李白粪土权门，蔑视富贵，以布衣的骄傲和王侯相抗衡，以桀骜不逊的态度向社会的庸俗挑战，显示了人格的力量。这是中国古代志士最可宝贵的节操，也是李白诗歌最具魅力的地方。

（节选自《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日前，全国各地精彩纷呈的科普日活动让人们享受了一顿顿“科普大餐”，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让科普活动变得五彩斑斓、趣味十足。如果说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鱼”，那么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科普的“渔”。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来的科普活动“鱼”多“渔”少，缺了些“精气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等。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同时也在约束科技团体的自身行为。而对普通人来讲，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安身立命，这些精神都永不会过时。因为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赋予人崇高的理想，激励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科学思维在今天的科普内容中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普及科学前沿知识还要重要。现在，科学知识已经汗牛充栋，一般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找到，对普通民众来讲，除非个人极为感兴趣，否则并没有熟练掌握的必要。对大部分人来说，形成科学理性的反思能力，比掌握某种或某几种科学知识更为重要。比如，要让大众明白，科学是有局限性、阶段性的，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都不是万能的。这样大众在面对一些诸如“量子矿泉水能治疗各种癌症”等骗局时，才能多一分清醒。

    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现在网上流行的“心灵鸡汤”大不一样，它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关怀为方向和目的，强调科学与人文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人文观。在做科普时，也要让人们明白，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控制好这把利剑，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

    总之，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科学的“精气神”。在科普活动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此的传播和普及，否则就会局限了科普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我国大众科学素养依然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科学思维能力依然有待提高，有关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教育依旧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全国科普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年，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科学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活动的不断深化，科学的“精气神”能越来越足。

（节选自2016年10月《光明日报》，有删改）

    自怜是人生命的觉悟和自我警醒，由哀我，到哀人生，哀天地，哀万物，自怜中传达的不仅是现实之叹，更是宇宙之沉思。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

    楚辞的感伤，是一种时间性的感伤，是在急速流转的时间中，诗人感到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所引起的悲剧性感受。《离骚》中吟道：“日月忽春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昌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故而化为性灵的上下求索和急速的行进。理想不可实现，时光则空蹉跎，进而悲从中来，像一匹疲惫的老马，最后踯躅在历史的时空中。楚辞的时间性咏叹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咏叹，在个人与宇宙的直接对峙上，显示人的生命张力和生命趣味。楚辞是一种现实的焦虑，更是一种存在的焦虑，而且后者更根本，更隐秘。

    楚辞中充满了急促的时光流转的调子。时间对人有强烈的压迫感，时间的步步进逼和人对时间延长的渴望，构成强大的张力，形成屈赋独特的节奏。在楚辞中，以“朝……夕……”构成的句式多见。这一句式，动态性很强，紧迫如鼓点阵阵。楚辞将人放到时光的急速流转中回旋，正像魏晋诗人在诗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意象“转蓬”一样——在楚辞看来，人生就是这样的转蓬，西风摧折，恍惚幽渺，命运不可厘测，没有个安顿处，正是所这回事“欲问归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楚辞将人放到浩淼宇宙之中，与其直接照面，在时光的鞭打之下颤抖，痛楚，也在这样的力的作用下，与之沉浮，受其冲击，逆之而争进，顺之而飞旋。时间的帷幕下了弥天的网，让你无所逃脱。人在时间面前的这个“惧”字，被楚辞渲染得非常浓重。“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是怕美名不立的恐怖；“欲容与以俟时兮，惧年风之即晏”，这是怕打破人与宇宙和谐节奏的恐惧。

    岁月流逝，而人短暂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楚辞在众芳摇落之中，突出了人生无常的感叹，而人在急速流动的时光面前如何展现自我的生命？楚辞将个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存在的命运放到时间中审视，从而探讨人生的价值。“往者余弗及，来者吾不闻”， 正是思往世，悼来者，知当下。

    在楚辞中，自然万物每每成为触动人深沉隐微的媒介，诗人笔下的万物带有浓厚的叹逝意味。时光流逝，众芳芜秽，从而引起诗人对人生的关注，对生命不永的感叹，从而构成一种意度回旋的韵律。叹逝，其实就是抚慰生命。楚辞这种物哀精神，在中国艺术化为深沉的时间性咏叹。

