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士节”

王学泰

    “士节”这个词有点“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知识能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们，再后来则指读书人。“士节”也就是“士”所应该有的节操，包括操守和尊严。用现代语言来说，“士节”实际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识的自我认定，士人在严守士节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作为角色意识的士节的形成于贵族社会，士在那个社会里是军人和下层官吏，社会要求他们必须自尊自爱和遵守某些原则，社会也为这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那时士遵守士节是极其自然的。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等级流动，士人存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士人对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与操守感到茫然，但士节还是保存了下来了，只是此后的士节的张扬不再靠制度、而是靠统治者的宽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识的坚守了。

    从历史的总趋势来说，专制越来越加强，导致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来越差。

    秦代以后，士节外部条件总倾向是越来越恶劣，士人在皇帝眼中越来越像奴仆，他们用刑罚和名利双向消解着士节。

    士节是士人的灵魂。这在两汉很突出，给后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两汉有的士人竟敢触动皇权专制制度下最为敏感的帝位问题。他们看到国家动乱和人民遭受的苦难，遵循原始儒家的“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理论，要求皇帝下诏“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表现出坚挺的士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中广大士人面对宦官的镇压与迫害，前赴后继，宁死不屈。两汉之所以士节高涨，这与汉朝初年，士人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的绝对专制，以及士人有意识师法先秦密切相关，另外汉代皇帝经常提倡与褒奖气节，于此也有一定的效用。

    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也有较安定的时候，但毕竟很短暂，社会动乱是主流，士人也像普通人一样把保持生命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颇有代表性。而竹林七贤，兰亭雅士，则是当生命稍有保障时便是抓紧时间享乐的典型代表。乱世的残酷现实与求生的强烈欲望交织促进人性的觉醒，士人感觉到纯粹的“本我”更重要，所以属于角色意识的“士节”被淡化了。

    到了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没有了忠臣，“士节”无由表现，晚清是士节全面低落时期。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 当然，清末不是完全没有坚持士节的士人了，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最典型的像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钖麟、秋瑾、邹容等等。他们既是封建传统士人，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有删改）

书画装裱

    书画装裱是伴随着书画创作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工艺。从现今保存的历史资料看，早在1500年前书画装裱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对于装裱浆糊的制作、防腐，装裱用纸的选择，以及古画的除污、修补、染黄等都有文字记载。在两晋时代，书画装裱进入初创时期，在选材、样式及技法上还不完善。南北朝时，书画装裱有了初步的发展，产生了卷轴这种装裱样式。唐代以人物、山水、楼宇为题材的大幅绘画勃然兴起，书画装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挂轴和册页这两种新的装裱样式。五代的历史非常短暂，但绘画艺术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画绢方面的扩大，大型绘画的创作就成为可能。一些作品成为屏风的装饰，而后人可能在屏风修理过程中，将其以单幅作品的形式进行装裱和收藏。

    宋代书画名家层出不穷，书画装裱飞跃发展。宋代帝王十分喜好书画，在宫廷内设立翰林图书院，以奉绘事；同时又设立专门装裱书画的作坊，制定装裱书画的格式。此时，书画装裱工艺进入成熟阶段，装裱样式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著名的“宣和装”手卷。随着丝织技术的发展，各种质地花纹的织物为书画装裱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被广泛用作装裱材料。不过，著名书画家米芾认为：绢比纸耐磨，书画展开和卷起过程中二者相互摩擦容易导致书画磨损。因此，他主张以纸来托裱书画，他的这种观点对后世书画的保存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是我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书画装裱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朝皇帝把仁智殿作为御用画院，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画裱糊的机构。此时，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通晓诗文书画的文人雅士，文人画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以苏州为发祥地的“苏裱”开始兴起并广受推崇，书画装裱出现了“普天之下独逊吴中”的景象。在书画装裱样式方面，原有的手卷、册页等装裱样式更加完备，挂轴已经基本定型并开始普及，万历年间在挂轴的基础上，产生了对联这种新的装裱样式。在装裱理论方面，明代周嘉胄所著的《装潢志》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书画装裱理论著作。

