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奖要经得住时间考验

沈致远

    ①据不完全统计，国际性科学奖共有十几种，有的奖金额超过诺贝尔奖。为何诺贝尔奖一枝独秀？

    ②科学奖的作用在于推动科学发展，设置科学奖应符合几项原则。首先是国际性，更重要的是科学性，自然科学是实证性的，判断真伪之唯一标准是实验。自创立迄今，诺贝尔科学奖一直坚守以实验为准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它百年来一枝独秀“秘密”之所在。

    ③在科学性上，其余诸奖良莠不齐。以奖金超过诺贝尔奖的基本物理学奖为例，其获奖人中有七位不符科学性。一位是霍金，他的“黑洞霍金辐射”只是一种假说，并未被实验证实。此外共有六位弦论者获奖，其中威腾是弦论者公认的领袖。多年来，弦论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但至今既无实验证明，也提不出像样的预言可供检验。弦论对物理学的发展乏善可陈，居然有六人获得基本物理学奖。

    ④借科学之名以“提倡宗教进步”的邓普顿奖，奖金也超过诺贝尔奖。获奖者除基督教神职人员外，也有科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戴森获得2000年邓普顿奖，他是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著名物理学家，折节俯就令人惋惜。

    ⑤创立于1991年，以“博君一笑，发人深思”为宗旨的搞笑诺贝尔奖只颁奖状不发奖金。别以为只是开玩笑，其2000年获奖者之一基姆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可见“发人深思”并非虚言，寓思于乐，别具一格。

    ⑥科学奖提升科学家及其科学成就的知名度，使公众认识到科学之重要性。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由吴健雄等以实验证实，这是突破性的重大科学成就。公众不知弱相互作用为何物，遑论宇称不守恒。1957年李、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家喻户晓，激励许多青年献身物理学研究。由此可见奖金之作用。尽管如此，奖金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年前，我收到某部门召开座谈会的内部通知说：为发展我国科学以早日获得诺贝尔奖出谋献策。我当即写信给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科学家，坦言：怎么能将诺贝尔奖作为发展我国科学之目的？幸而是内部通知，否则公开后将贻笑大方。他同意我的意见，经他建议改变了会议宗旨。

    ⑦科学家对是否获奖应以平常心待之。美国遗传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学界克里克发现基因之载体去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这是继达尔文之后生物学划时代的重大成就。两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诺贝尔奖，而是：“我们发现了生命之奥秘。”对广义相对论和核力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美国物理学家韦勒，获悉别人剽窃他首先提出的核力异常现象发表论文而获得197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笑置之说：“我下一次要小心点。”真正的科学家神游于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生命之妙、意识之谜，怡然自得乐在其中，奖金于我何有哉？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也称为未明言知识。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波兰尼认为，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表明了隐性知识的存在。

    波兰尼提醒我们不要把隐性知识理解为神秘经验，隐性知识只是难以用语言来充分地表述，而不是说对这类知识绝对地不能言说。波兰尼绝不只限于承认隐性知识的存在，他更主张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在波兰尼看来，隐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

波兰尼的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体中的、私人的、有特殊背景的知识，隐性知识以个体内在携带的“意会模型”为中心，这些意会模型是概念、形象、信仰、观点、价值体系以及帮助人们定义自己的世界的指导原则。隐性知识也包含一些技术因素，包括具体的技能和专门技术以及来源于实践的经验。

    野中郁次郎也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知识，即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隐性知识是一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不能用几个词、几句话、几组数据或公式来表达，内容有十分特殊的含义。隐性知识包括信仰、隐喻、直觉、思维模式和所谓的“诀窍”（如手工匠掌握的特殊技艺）。

隐性知识的概念最早是由波兰尼提出的，野中郁次郎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与波兰尼有所不同。野中郁次郎使用隐性知识一词代表的是难于表达的特殊知识，而波兰尼所指的隐性知识是指以理解一切行动为背景的知识，也即一切知识根植于隐性知识。关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关系，野中郁次郎与波兰尼的观点也有差异。有学者说，在野中都次郎看来，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在波兰尼看来，则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颇具人文情怀的儒家文化

    以“人”为中心，是儒家文化的特点，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不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却有非常深厚的人道关怀思想；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却有非常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气质或人文情怀。

    儒家文化的人文情怀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些论述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是人“为万物之灵”，集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人的存在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和价值，那么他的生命就应该被尊重。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传统哲学是“人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