（节选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讲清楚，让世界知道中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众多杰出思想家，提出了中华文化的若干基本主张。老子的《道德经》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最终形成“为而不争”的主张。这样的主张把个人和他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反映了在中华文明形成早期我们的先哲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孔子同老子相呼应，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把自己和他人合为一体，设身处地去思考人如何在社会上生活，如何同他人和谐共生，这就是孔子的仁学。作为孔子的后学，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礼记》中有很经典的一句话：“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这句话是说凡事要尊重别人，把他人摆在第一位，一个社会若能做到“先人后己”，那么礼让和谐就会蔚然成风。同样的思想还见于《尚书》，该书《大禹谟》一篇记载上古君臣治国之道，主张多方听取意见，甚至可以“舍己从人”。

    中华文化始终把人作为探究的核心，而这个“人”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个体，更主要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群。正是在追求人已和谐共生的历史演进中，人们不断完善自我，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人后己”的传统美德。此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含己为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追求。

    一些西方学者以“为己”一词为依据，认为中华文化是利己文化，这显然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误读。据知，“为己”一词始见于《论语》。在《宪问》中，就弟子所问古今学术差异这一问题，孔子答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谓“为己”和“为人”？孔子未曾展开讲，这个问题是由随后的荀子解决的。在《劝学篇》中，荀子将“为己”之学定位为“君子之学”，而将“为人”之学称为“小人之学”。荀子的结论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西汉经师孔安国取荀子之说以释《论语》，将“为己”训为“履而行之”“为人”则解作“徒能言之”。魏晋时期，玄学家何晏著《论语集解》，以孔安国之说为基本依据。从此，把“为己”释作“履而行之”的经典解读一直为历代经师所传承。可见，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为己”，乃是讲修为自己，是指学者个人的道德修持和践履。

（摘编自陈祖武《中华文化追求人已和谐》）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它的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其他名著不同。它不像《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是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形成全书的语言色彩，而是既有大量的山东话，又有大量的江浙话。两种方言构成了全书语言的地域色彩。

    《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水浒传》成书之前说话艺术发展的历史、与宋代“靖康之变”后 南北文化交流、其中包括说话艺术中心南移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我国的说话艺术源远流长。大约在中唐时期，说话就成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独立的艺术品种，到北宋时期，说话进一步发展，分为小说、说铁骑儿、说参请、讲史四家，还有了专题说话艺人、献艺的固定场地。当时的汴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也包括说话艺术的中心。靖康之变后，杭州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北方官话作为一种强势方言，集中、成片地进入汪洋大海般的吴语区。同时，杭州原居民使用的吴语方言，因为有周围广大吴语区为依托，也不会被北方官话代替。两种方言在并存并行的局面中，经过长时期的交流、碰撞、磨合，就形成了以两种方言为基础的混合型的方言。《水浒传》的语言就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近代以来，学术界公认《水浒传》是在宋元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成书的。南末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种话本的名目，应当是最平出现的小本水浒故事。最早讲说这些水浒故事的，是南宋初年南移入杭州的鲁西南籍山东人。他们以山东人用浓厚的山东乡音讲说发生在山东的英雄好汉的故事，受到新移居杭州的广大北方市民和北方士兵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杭州，他们的受众必然也有或多或少的杭州原居民，因此他们在讲说时也就不能不注意适当吸取一些吴语词汇，以吸引原居民。同时，他们的行业晚辈承传人，这些自幼生长在杭州的年青一代，在严格遵循父老、师尊的说话家数、规矩和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内容的同时，在讲说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更多吴语方言词汇和句式。而且年代越久，承传的辈分越多，故事中的吴语方言色彩越重，以至达到了并存并行的程度。经过几代说话艺人淘沙取 金、删芜存精般的千锤百炼，水浒故事发展到南宋后期的《宣和遗事》具有整体框架的三十六人的大故事，最后到思想、艺术俱臻成熟的元代后期的“施耐庵的本”，水浒故事的基本内容、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终于定型化，再也容不得后辈艺人随意作出改动了。直到元末明初经罗贯中最后“编次”成为定本的百回《水浒传》，罗贯中虽然作了一些加工和增益，但对我们前面指出的那些基本部分， 并未触动。

