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商：幸福者的必备

   智商IQ和情商EQ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又流行一个新概念AQ，它是Adversity Quotient的缩写，指人们面对逆境的反应能力，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通常译为“挫折商”或“逆（境）商”。IQ、EQ和AQ并称3Q，成为人们获取成功必备的不二法宝。有专家甚至断言，100%的成功等于20%的IQ加80%的EQ和AQ，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说法毫不夸张。

   逆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情商的一部分，但由于它在人生事业成功中的特殊地位，美国职业培训师保罗·斯托茨提出了“逆商”这一概念。他认为逆商包括四部分：控制感、起因和责任归属、影响范围及持续时间。控制感指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主观控制能力。面对逆境，控制感强的人会尽力改变环境，控制感弱的人则只会逆来顺受，信天由命。起因和责任归属指造成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高逆商者往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使自己陷入逆境的原因，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积极采取有效行动，痛定思痛，在跌倒处尽快爬起来。影响范围指困境的负面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面有多大。高逆商者通常能够将某方面逆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程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中的逆境而影响家庭生活。持续时间指我们主观上认为逆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持续的时间。逆商高者往往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逆商低者则会认为逆境将长时间持续，他们甚至会因此丧失努力改变的希望。

   例如，被领导批评恐怕每个职场人都会遇到，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挫折。但是，同样的打击，逆商高的人产生的挫折感低，逆商低的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逆商高的人会吸取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改进，逆商低的人则会怨天尤人，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

   智商、情商和逆商这3Q在整个人生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情况下，三者的重要性不同。有人认为，20岁前，智商显得最重要，情商和逆商作用一般；20—3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30—4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最重要，逆商很重要；40岁以上，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逆商最重要。可见，除了在校学习期间，在我们大部分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情商和逆商。情商让我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智商和情商共同帮助我们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目标；逆商让我们在摔倒时用最快的速度爬起来继续前进。这三者，少了谁恐怕都很难幸福。

   有言道：成功没有尽头，生活没有尽头，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对我们的考验没有尽头，在艰苦奋斗后我们所得到的收获和喜悦也没有尽头。当你完全懂得了“成功永远没有尽头”这句话的含义时，幸福的生活也就向你绽开了她迷人的笑容。

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福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度时，这些“秦人”在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甚至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来，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但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人。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罔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

文明之间为什么需要交流互鉴

    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鉴。那么，文明为什么需要交流？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来理解。

    根源于文明路向的不同。“文明”是指人类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的总和。文明交流指的是主动地把自己的文明推介、分享给其他民族的活动过程。任何民族的文明都不是完美的。由于遭遇外部环境的挑战不同，文化禀赋的不同，思维趣向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对这一过程的揭示，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短短几百年时间，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本来是相互隔绝的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自己的伟大精神导师，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有先秦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后来这些地区各自迥异的文化形态。雅斯贝尔斯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精神的“裂变”过程，即不同民族如何“分有”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路向。

    在“裂变”之前，人类的精神虽然完整却蒙昧不明。“裂变”之后，沿着自己的路向发展，却难免走向偏执，陷入所谓的“相对真理”的困境。因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甚至整合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文明交流史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文化自我中心论”者。如19世纪后期，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化也同样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标准，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这种思想刚一提出就遭到“文化多元论”者的激烈反对，后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曾在或者正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立足于现实梦想的差异、文明交流的直接原因在于现实中不同民族梦想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文明交流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历史的沟通达成对现实的理解、和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可以说就是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和在时间上的继起而构成的活生生的画面。这些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延续，主要是由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支撑的。今天，中西方的沟通既是关乎未来的梦想的沟通，又是历史与文化的沟通。

    着眼于共同未来的应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问题、气候环境的异常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需要打破地域与民族的局限性进行深度合作，在文明层面相互启发与借鉴。“自视者不幸，自见者不明”，除了对自身文明固有的傲慢和偏见，人们又天然地对已有的文明有着“路径依赖”，这注定了此类问题在同一文明内部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在文明交流中知己知彼，扬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才有可能形成应对未来的新思维。

    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开放性，决定了文明交流的无限可能性。两种异质文明既可以和谐相处，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了兼容创新的动力，那么它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饽”，只有在真切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携手应对共同的未来！

（本文有删改）

    ①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等人领导的墨学运动，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从来就是短暂的。

    ②墨家主义在当时兴盛了大约100多年，GC主义在中国可能也会兴盛一百年。这两种理想主义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即被统治阶层深恶痛绝。墨家为什么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主要原因是：墨家是横亘在封建集权专制统治道路上的一座巨大障碍。不除掉墨家这一障碍，秦始皇就不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的大帝国就难以建立。因此，消灭墨家，便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③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想象得知。最近有一部《墨攻》电影问世，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开始是阻止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便成了主要是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

    ④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亡海外，东渡日本。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跨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士集团。

    ⑤对于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只有"焚书坑儒"，为什么没有"焚书坑墨"的事情发生呢？主要是当时墨家已经不存在了，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了，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了。

    ⑥当然，在焚书的过程中，墨家之书肯定是主要销毁的对象。秦王朝的统一对墨家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墨家集团从此一蹶不振。随着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牢固地建立，墨家再也没有复兴的气候和土壤了。

    ⑦墨学与封建集权专制是个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关系，两者形同水火，势不相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是墨家的最大克星，只要有墨家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存在，只要有秦始皇，就不会有墨家的存在。

    ⑧如果当年墨家力量战胜了秦国的兼并统一，中国历史就会改写，就不会是后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就会发展成另外一付样子。或许象欧洲，诸国并立，倡导民权，主张民主，文化科技繁荣发展。