    书画装裱因为所在的地区以及使用的工具、材料的不同，加上装裱格调、工艺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清朝出现的“京裱”与“苏裱”一起成为中国书画装裱的两个主要流派。“京裱”古朴庄重，讲求防燥、防裂；“苏裱”工艺精湛，用料考究，讲求防霉、防蛀。直至今日，这两个流派仍然影响着中国的书画装裱。书画装裱能够很好地表现书画的艺术魅力，使书画得以长期保存，在繁荣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五牛图》《清明上河图》等珍贵名画能够幸存至今，很大程度上是经过装裱与修复的缘故。经过装裱的书画，牢固、美观，便于收藏和观赏。

知耻则有所不为

    耻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它萌芽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尧舜禹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对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立足于人的个性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从向内的方向看，首先，它强调个人的修身，要求内省、慎独、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这一点构成了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次它激发人的奋斗精神，“行已有耻”，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形成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这天下三德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实践，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楷模，造成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一种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再次它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最终则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

    从向外的方向看，耻感文化对人的一个基本行为要求就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这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次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特定社会中的道德规范是耻感发生的外在依据，因而“以何为耻”是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凡是缺乏道德、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耻感文化的生理基础在于人的物质个体对外界的反映和反应；它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它的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所达成的共识。中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义、廉、耻，是由于古人早已认识到人的内省和自律对控制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作用，因而才有“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的论断；也认识到无耻之徒为一已私利而不惜、不怕损害社会的利益，因而也违背了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公德和普遍的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发掘人的羞耻之心，从根本上使人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力继承和弘扬。

（选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据统计，2014年至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共43起。其中，年3月以来就有26起，发生地从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广西、云南，从东北辽宁，到南端省份海南。

    年日本文部科学社对已经认定的校园欺凌事件的统计表明，近年来，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发生频率呈激增之势。

    校园欺凌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其中直接欺凌包括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间接欺凌则指通过散播谣言、利用人际关系、煽动他人恶意对待等方式，将受欺凌者排除在某个团体之外。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将欺凌视频或受欺凌人的行为公布在网络上为特征的网络欺凌也成为一种主要方式。

    校园欺凌多发生在楼梯拐角、厕所、寝室或上下学路上，这类环境几乎没有外力控制，青少年很容易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行为。一些帮派仅由在校学生构成，他们出于对社会帮派的好奇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自成一派；另一些帮派则极为复杂，不仅有不同年级的学生，还有成人势力等。

材料二：

    某重点中学的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貌、成绩等不是他欺负别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认同。“一般学生没人欺负，容易被欺负的是那些让我们感觉有点‘假’的人”，“说话方式让我不喜欢”，或“看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

    旁观者也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

    多位专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长特点，校园状况是外部社会的缩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环境的直接反映。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这种方式。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寇彧看来，家庭中专制、放任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造成学生的不良行为，孩子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偶尔做出的越轨行为也得不到有效纠正，久而久之，欺凌者习得了攻击和伤害行为，被欺凌者习得了逆来顺受的应对方式。

材料三：

    2013年，日本参议院通过《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此外，文部科学省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扩充学校咨询机构及校园社会工作者的规模，并设置24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

    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政府组织和网站，帮助学校解决欺凌现象，同时将反对欺凌、骚扰、歧视、暴力的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是国家命名的“反欺凌日”。

    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开始自发地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广州市“青年地带”于2012年启动了反校园欺凌服务项目，他们与政府合作，对海珠区12所学校每校派驻两名社工。“青年地带”正在筹备开发一个名为“校园零欺凌”的APP，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实现对校园欺凌真实情况的评估。

干栏居

    干栏居是一种将房屋用桩柱架离地面的宫室形式。《新唐书·南平獠传》称：“山有毒草、沙风、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栏’。”《说文》中的“泽中守草楼”也应是干栏形式，与其认为干栏居是巢居的演化，倒不如说干栏居就是巢居的一种较高级形式，并且与楼阁的起源有着密切关系。