总之，《水浒传》语言以江渐吴语方言和山东方言为基础方言构成的双重地域色彩，是在南北宋交替之后，在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现象；是当时文化中心南移，大批北方包括山东籍说话艺人移入杭州，说话艺术在一个南北两方的人们群居共处、两种方言并存并行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产物。这种双重语言成分，由于经过几代艺人千锤百炼的功夫，它们和谐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放射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显示出有别于其他长篇名著的独特风格。

(摘编自李永祜《<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首都的。 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包括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来往。设若地理位置并不居中，但具有便利而通畅的交通路线通向四方，特别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则不居中也就等于居中。所以地理位置这个条件也可以说成是交通运输条件。当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并不存在完全符合理想三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的首都，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而言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摘编自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

 材料二：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半期，长安城毫无疑问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后半期情况却不同了。

 唐定都长安后，表面看来，其城市规模和繁荣情况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文化艺术的昌盛，似乎都在汉代长安之上。不过和全国各地区比较，它的经济基础已远不像汉代长安那样在全国中占有优越地位了。自东晋而后，长江中下游已经全部开发起来，其面积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富饶，是关中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汉时富冠天下的关中，到了唐朝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甚至皇帝在歉收之年，还不得不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相对的关中水利之废堕，自然也是事实。总之，除开一切政治原因不说，唐代长安城的繁荣，可以说是已经缺乏了应有的物质基础。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来说，它已经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绝对优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北京城在封建社会的后半期日趋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唐代中叶以后，东北边外的游牧部族，随着唐帝国内部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趋激化，也加强了对边方的劫掠和入侵。自有史以来，中国的东北方，从未遭遇过如此连续不断的进攻力量，而北京所在，作为华北平原 北方的门户，也正是外族首先要占领的地方。正是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矛盾在东北边方的急剧 发展，使北京城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在这一过程中，北宋之开封、南宋之临安(杭州)， 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曾先后和北京形成了相互争夺的局面，但却未能取得胜利。

 (摘编自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材料三：

 少数民族在都城变迁中的作用实在不可忽视。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早期的外患主要偏集西北，如西周时的犬戎，秦汉时的匈奴和唐初的突厥，不时构成对中原的威胁，甚至西周被犬戎所灭而被迫东迁，后来秦汉隋唐建都关中，乃正视边患，具有天子戍边的作用。唐末以后，中国的边患则主要来自正北和东北。崛起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契丹，趁五代之乱建立了辽朝，势力侵入华北。北宋统一中国，初期的主要边患仍来自契丹。后来兴起于东北部的女真族消灭辽朝建立金朝移都北京，以此为基地进而占领了整个淮河以北。不久蒙古族卷土重来消灭金和南宋，北京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都城。辽、金、元、清各朝皆建都北京，虽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北京离这些民族的本土不远，缓急 可以得到本民族的援助，形胜可以此为基地进攻，势危可从容退回原来的游牧地区。明代迁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说来是为了平衡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亦具天子戍边的作用。

 到了宋初，漕运的重要性对都城去向影响更加重大。当时，尽管宋太祖在洛阳建立了宫殿，打算在 那里建都。但是大臣们力荐“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终于打动了太祖心思，使他改变主意，遂东移建都于开封，一举解决了隋唐两代未能解决的供给困难。以后国都进一步东移近海，特别是长期停驻北京，除了其难以替代的国防意义和镇抚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其有便利的漕运条件。北京不仅有京杭大运河联接江南经济中心，更可通过海运从东南补给京师。据史书记载，元代时国都所需漕粮四百万石，大运河每年只能运输数十万石，从至元二十年到天历二年的四十年间，海运的漕粮由四万六千石逐年增加，最高达三百五十万石。明迁都北京，亦是河海并用，每年至少海运漕粮近百万石到国都。由此可见国都东移近海，是经济中心转移和包括河海漕粮在内的经济因素制约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庞德谦《试论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及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