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好翰墨有如相马，初始时必有人教，教一些用笔、结体的要素。笔画太长使之短，结体倾斜扶之正，速度快了使慢，墨汁浓了添水。所谓教与学，传道授业解惑，都是．可说的部分，使双方都具有一种真实不虚的感受。所谓学成毕业，也就是该讲的都讲了。清人宋湘<说诗》说得好：“学韩学杜学髯苏，自是排场与众殊。若使自家无曲子，等闲铙鼓与笙竽。”是啊，拜师学艺，往往看起来这一家那一派学了不少，热闹之余盘点，还都是一些皮毛之相。

    清人钱大昕讲得比较辩证：“善相马者，妙在牝牡骊黄①之外，否则团人厩吏②优为之矣。”圉人厩吏成日饲养管理马匹，过眼之马无数，也算得上对马有知的专业人才了，可是许多年过去．还是成不了一位善于相马者。因为他留意的只是马匹的增减、生死这一类琐事，深入不了马的内在。长年与马打交道，处在一种没有递进的平面认识中，是马堆里的“陌生人”。这很像一些人，把笔时日也够长了，每日勤苦，可是永远平平。若说笔墨技巧，也合乎矩蠖，守于常道。可就是要神采没神采，要风骨乏风骨。此时已无人可以指教，亦无良方，缘于精神方面的不可说、不可教，只能自省、自处。明人董其昌颇有感触：“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向牧自柬处耳。”这种属于私有的感悟，即便公之于众，旁人听起来还是云里雾里。古人强调“自养”，缺什么养什么。宋人吕本中曾回顾自己：“读三苏进策涵养吾气，他日下笔，自然文字滂沛，无吝啬处。”这一养，时日就长了，和风细雨孤云淡月，闲中稽古静处观心，缓慢中渐进。何日养成又难以期待一一也许有一日养成，笔墨渐变：也许养术成，终其一生笔墨依旧。每一个人的情怀、才气、悟性、灵气是何等复杂幽微，无可复制，再现，只能走一程算一程，这一点又很有一些宿命的味道了。

    明人徐渭有“师心横纵”之说，因此他是“不傍门户”的，下笔不是“信手扫来”，就是“醉抹醒涂”。师心的最大审美价值就是充分地开发了内心的能量，依靠自己的悟性，走向吏加深邃的境界。越往后，依赖外在的引导越发减弱，那些恍兮惚惚的部分，无法言说，全然要倚仗自己内心活跃、敏感的程度去捕捉。心可以如止水，纤微不动：亦可以如江河之奔竞，波澜自阔，浩乎沛然。只有通过对个人内心的养护、挖掘，激活那些沉睡的部分，才可能凌空蹈虚，破坚发奇．有一些与故我不同，也与众人不同的玄妙。只是，即便要与外人言说，亦无法言说清楚。

    这和伯乐、九方皋的相马有同理之妙。他们站在马的面前，都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入其内而忘其外。有人问如何相得如此准确，二人竟不知如何说才好。

（节选自朱以撒《谈艺随笔小辑》，有删改）

【注】①牝牡骊黄：牝牡，雌性和雄性；骊黄，黑色和黄色。②圉人厩吏：负责养马放牧的官员。圈，养马的地方。厩，马棚。

    所谓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判断活动。因此，艺术批评就是批评家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对各种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所做出的评价。

    艺术批评虽然与艺术鉴赏都属于艺术的接受活动，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艺术鉴赏基本上是一种感性的审美体验，而艺术批评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和判断活动。在一般的艺术鉴赏活动中，受众只要能从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艺术修养出发，较为准确地提到作品的意蕴，并从中体会到相应的审美愉悦，就可以说已经完成了鉴赏的任务。而对于批评家来说则不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鉴赏活动所产生的感受和体验只是批评活动的起点而已。批评家的真正工作在于运用自己的理论修养来对这种感性经验进行深入的剖析与分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超越个人观点的局限性，使自己的批评代表某种社会的要求与呼声，从而积极地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和读者与观众的审美趣味及思想观念。同时，由于批评家有着远远超越一般读者的艺术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他的批评必然不会局限于具体的艺术作品，而会延伸到整个艺术现象，并且在根本上把艺术与审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观照，这样，艺术批评就不再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活动，而成了一种社会的事业。