    重视人伦关系，倡导人伦义务。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伦关系。儒家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落入到一张已经织好的人伦网络当中。没有人伦网络，人是空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所以，儒家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不但有这五种关系，而且对应每种人伦关系，还规定了相应的人伦义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认为这些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可更改，不容置疑，甚至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无可选择的“天伦”。

    推崇人的主体性，强调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独立人格。这是儒家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都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有大人格，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缘于这种道德精神的主体性和人格的独立性。

    饱含忧患意识，担当历史责任。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探讨的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之与整体的义务和责任，强调的是入世与担当，“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千古文人家国梦，修齐治平济世心。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寓于他们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中。

    探索社会理想，追求人生大道。儒家倡导“德治”，孔子强调仁爱，“仁者爱人”；孟子说要施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是儒家思想中最进步的内容，最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观念。儒家文化的最高理念，就是建设大同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地，表现出对社会理想的人性渴求。

    儒家文化重视并倡导人际、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在中国历代典籍的思想脉络里，不断地阐述和丰富“以人为本”的儒家价值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是我们新的传统、活的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念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摘编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①美术承载了中华美育大德至善的社会理想。自古及今，美术都是中华美育的重要承担者和传播者，蕴涵了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美德结合的价值观念。

    ②谈到中国传统美育，人们常会追溯到《礼记·乐记》之“乐与政通”和《诗大序》之“美教化，移风俗”的乐教、诗教思想。在这些思想中，美育具有近德、辅政的功能，并通过诗文、图画等形式共同实现。因此，从上古三代至秦汉魏晋，美术与“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的道德教化紧密相连。

    ③近代，虽然“美术”概念与相关学科建设均紧随历史进程不断更新，但以美辅德的美育核心观念依然未变。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道：“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上世纪50年代，张葱玉在《古代绘画的厄运与幸运》一文中指出：“人民和一切艺术工作者乃有可能接近并认识祖国艺术的伟大传统，从这些艺术品中得到营养和教育，从而发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这些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大家学者都认为美术能够滋养人心，进而辅翼德化、补益家国正道。

    ④另外，从古代以壁画、雕塑中的形象和故事来劝善止恶，到近代李叔同、丰子恺等人以护生等题材绘画引人向善，从诸种实例中都可以发觉：家国大德润濡了个体的至善，个体向善又融汇成国家和民族的大德。这其中，美术的功效不容忽视。以记录时代精神、蕴涵正能量的美术创作弘扬中华民族的大德与至善，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和美育实践之所需。这种凝注道德关怀、家国意识之阳刚大气的艺术风范，既是中华美育传统赋予美术创作的天性，也是抵御和匡正时下某些形式浮华而本质虚空、一味推崇浅簿娱乐而忽视高远追求的艺术创作之利器。

    ⑤美术应担负起中华美育知行并重的实践使命。《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国文化素来讲求知行并重，中华美育导源于此，这一特征随之浸润其身。

    ⑥全面、系统地研究美育理论是推进美育工作的必要基础，而进行多层次、多途径的美育实践探索及相关经验总结也是望中所期。以美术为立足点，观察当前的美育实践，有如下几点有待思索的问题。

    ⑦在融媒体时代，需要找寻契合现代节奏和年轻人接受习惯的美育途径。比如，尝试更新经典美术作品传播手段，使其与大众审美习惯、思维方式对接，滋育年轻人亲近经典的旨趣和能力。把美好的思想与情感传播给大众，才能在融入当代气息的同时承古开新，承嗣中华传统艺术渊雅精微之美。

    ⑧我国公众，包括整个青少年群体，与博物馆、美术馆的常态化亲近程度，还有深化、提升的空间。同时，目前还存在地区、城市之间美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面对这一现实困难，艺术类院校众师生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美育普及工作，部分院校可以积累一些经验，如成立美育实践基地、开展美术等艺术专业支教活动。

    ⑨努力构建一个崇美、知美、弘扬美、实践美的社会环境，让美育突破学院围墙，拓展到整个社会。近年来，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美术馆在硬件上为普及美育提供了一定支撑。但以美术全方位滋养民众身心，营造宽宏的美育空间，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⑩林风眠曾说：“艺术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艺术的第二种利器，是他的力！”这美与力，也是中华美育传统给予当代美术的一份殷殷希冀。以美术之美化育个体的醇雅人格，以美术之力推动全民族的文化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9-3-24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