    ⑨秦王朝和汉王朝是塑造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朝代，自此以后，中国走上一条王权愈发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蓬蓬勃勃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由思想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报纸广告、印刷广告、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如今，几乎在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广告的身影，它也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属于现代商业手段的广告已经相当发达。

    “当日晌午时分，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这是《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中的情节。

    也许主人公武松以及作者施耐庵对这个场景并不会认为有什么特别，但那面招旗其实是一张构思独特、创意高超的酒旗广告，“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更是巧妙地道出了酒的质量。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广告也随之产生。只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随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广告与商业经济都一同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中国历史五个时期中最鼎盛的唐宋时期，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善。

    唐朝国力强盛，相继出现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规模扩大，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齐头发展，为唐宋时期的广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广告丰富多彩，竞争加剧，使得广告的形式、样式远远超过了先秦两汉。

    在纷乱错杂的唐宋广告中，大概可以分为五种形式。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唐宋的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当属“招幌”。这种东西又称望子，原指布幔，后被引申为扩展的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是旧时商店的重要标志。如酒幌、理发幌、膏药幌等。除了“招幌”之外，唐宋时期的商人对招牌字号非常重视。招牌是商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是传家之宝，他们会倾全力来保护和珍惜招牌的信誉，因此在招牌形式与制作上也非常讲究。

    除了上述两种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告形式还有欢门、灯箱、印刷广告等。其中欢门就如同与目前搞大型庆祝时使用的冲气拱门，而灯箱广告则是在灯笼上题字用作广告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印刷广告，随着纸张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宋朝时期就出现这种新的广告形式，在如今能够看到的宋代文物中，大都带有私人标记，既有工匠的籍贯、姓氏，又有生产作坊的记号、产品介绍等。

    同样的瓷器，有铭文的总比没有的好。多一个铭文就会多传达出一份信息。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对广告的狂轰滥炸产生了厌倦，但假如是在一千多年前的瓷器上作广告，那就能让人耳目一新了。唐代的长沙窑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铭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花口瓶，腹上刻有“丁道刚作瓶大好”。这样的自吹自擂，一点也不比现代广告逊色。相对明清瓷器上的“玉堂佳器”、“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等等，却没有唐人的直率，反而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感觉。

    有人认为，瓷器上的广告说明了当时行业竞争的激烈。备受人们喜爱的诗词铭文瓷器的出现，也是行业竞争的结果。湖南望城县唐代铜官窑出土有几百件铭诗的瓷壶，诗的体裁主要有五言、六言两种，其中大部分是五言诗，有近50种字体以行楷为主，不见草书，更不见篆书，说明识读的对象主要是文化不高的广大群众。壶上已发现唐朝著名诗人的诗3首，而且，这些诗绝大部分未收入《全唐诗》。有人称这些诗为出土的唐诗，是陶瓷诗的鼻祖。

——节选自《探索·发现中国千年前的广告》

思想的空间

    ①思想需要空间，这是我在多年阅读以后忽然领悟的道理。尽管孔夫子早已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叔本华也教导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但背名言是一回事，明晰其中的道理又是一回事。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感到了为信息所驱使、所淹没的苦恼；读也读不完的书，看也看不完的报，使我们整天手不释卷，疲于奔命，依然欠下一屁股书债。望着日渐膨胀的书柜，总有几分莫名的惭愧和惆怅。虽说有些书本来是为了收藏的，但藏而不读的书正如存而不用的钞票，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浪费呢？

    ②我们时时为此苦恼着。

    ③作为思想的载体，信息是无形的财富，是战略的资源。

    ④如今的时代号称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使是在信息不甚发达的中国，每天也有两千多份报纸、上百种图书在印刷机上滚动，单是长篇小说，据说就已达日产两部的速度。不要说读，哪怕翻一翻，恐怕也要加快速度才行。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更是如凶猛的怪兽，时时考验着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更不要说小小寰宇正日益成为地球村，密密麻麻的因特网，打鱼似地将我们一网打尽，使我们只能在既广大又狭小的空间里挣扎。久而久之，我们不再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而成为一只地道的网虫。

    ⑤信息时代造就了批量的信息傻瓜。他们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在电视机前打瞌睡、在报纸缝里觅趣闻，是这一代“文化人”常见的姿态。他们看起来倒也刻苦，但有点像伊索笔下那只犹豫不决的驴子；从一堆草料跑到另一堆草料，不知究竟先吃哪一堆更好。不同的是，那只可怜的驴子死在选择的不确定上，而我们多半要死在无力消化上。或者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没有被信息撑死，但精神早已丧失，与死去又有多少差别呢？

    ⑥英国路透社下属的一家公司，对1300名欧洲各国的企业经理进行调查，有40%以上的被调查者承认，由于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调查人员认为，目前收集不少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据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测算，许多企业花费昂贵代价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只有7%真正派上了用场。仅在英国由于信息过剩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每年就要浪费3000万个工作日，折算下来，相当于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据统计，近3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5000年的信息生产总和。汹涌而来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信息上瘾与信息过剩现象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提供机会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一法国信息专家罗斯奈呼吁，要像节制午餐一样进行“信息节食”，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而不是它的俘虏。

    ⑧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套用一句：未经思考的阅读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人从今年4月22日开始发起“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迅速得到31个州的美国医生协会、小学校长协会、教师联盟等团体的广泛声援。我以为，不仅电视可以拒绝，过多的低质量的报纸可以拒绝，甚至大量泛滥的普通书籍也完全可以拒绝。吾生有涯，而学也无涯，怎能让思想和生命在低俗的阅读中消解和浪费？没有思想，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的未来。给思想留下空间，就是给创造留下空间，就是给我们的未来留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