    不过，尽管艺术批评和鉴赏在性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来说，一方面，艺术鉴赏仍是艺术批评的前提和基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好的艺术批评家必然首先是一个好的艺术鉴赏家。这是因为，艺术批评不同于其他的理论活动，它是对于艺术现象的解剖与分析，其中，艺术作品又是它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对象。而对艺术作品的批评又必须服从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在根本上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它必须以批评家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如果一个批评家没有对作品进行细致的欣赏与玩味，直接就以理性的方式对作品加以分解和剖析，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把所握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得出的判断与评价也就没有任何美学上的意义。批评家只是首先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力，时刻注意把自己的理性判断建立在精细敏锐的艺术感受之上，才能较好地完成艺术批评的任务。另一方面，艺术批评又对艺术鉴赏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我们说好的批评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好的鉴赏家，但的好的鉴赏家却不一定是好的批评家，原因在于鉴赏活动主要求助于欣赏者的艺术感受力，对于其理解和分析能力则没有直接的要求。有时，过分精细的分析还可能妨碍鉴赏家的艺术直觉和悟性。不过，鉴赏活动不可避免地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由个人的爱好和趣味所造成的狭隘性的片面性。在艺术史上，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极高艺术修养的鉴赏家，由于受到自身艺术品味的影响而无法客观地评价某些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比如歌德尽管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却仅仅因为雨果作品中对于一些丑陋事物的描绘而对其横加指责，这种看法显然与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不相称的。为了克服个人见解和品味的这种偏狭性，主需要不断开阔自己的理论视野，使自己的看法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而这显然就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批评水平。伟大的艺术家尚且如此，普通受众更是如此。我们常常看到受众对于一部作品的意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固然是由于艺术的意义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有时分歧的产生却是由于受众理解力和判断力的欠缺，这时，批评家的意见往往就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启发作用，有时还会成为一种裁决的标准与尺度。这就足见艺术批评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了。

“粉丝经济”正在打破着什么

钱好

    日前，少年偶像团体“TFBoys”的成员王俊凯过生日，粉丝专门请来美国当地舞团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快闪”表演，并包下时代广场11块LED大屏为偶像庆生。“粉丝经济”以这样一种高调的方式，再次引起世人注目。

    如果仍然从传统的追星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实在疯狂到令人无法理解。但有研究者指出，相比以往一味地购买明星周边产品、跟在偶像身后“围追堵截”，这一事件实际上预示了“粉丝经济”正在经历的新变化，今天的粉丝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佳山说：“过去，人们常用‘脑残粉’来形容追星的盲目，但这个词语已不适用于现在的粉丝了。”他以“韩粉”举例表示，这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是一个对韩国明星狂热崇拜的群体，但“95后”“00后”的“韩粉”会主动对明星提出要求，对经纪公司施加压力，不许他们在言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有任何侵犯。这份理智背后，固然有这一代年轻人独特的成长环境的影响。作为普遍接受良好教育的独生子女，这些粉丝往往更独立、有主见。

    同时，在孙佳山看来，新一代粉丝有着“真实消费”的需求。“以往的粉丝崇拜完美的明星形象，这种追求也导致了他们的不理性。所以刘德华结婚的消息公开后，会出现粉丝自杀的极端情况。”但是，完美型明星对今天的粉丝来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年轻人更喜欢与自己接近的，有“伴生性”、真实感的明星，诸如鹿晗、吴亦凡等新一代人气偶像皆是如此，粉丝一步步见证了他们出道后的成长历程，也乐于看到他们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甚至偶像的缺点也会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里约奥运会期间，傅园慧率真可爱的言谈为她赢得数百万粉丝，就是“真实消费”的一个鲜活案例。正是对真实感的追求，让新一代粉丝远离了“迷信式”的盲目追星，对偶像能有更加理智的平常心。

    粉丝们的“惊人手笔”，远不止“承包”时代广场这一桩。在偶像生日当天包地铁、包飞机都是近两年的寻常事。更多粉丝为偶像承担起了宣传、公益等活动。王嘉尔的粉丝集体为他购买某知名视频网站的广告；鹿晗的粉丝则在《重返20岁》上映期间在影院包场，请养老院的老人免费观影；黄子韬与经纪公司解约后一度面临形象危机，其粉丝主动以他的名义向埃博拉疫病区捐款，还筹建了一片公益森林，帮助他重塑形象。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追星，今天“粉丝经济”已然能够替代传统的经纪公司，进行偶像的包装、宣传工作；拥有了强大的能量。

    面对这股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相比用固有思路一味批判、压制，简单的“堵”和“批”已然不合时宜，如何真正理解、对话背后的群体，并合理运用这股能量，是更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波轰轰烈烈的“粉丝经济”，很大程度上正在推动新旧两种明星制的更迭———在20世纪的传统明星制中，电影、电视是主要的晋升途径，因此，传统的明星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建立在“粉丝经济”基础之上的全新明星制，为众多三四线演员、艺坛新秀，乃至“网红”，提供了成为明星的机会。比如鹿晗在成为大众熟知的偶像之前，已经作为演唱团体“EXO”的一员，拥有无数拥趸。换句话说，电影、电视不再是造星的唯一途径，“粉丝经济”为更多普通艺人的成名降低了门槛。