    干栏居以下部架空的桩柱或“干栏”得名，但与上部房屋的结构形制并无确定关系，故就整座建筑而言，干栏居并不能算作一种结构类型。

    浙江余姚河姆渡，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第四期原始聚落遗址上，发现了现知最早的干栏居遗迹。桩柱可分为圆桩、矩形桩和板桩等，直径或边长在10~20厘米之间，入地60~80厘米。桩柱上用主梁和次梁架起厚约10厘米的地板，一般高出地面80厘米到1米左右，地板以上的房子为“长屋”形式，进深约7米，檐下还有宽约1.1米的室外走廊。

    河姆渡干栏居的“长屋”，是长江流域史前的一种特殊的家族聚居形式，即以家族长辈的房子为中心，左右毗连的小辈房子“一”字形延伸开来。河姆渡干栏居的长度约30米，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安徽尉迟寺长屋遗址长达25间，有80米左右，浙川下王岗长屋遗址竟长达100米左右。此外，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干栏居（相当于商代），主体建筑面积在1200平方米以上。

    干栏居也可建于水面上，如湖北蕲春毛家嘴遗址（相当于西周），便是在水塘上立桩架屋的。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结构构件结合部位，是一种榫卯的结点构造。梁与柱的交接，是在梁端或柱端做出榫头，有燕尾榫和销钉榫等，较之巢居的绑扎技术迈进了一大步。板之间的连接已用企口技术。这种榫卯构造在蕲春毛家嘴干栏居遗址中用得更为娴熟。榫卯就迄今掌握的材料看，最早发现于河姆渡的干栏居遗构中。

    干栏居及其长屋，广泛地存在于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等古代稻作文化圈中，并一直沿用到近世。从河姆渡遗址中的榫卯构造可以推定，中国古代木构宫室产生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在长江流域，这里的宫室建筑以先进的榫卯构造方式，取代了原始的绑扎构造。

（节选自《中华文化通志·建筑志·宫殿建筑》）

    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上无法回避的存在，他所处的中唐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点，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互相激荡中，中国文化应该沿着怎样的道路发展，韩愈给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所选择的路径对中国后期的社会文化影响深远，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努力与过程，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愈在思想文化史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汲取分不开。韩愈非常注重对经典的研读，把学习、研究经典作为求道、治学的基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对这些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他知识架构的基础。在把握儒学思想的精髓与源流，深刻体会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具有独立的批判能力之后，韩愈进一步泛览百家。这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学养更加深厚，为他的文化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愈接受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其研究性和批判性。他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思想依托，以渊博的四部学问为基础，常常以审视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他的学习充满主动性，“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钧其玄”，提要、钩玄的过程其实就是概括、提炼、思考、领会的过程。他对一些古代著作如《论语》等，都下过校勘、注释、疏解的深细功夫。对诸子百家的学说，他也有一个比较、辨析、批判、吸收的过程，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学术见解，成为建立其道统思想体系的基础。

    在韩愈的时代，传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抉择，这种挑战来自于佛老二教，特别来自于异域的佛教。唐代的官学虽仍以儒家经典为主，但就民间和知识界的信仰与风尚而言，佛教实有风靡之势。在这种沧海横流的大势下，韩愈“障百川使东之，挽狂澜于既倒”，以勇毅之力排击异端，护持道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理论上，他著《原道》，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批判佛老二教的蠹国害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儒家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贡献，提出儒学的道统以与佛教新禅宗“教外别传”的统绪相抗衡；在实践上，他逆批龙鳞，谏迎佛骨，反对官方对佛教的宣扬。他以势大力雄的横制颓波，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争取了空间。韩愈虽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但他对佛教的思想方法甚至佛教徒本身却并不简单地排斥了事。陈善认为，韩愈赠浮屠诸诗文中，有着引导佛子改弦更张、归顺儒道的良苦用心。

    在韩愈的文化思想中，一种植根于传统，但又注目于现实的品质极为突出。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文献材料，而是先贤的智慧和灵性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富有意义的创造，蕴含着文化精英们的现实关怀和智慧灵光，因而时时可以给人以启发。对于传统文化，韩愈注重融会贯通其精神，而不株守其内容。他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摄取先贤智慧，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源，因而他对传统文化往往有新的认知角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创新。

（选自杨国安《韩愈的传统文化观》，2019年2月16日《光明日报》）