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家谱也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题的家族世系繁衍的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约3000年的 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属珍贵的人文资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遣产。

    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 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现今可以知道 的最早的家谱雏形，是殷商时期留下的一片牛肩甲骨，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乃武丁时期所刻，是某一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之记录。另外，商周两代，还有刻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家谱。用代的《世本》，曾对创作《史记》有过参考作用，目前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名之先河。

    周代的《世本》，在于“莫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 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讲 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主要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 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直到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来， 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的家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

     “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同时家谱对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续修、新修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在英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的一篇美国科学家的论文说，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 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四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也较小，而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发生类似现象。另据英国科学家的研究，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这些结论引起了科学家的担心，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不安。

    苏格兰科学家普斯陶伊的转基因土豆研究，情况却有所不同。去年秋季，普斯陶伊称，自己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结果证明，年幼老鼠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出现损伤，而且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他将这一切归咎于对土豆的基因操作本身。他的结论据说得到了14个国家20名科学家的支持。但英国最具权威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该学会组织的6人专家组经过详细评估发现，他的研究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和数据上，都充满漏洞，他的结论无法成立。然而，这场在英国引起并跨出国界的轩然大波却至今未平。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这一点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美国是转基因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据统计，美国的大学、科研机关和企业等已经开发出上百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其中仅有43个品种的安全性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确认。面临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正在进行大面积种植与大量出口以及由此引发争议的现状，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郑重承诺，将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看来，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也是应当注意吸取任何一种现代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教训的。

    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

    中国历史上一个鲜明的规律就是，历代官员的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生强化，官员的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的现象，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大。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员数量的不断膨胀，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第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皇权专制达于极致的明清两朝，官员薪俸之低也达到惊人的程度。

    低俸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百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偏好。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用“教育”来要求百官清廉，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传统社会的低俸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以明代的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再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129两左右，年支出为608两左右。赤字480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权力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在低薪制下，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搞一些灰色收入，这样贪污就无法根治。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因为腐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摘编自张宏杰《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当作酒壶，用双手当酒杯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抔饮”之类的仪式称之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界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对此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一起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这对于理解中国礼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礼记》中“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关于礼的起源的认识与实践是十分类似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选自2016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青年是最能反映时代特征的群体，青年的思想动态也直接映射出社会的前沿思潮。

从改革之初的迷茫，到满怀对高物质生活、高社会地位的向往和奋力拼搏的精神，再到对职场的厌倦、对竞争的排斥，到今天寻找化解时代困境的途径，追求世俗眼光之外的人生价值，这一过程展示出青年正走向创新与变革，也从单纯的抱怨走向了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进一步融入了国家发展大局。从表面上看，这是青年在面对激烈社会变迁时的应对策略；更深层次地分析，这些变化展现了中国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

青年集体情绪的形成与其面临的社会挑战有直接联系。虽然在一些时期内，青年的集体情绪中出现了“躺平”“佛系”等逃避心理，还出现了精神内耗的加重、“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等不良现象。但纵观整个发展历程，青年对时代的挑战并没有采取消极颓废的行为实践。其实，“佛系”与“躺平”更多是一种自我嘲讽和心理安慰，通过口头的摆烂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精神内耗”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青年在应对社会压力、寻求自我实现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突破困境限制的坚韧品质。当今的青年正在尝试平衡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既希望实现物质生活的提升，也很看重个人实现、事业和理想。

“集体情绪”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形式，是指同一世代的社会群体经历了相同的历史事件、社会结构、政策引导后，形成共同的、持续的、有价值导向的社会心理反应，尤其是对个人发展、目标追求、人生价值的情绪表达。它与群体情绪的不同之处在于：群体情绪是具有同质性或存在于同一时空环境下的群体，针对某一突发事件或历史事件，在瞬时间爆发出的群体心理冲动，在一个时间段内可能会因不同事件形成多个群体情绪；集体情绪则是一个世代群体的整体心理动态，能够维持较长时间，对孤立社会事件的敏感性更弱。

（摘编自陆士桢、蔡康鑫《改革开放以来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与政策因应——从寻求物质满足到精神满足的平衡》）

材料二：

“精神内耗”不能简单地跟抑郁、焦虑画等号，但可以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精神内耗”状态，没有及时觉察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法，就很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

许多学者都以“疾风暴雨期”来比喻青春期，步入青春期之后，由于青少年自我意识的高涨，其内在世界也开始丰富起来，容易产生自我冲突和矛盾心理。许多青少年对周围的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对师长的言论有自己的判断，对各类社会现象有自己的思考。但这也带来了新问题：他们的一些想法未必符合实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自现实的打击会让部分青少年看清自己想法的幼稚性，但也有可能让他们更执着于自己的想法，结果在一次次与现实的碰撞中，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从而陷入自我怀疑，步入精神内耗的循环。

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其著作《自卑与超越》中写道：“内耗体质的人，无法分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一个人如果分不清这些，就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期待，把别人的情感当成自己的情感。而自我发展的标志，是能够分清你、我需求间的差别，通过这种区分建立边界感，这就是课题分离。如果一些孩子过度看重同伴的想法，为了满足同伴意愿而不断猜测、一味迎合，就会让自己“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学会课题分离能帮助人们将认知资源分配在最应关注的问题上，集聚心理能量克服当下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超我”包括自我理想，即自我渴望达到的成就目标。目标的过于理想化，使得部分青少年想得太多而行动太少，脑海中的两个“小人”不断斗争，陷入内耗。处于教育内卷的时代，青少年不但承担着沉重的学习压力，还肩负着父母的高期待，但因为自身兴趣、能力的不匹配，他们或许始终无法满足家长的预期，不少孩子会因此被“无用感”包围。旁人可以用100%的专注力完成一件事，而他们先内耗了50%，行动力自然随之降低，而后在恶性循环中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疲惫。

反刍思维是一种慢性习惯，可以经由后天培养。积极的反刍思维分为两种情况：遇到开心的事时，享受快乐；面临烦心的事时，积极应对。一些青少年往往由种种原因诱发消极的反刍思维，在脑海中循环“播放”消极、负面的想法，一遍遍地回想，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懊悔。比如：奋进努力后考试失败的经历，人际关系的不和谐，被父母忽视、不认可等。消极反刍思维会无限放大个体的焦虑、失败，让它们沉湎于过去的痛苦，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挑战。

精神内耗者要学习使用观察者心态处理内心的自我冲突，知道自己面对的问题很多都是被允许和接纳的。教育者也要提供相应支持，及时倾听青少年心声，帮助学生调整状态，引导其快速走出寒冷冬季，迎接春日暖阳。

（摘编自马地那·那司尔吾拉、杨东《“精神内耗”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以青少年群体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