    不得不承认，当下一些依托“粉丝经济”走红的新生代偶像，接替了传统大牌明星的位置，继续享受着“天价薪酬”，资金泡沫也是“粉丝经济”时代文娱行业仍需警惕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合理利用粉丝的能量，“粉丝经济”将大有可为，很可能成为打破资源垄断等行业困局的契机。

（选自《文汇报》2016年10月16日 有删改）

    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体现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的过度化，英国宫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很大欢迎都是政治严重超过了政治的承载边界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而匮乏是无止境的。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英国脱欧公投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做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仲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富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选自《读书》2017年第2期，有删改）

    生态文明是在对工业文明带来严重生态安全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推进的一种文明形态，其要义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文明哲学基础的生态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范式的转型升级，把握其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三大转型”，推动生态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对于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观转型。现代西方哲学是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哲学，它认为人是主体，人以外的生命和自然界均为客体，是人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对象。通过发挥主体力量，人类战天斗地发展生产，取得工业文明巨大成就。在这种哲学指导下，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对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挑战，暴露出这种哲学的局限性。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要目标，是一种整体论、有机论的世界观。其主要观点是，世界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活的有机整体、一个生命共同体。正因如此，生态哲学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拒绝人类中心论。

    价值观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自然价值论为核心的生态哲学思想体系逐步形成。该体系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不仅对人类生存发展有意义，而且按照生态规律生存发展。肯定生命和自然界有价值，是生态哲学成为新的哲学范式的最重要特征。美国环境伦理学会创始人罗尔斯顿指出：“传统西方伦理学未曾考虑过人类主体之外的事物的价值……在这方面似乎东方很有前途。”2000多年前，孟子曾说过：“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强调不仅要爱亲人爱人类，而且要由爱人推广到爱万物。这是因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均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属于一个值得敬畏、带有神圣性的“天地”。

    思维方式转型。工业文明的哲学强调分析性思维，特别是以线性非循环思维指导人类行为；而生态文明思维，注重用生态系统整体性、非线性、循环性的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以对矿产资源的利用为例。在工业文明发展中，工业生产采用矿产—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模式，这种模式难以持续。生态文明的生态化生产，通过精深加工和延长产业链，采用矿产—产品—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生产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可持续的。从线性思维到循环思维的转型，为人类对矿产资源的科学、有效和最大化利用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积极推动生态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中国在生态哲学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让生态文明实践和生态哲学研究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人民日报》余谋昌《适应生态文明的哲学范式转型》）

    ①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与交往方式的重大变革对“立德树人”所立之“德”产生了深刻的冲击与影响。海量信息的自由开放和“零门槛”，可能引发社会成员价值取向和判断的混乱，并使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日趋多元化。在这一趋势中，“德”的主导性也随之被消解，这种消解在自媒体时代产生的“圈子文化”中有较多的体现。

    ②自媒体时代完成了以传播方式为中心的一系列变革，使人的思维方式与交往方式活跃起来，社会成员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各种“小圈子”“大圈子”。“圈子”的扩大催生了“圈子文件”，社会舆论则在不同“圈子”的信息交互和影响中产生，随着“圈子”量的增加与影响域的扩散而扩大。由于监管审查机制尚不完善，主体权力容易得到极致发挥，社会舆论易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一些视觉冲击力强、视角标新立异的内容往往会对“圈子”内成员甚至其他“圈子”产生影响，进而疏导舆论的走向，甚至衍生出舆论危机。而舆论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借由自媒体广阔的话语平台与话语媒介，形成一股影响极大的“舆论波”，从而削弱“德”的主导地位。

    ③若想恢复“德”的主导性，就要建构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新模式。

    ④首先，创建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联动产品”。“联动产品”是指创建一些区别于其他教育活动与文化产品的彰显“立德树人”根本属性的自媒体产品。这些产品既有共同的教育目标，又能充分发挥联动性作用。这既包括微博“大V”、公众号等意见领袖，也包括网易公开课等能够发挥协同传播效用的教育平台，还包括“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兼具观赏性、教育性的文化产品。

    ⑤其次，营造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舆论场”。我们要在舆论爆发前建立舆情预警系统；在舆论爆发初期积极设置议题与议程，引导社会舆论朝向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在舆论发展中期，做好信息公开，依托国家数字化教育资源中心等平台实现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在舆论发展中后期，启动舆情监督系统，设置“把关人”。此外，要对各类社会事件或现象的舆论影响力进行科学预判和把握，以便采取相应行动。

    ⑥最后，要拓宽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个体“能力域”。培养社会成员在自媒体时代中的辨别能力，既要对多元文化进行辨析，揭露不良文化的虚假性与片面性，也要通过社会事件与现象，宣扬与佐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同时，要培养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这既要求我们在教育活动中设置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也要求我们加强媒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以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形成适应自媒体时代发展的媒介素养。

（摘编自柏路《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困境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